西方文明经历了一次次毁灭与重建，近代技术革命使西方文明高歌猛进，独领风骚。中华文明虽从未断裂，却也没有大踏步向前，反而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今几乎被西方文明淹没。因此，近代以来的文明学研究，美国、英国学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但他们的著述没有给人类文明带来多少正能量，反而徒增了不少矛盾、冲突与危机。现代文明早已成了反噬人类的工具，在摧毁地球生命。
文明是人类灵魂的生发和皈依，是人类生命的本源和精神的活动场所，是人类思想、行为、精神的操纵者，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着力点。历史文明是人类智慧凝结成的宝石，它蕴藏着过去，指示着未来。要实现天下文明，首先需要确立一种适合人类未来、并能让世界走出困局的文明。但在西方文明横扫世界的强势下，文明学研究早已深陷泥潭、无力自拔。只有认清现状、找到真经、实现突破，才能改变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现状，纷纭杂乱失本失真
如果忘记曾经拥有的文明，人类就可能遭受奴役；如果不去了解人类文明的前世今生，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灾难必会重新上演；如果失去文明，人类必定生活于野蛮之中……人类文明应该向何处去？现代文明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应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学术研究首当其冲。
学术是人类文明的风向标，是提高人类社会新陈代谢功能与造血功能的千金方，对世界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决定着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应摆在治世的首要位置。张惠言有云：“上古下今，所思不远，诵经绎史，其乐在斯。”历史，为研究人类文明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可明万事之所由始，晓利之所由生，知弊之所由成，会乾坤之理，通难知之意，发难显之情，适天下之用，需下大功夫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然历史浩如烟海，终其一生，也不可能通晓一二，但只要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比较视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审视历史的演进脉络，就会发现史之核心所指在文明，史之主脉所在在文明，史之未来所向在文明。而千百年来的学术一直陷入文明理论层面，在不断制造事端。困于历史文明表象的研究，只会让历史重复历史。只有寻到文明真谛，方可高屋建瓴，善谋长远。
《尚书》曰：“浚哲文明”，四千年前的中国就提出文明一词，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二战之后，随着世界秩序的改变，不同地域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心已逐渐转变到文明的研究上，之后波及到中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必然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世界问题凸显，文明学研究也越来越迫切。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谁想熟悉和影响现今的世界，他必须花点力气在世界地图上识别现有的各类文明，肯定它们的界限中心和边缘，弄清每一个文明中各地域的区划和气氛，和那里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生活方式，不然那将会出现多少过失和灾难。”与历史文明决裂的进步，根本不存在。只有研究好文明史，才能找到历史所处的位置，全面理解当前的世界，为未来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
西方在物质技术强势下，极力使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流文明，用西方的文明观、价值观成立新的国际秩序，有关文明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如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著，其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科技等领域。斯蒂法尼亚·斯塔夫第、费德丽卡·罗马尼奥利《图说世界文明史》通过艺术、宗教、文字语言和社会的视角，描绘出不同文明的千年全景。丹尼斯·舍曼、A.汤姆·格伦费尔德、杰拉尔德·马科维茨《世界文明史》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全球文明在各个地理区域此消彼长的过程，以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为线索，图文并茂地展示六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缘起与发展，辉煌与衰落，每章聚焦某一个或几个文明的发展情况，囊括政治、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等多元角度，体现同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如此等等，这些学者用大杂烩解读文明，乃交响乐团，虽能演奏出不同的声音，但无文明之主题的旋律索然无味。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成熟的文明导致更高度的压抑，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他对人类文明有了质疑，幻想应该产生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
西格蒙德·弗罗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同样认为，人生目的无疑是追求幸福，但从本质上讲，人的幸福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人更容易体验到痛苦。文明产生的必然性就表明它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文明发展以对进攻本能的压抑为基础。文明对人类无多大价值，“整个努力不值得这样劳民伤财”。马尔库塞、弗罗伊德的观点虽然与实现很合脚，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所在，但局限于人性研究文明，一叶障目，难见森林，才会对文明茫然失措。
彼得·霍尔《文明中的城市》以城市为切入点展现不同板块文明的全貌、研究文明的来龙去脉，如书中所言，“城市的黄金时代是珍贵而特别的光明之窗，只能惊鸿一瞥”。他旁征博引，紧贴历史，围绕文化、经济、创新、规划、技术等主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答“文化、创新和城市秩序”三个核心问题。他提出，我们理应进入一个真正的城市黄金时代，一个大多数人享受空前的财富，享受他们生命中从未出现过的财富的时代，然而大多数人却被困在可怕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中，结果就是高度的创新性与悲惨野蛮共存。由此可见，西方文明研究已陷入泥潭，不知未来的路在哪？
今之学术界对文明解读只有一个套路，就是以物质为基础，谁强大谁文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用比较文明解读历史、阐明东西方在文明方面的主要差异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他认为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无止境过程：“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必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急起直追。“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他提出智慧和道德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由此遐想，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都会同时增加份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盛世。
美国是缺乏文明史的，美国政府最缺失的是公德，一直在制造野蛮，福泽谕吉的眼里却成了最文明的国家，甚至幻想把这种公德推广到全世界，实属幼稚。数千年来，日本是在中国文明的熏陶下一路走来的，中国与日本却都成了半开化国家。福泽谕吉把物质当文明，即“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在引导人们去追求财富，却又幻想把私扩大为公走向太平盛世，是无望的苍白。福泽谕吉的文明观符合西方人的文明观，在日本十分流行，影响深刻。在这样的伪文明的引导下，崛起的日本学起了美国，搞势力扩张，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文明撕地粉碎。用社会的发展代表文明的进步，这也是西方文明史与现代文明的共同特点与真实写照，这样的文明研究不能改造世界，只能增加冲突，加快人类社会走向万丈深渊的步伐。
汤恩比对西方文明的灭亡已无可奈何：“文明的死亡是一种悲剧，但是当一个文明已经僵化到无法自我更新的地步时，这种死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永远存在，所有的文明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他却不知建立在物欲、宗教、权利、竞争之上的文明必然会走向崩溃。
西方历史文明几乎是一个模式，西方学者对文明的研究也几乎是一个套路。无论是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幕落论，给世界带来的都是混乱与灾难。充分说明了一点，他们对解决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对构建人类文明的未来无能为力。
文明研究之根本任务是找到冲突、幕落之因，推动文明之进步，若是把其看做史之必然来研究，只能起到反作用重复历史。这样的著述影响越大，对文明的破坏越大，世界之所以如此糟糕就是因学术的无力，迷失了正确方向。这些无益于未来文明的研究著述越多，引发的竞争、矛盾、冲突也越多。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一般说来，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所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事。”受文明的特质所局限，西方的文明学研究早已重复于僵局，很难出现有益于人类文明未来的新成果。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不断，必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质。而中国在文明方面的研究同样不尽人意，未见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孙中山在《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中说，“中国的文明，古时进步很快。欧美的文明近来进步很快。推求快的原因，都是因为有正当的学术，有正当的思想。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和思想不正当上。不正当的地方，简单地说，便是大家以为行很艰难，知是很容易的。这种思想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近代革命家孙中山为中国的历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孙中山把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是不正确的。其一、“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这两种观点是相对的，强调一方，否定一方都是错误的。因知才能做好，因不知所以难行。对于已知的知识，学理论易，把理论用于实践难，是“知易行艰”。比如，知射中靶心的道理易，练成百步穿杨之功难。对于未知的知识，因为不知，才会用各种办法去解谜，用行来了解未知的知识，已达知，行先于知，是“行易知艰”。比如，知太阳会发光易，研究太阳如何发光难。
其二、近代的欧美、日本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技术、扩张掠夺之上的文明。物质体现文明，但文明不依附于物质，物质的进步不代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如果说，物质技术代表文明，那么，明天永远比今天文明。“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就无法成立，古文明更无从谈起，整篇文章则自相矛盾。
其三、孙中山把“知易行难”的学术思想认定为中国文明不进步的观点不正确。近代西方学术，百花竞开，新思想很快的得到认可，很快的向世界传播，人才总能一鸣惊人。中国在这方面就显得滞后。对此，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悲叹万分，愤然作诗曰：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无力改变历史现状，只能无奈的把希望寄托给天公。因此说，造成中国文明不进步的真正原因不是知易行难，而是不科学的社会体制与不正当的思想文化。
政治基于正确文化，文明则进步；文化依附于政治，文明则倒退。“中国的文明，古时进步很快”，是因为三代政治建立在禹文化之上，政治服务于人。秦汉以来，文化成了政治统治人的工具，文明岂能进步。文明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坐标，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人们对世界、生命、价值的认知就会出现危机，文明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二千年来儒释道不仅搞乱了政治，腐败成了历史的通病，也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中庸禅悟之下的社会没有了文明思想与进取精神，科学技术无人问津，历史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孙中山则对孔孟之道倍加推崇，他提出的“大同”论源于孔子，称“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即要照搬西方，又要倡导孔孟，矛盾的心理能改变中国？
袁行霈、严文明等出版的《中华文明史》，可谓是中华文明学研究的开山之著，是北京大学从1999年开始，在教育部“985”工程的支持下，从文、史、哲、考古四大专业方向中筛选了36位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的学术著作。本书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为三大支柱，系统描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为研究重点。书中认为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体现者。但把中华文明解读为是由一大帮历史人物创造的，难免会偏离文明。文明形成的关键点不可能是多个，但幕落节点会有多个；文明的缔造者不可能是多人，而破坏者却是一群人。夏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定型期，本书有47个章节，只用了一个章节“第二章：中华文明的肇始——夏”，草草了事，对夏文明的解读也只是个皮毛，之后的所有论述无根矣。
书中强调：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趋势可以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是尚待完成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但却不知“打开国门”，抛弃自我，西方文明正在一步步蚕食中华文明，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今还要怎样打开国门？文中的中华文明对现代西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未来世界更没影响力，又如何“走向世界”？
2009年，刘东《中华文明读本》，书中涉及社会、信仰、哲学、科技、饮食、民俗等多个主题，但对中华文明的源头研究匮乏，无根难知文明本像。2010年，陈建军《中华文明》中说，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 ，持续了1500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以及罗新慧2012年《探索中华古文明》认为，中国为进入文明时代进行酝酿的时期正是考古学上所命名的“龙山文化”时期。以分布区域广泛，文化内涵丰富为主要特色的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文化。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龙山文化以外，其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扩大了分布范围，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迅速发展的结果。书中说：“一般都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开始逐渐形成。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中华文明的开端与发展是跟夏朝、商朝和周朝密不可分的。” 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定型期，也是中华文明的流金岁月，应是“探索中华古文明”的重点，却被学者们忽视成一个匆匆的过客，寥寥数笔少有研究，失去核心的文明研究能有多少价值。
张国硕2013《文明起源与夏商周文明研究》重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夏商周三代文明起源与发展、早期城市的发展历史，并对夏商夷三族关系、夏商都城、商周国家军事防御体系、出土甲骨的性质等进行专题研究。其中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支多源说”与“豫陕晋相邻地区主线说”，夏商周三族起源地毗邻且分别位于豫西、陕东、晋南的观点，新砦期为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夏都位于颍水上游地区的认识，夏商时期施行主辅都都城制度的论证，盘庚从郑州商城迁往殷地、殷都经历了盘庚之殷到武丁之殷演变的论述等。看到的同样是皮毛文明。
被称之为当代史学北斗的李学勤2015《夏商周文明研究》从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中国青铜时代与古代文明，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虞舜开始，到甲骨学研究，简帛学研究，学术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等方面，多角度解读文明历史。内容虽包罗万象，看到的文明也只是一些浮尘，同样是避重就轻，给文明捣乱。
何新2019《中国文明的密码》（现代出版社）对中国的天文历法、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名章制度、语言器物等诸多方面进行微观考查，探寻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符号背后真实的历史演变。其文虽然涉及面广而深，但缺乏对国家的形成及国家形态研究，要打开文明的密码很难；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对历史作用、对实现未来的影响研究，要探寻基因文化的历史演变很难。
闫德亮 （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华文明探源论丛》是精心遴选近10年来部分学者在《中原文化研究》期刊“文明探源”栏目刊发的75篇学术文章，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多个阶段的相关学术论文，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从宏观视野审视促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动力，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生成机制的相关研究；二是聚焦于都邑性聚落与早期国家诞生的相关研究；三是从微观视野考察双槐树、二里头、良渚和三星堆等遗址，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形成文化基因及其特点的相关研究；四是探讨古史记载和考古材料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文明探源中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相关研究。其中收录了，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许宏；二里头—二里岗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韩建业；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万舞的关系—何驽；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曹兵武；关于夏代国家产生的若干理论与实证问题—沈长云；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刘绪；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魏继印，等有关夏文化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中的夏文化与真正的夏文化不啻天渊，何谈“中华文明探源”。
西方学者研究中华文明难免要受中国学者的影响生产“全而无主”著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2012年《中国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从中国政治文明史与中国社会文明史两方面入手，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各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队、都邑、风俗、皇帝、农民等方面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人勇于进取，虽历经磨难，仍以开阔的胸怀包容四海，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所长，并能尽自己之所能，毫无保留地将中华文明成果推向世界。葛兰言与西方大多数学者一样，其文能面面俱到，但缺乏对中国文明形成于什么年代、定型于什么时期、如何流传、如何滑落、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及对实现、未来的作用研究，同样会把人们带入歧路。
冈村秀典2023《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从三皇五帝开始梳理中国历史，结合考古出土的材料对照，最终落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大禹”，明确肯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二里头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分布区域为基础，向其周边略有扩大，即以王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半径不到一百公里的范围。”提出夏王朝是中国文明的起点，回应“前些年在日本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意见仍根深蒂固，在出版界可以说只要是谈到‘夏王朝’，必然加上‘谜之’和‘幻之’的修饰语，学术论文中甚至将‘夏王朝’作为禁忌标题。”其文涉猎广泛，虽未还原“中国文明的原像”，却坚定了夏的存在，确立了禹在文明中的位置，但此一点，就难能可贵。
中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多局限于“故事文明”“文化文明”“历史文明”的框框内机械的、重复的研究，始终不知中华文明生成于何时，与哪些伟人有关；始终不知中华文明的模样，与哪些体系有关；始终不知中华文明为什么会走下坡路、与哪些朝代有关，没有文明主题与核心、失去民族主心骨与精气神的研究，皆未能构绘中华文明之全貌，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很难对人类未来秩序产生作用，致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精神、文明生态，无法达到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匹配，不能影响中国，更无法走向世界。中华文明能延续几千年，是因有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为支撑，只有构建起这套体系，才能真正读懂文明。通叙历史只能重复历史，掉入泥沟只能滚一身泥，再无其它。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与世界霸权稳定论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和世界秩序中心位置。许多人被洗脑和自我洗脑的以西方为中心、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 “拿来主义” 甚嚣尘上，一些人对中华文明的误解也达到了顶端，丧失了民族自尊和文明自信。致使西方文明处处占据主导位置，中华文明时时位于被动状态。西方文明通过各个渠道向中国的各个器官、细胞输送甜品，这些甜品像高血糖一样侵蚀着五脏六腑，出现了机能运转受限，生命活力衰退，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不同步不相容等并发症。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也成了中国之祸根。凌云剑就指出，“当今之中国，诸弊病之根，乃丧德逐利。逐利则失义，丧德则国危”。中国人的自身文明认同丢失殆尽，文明西化的趋势不知何时能回头。国家很着急，先后出台系列重要文件，学者们也很着急，不分昼夜争分夺秒，但着急是没用的。目前的研究与宣传吵的沸沸扬扬，不亦乐乎，却如同在用石子击水，无论举起多大的石块，用多大的力气，击起的只是一些浪花。人们看到的也只是小小浪花，看不到文明的海洋。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要有塑造整个人类未来理论框架、认知框架的神奇文化，要有对世界具有真正冲击力、改造力的优秀文明，更要有能提升人们内心素养、人生品味的伟大精神。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站得住、立得稳、走得远、永葆青春，不是靠经济，也不是靠军事，而是靠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文化、是文明、是精神。
如今，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西方文明反而在中国成为历史主角，与这些学人对中华文明模糊肤浅、偏面错误的解读关系很大。“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入世”，不只是易中天一个人的声音，是残酷的现实，是学者与政治家的功劳。中国文化不能入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研究存在重大失误，学者们口中的文化是无用文化。之所以这样，归根结底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方式、方法不够全面，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传承、发展及影响缺乏深入研究，对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缺乏深刻剖析，对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的伟大作用缺乏深刻认知，缺少对中华文明整体的、脉络的、理论的、形态的、准确的、清晰的深入研究，而无法辨别真假文化。结论只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著述皆无根浮萍！历史、文明、文化研究，不管写的有多么静美传神，若不能用其论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错，为未来文明指明方向，都可视为伪。
与其一知半解，不如一无所知。真经只有一部，带来光明；杂经却有无数，制造祸乱。文明的创造者是人，传承者是人，离开了人言文明，都会陷入哲学层面的空谈。空谈最无用，只把罪恶生。只有在真文明镜前，能发现弊端，比较优劣，择善而从，指导未来。二百年来，世界文明学研究前仆后继，大家无数，著述如山，均非真经，带来的不是光明而是冲突，不是安定而是混乱，文明与秩序在走向崩溃。只有把这些著述格式化，跳出“鬼打墙”式的研究套路，让文明获得新生，人类才能自救。
文明静，世界宁。找不到文明真谛，就找不到病因，文明学研究会一直混乱下去。现代文明形态和全球治理理念已经难以解决世界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史论史的著述，只能诱导混乱重复历史。因此许多西方学人把目光投向了东方。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物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罗素指出：“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毁灭）这一结局。”中国统治世界是胡诌，但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智慧，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代文明之弊端也是西方文明之弊端，其自身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弊端，只有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方案。为此，很有必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问题：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影响力如何？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改变自己一个多世纪，如今中华文明在中国已丢失了一大半，逐渐被世界边缘化，事实证明，学术界口中的中华文明虽有久远史，却无影响力。中华文明以什么样的面孔走向世界、改造现代文明？仍然是个大难题。
开展对中华文明全方位研究，对重塑史学体系、学术体系、文化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人类走出困局，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不能再在错的方向耗下去了，必须换个频道才能使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与反映，实现对人类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反思，中华文明才能真正担起改造中国及世界的重任。
探索，确立正确的学术观
不破不立，破什么，立什么？需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历史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是增强中国人自尊、自信、自强、骨气、底气、豪气的不二法宝。而二千五百多年来人们对历史往往会得出一些片面、错误的认知，以废为宝。中华文明必须要有一个真实、全面、清晰的面孔展现于世，才能从幕后走向台前，独步天下。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就必须打破原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像小学生一样拜历史为师。
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人类探索自然、改造自然、向前发展的一把钥匙。弄清历史与历史、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内部联系，寻找历史的运动规律，破译文明的波动密码，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课题。为此，有些学者把历史进行了分类，其目的是为全面阐释历史，寻找文明的真谛。但无论怎么分类都是不全面、不确切的，历史就是历史，她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要想通过分割法一概而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张荫麟治善于理论建构，一直被“天才”“通才”“第一流史家”等光环笼罩，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他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论解读历史，却得出否定这种历史哲学或历史发展理论的结论。他说：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非由于两阶级之争斗，亦非由于新生产工具之发明。事实所示，不过如是:在纪元前六、七世纪间.....凡此皆与阶级斗争、生产工具之新发明，或理想之追求无与。即此一例，已摧破......马克思之一切幻想。有人指出，“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是反历史哲学的”，“皆显得草率而迹近武断”。这就是套用理论、分类研究的结果。
人们更爱用切段法微观、局部的视角去看历史，更多的误判就这样产生了。以至对文化、信仰、文明、道路这些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得出模糊的、错误的观点。一段历史有自己的使命，但它不是割裂的独立存在。一件事情要受个性、素养、目标、环境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事情结束了，但其影响还在继续着，这就是运动的绝对连续性。历史、文化、文明同样如此。
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的《中国文明史》一书，就将古代文明切割出文字与青铜器两大块。以此为基研究文明起源，必挂一漏万也。他们对历史的脉络也进行了切割，上古时代的“中国”，开始从新石器时代谈起，到中国文字的起源，至青铜时代的出现，之后进入商朝及西周王朝。不谈夏，商周从何而来，文明无根矣。在研究历史的运动规律时，只有采取全息的、不间断的运动理念，才能发现最接近真相的规律。当然，这只是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因素。
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一些人类学家便把猿猴锁定为人类的祖先，并被中国人所认可。于是，更致命的错误产生了。新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由石器时代的匠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开始。再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时代，即大约在5000年前，人类逐渐从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出现，而国家的出现正是文明产生的标志……证明了中国的确有5000年的文明史。
也就是说，上古人类还处于进化期，是愚昧的、粗野的，是人类的孩童时代，除了打打杀杀的占有地盘之外，根本创造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思想，甚至会得出“文明进化论”之怪论。中国人到了春秋之时，好像才突然进化成功，并出现了不少比今人睿智百倍的大人物，成了人们书写历史的重头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造物主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唯独缺失进化的标志。可以肯定说，天地造物不会出半成品，任何一个物种来到这个世上之时，各个器官就已达最优状态，过一点亦或少一厘都不完美，一直到从地球上彻底灭绝，各种体征都不会改变，更不会有升级版的出现。世界也正是因万物有其稳定的遗传基因而繁荣延续，否则一切都会乱套。同样，人类自诞生起就站立在了这片广袤的原野上，行走于丛林之中，为了生存，人类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期。站稳脚跟后的人类也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诸如：天地万物是如何形成的？太阳月亮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它们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暗能量是怎么回事？人又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虽然当时的科学技术同今天无法相比，但他们对宇宙的感知力不比今人少多少，他们的文化是几十万年一代代人智慧的积累和结晶，怎可小瞧！
学术研究除了受客观与主观影响外，还会受到政治影响，致使学术研究成果失去根基而成空中楼阁。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学术只有脱离政治才能存活，淡泊名利才能生长，接近百姓才能结果。而二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皆与政治相关联，受专制所限，言论被钳制，人性被束缚，思想被捆绑，远离了百姓如一潭死水难以开花，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屏蔽状态，至今还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一个禁锢思想的民族，注定了其悲哀凄苦的命运。汉朝儒术成了正统，隋朝佛教肆意横行，唐朝道教成了国教，幕后黑手都是政治。儒释道成了中国人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三教蔽目”的人们无力去攀登更高的山峰，无数才子佳人只有把精力用在诗词歌赋之上。道教反对学术研究，“无知无欲”“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儒教同样，“极高明而道中庸”“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佛教灭心志，“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说教之法乃画饼充饥，终不能饱。中国人勘天役物的探索创造精神被“乐天知命”的“无为无知”“无欲无求”思想所替代，争权夺利的窝里斗淹没了一切。学术的受阻，造成文明的倒退，导致中国的落后与挨打。使得孙中山大呼：“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有其强大学术的支撑，一个学术落后的民族只能处于被动的劣势。中国学术只有披荆斩棘开启一扇智慧之门，才能重振中华文明辉煌！虽然历史疑问多多，现实问题多多，但只要抛弃一切干扰，打破现在的学术机制与固有的学术壁垒，站在古人与今人有着同样智慧的平等立场看古代史，站在宏观、全局的高度，用全息的、不间断发展的目光才能避免出现主观错误与客观错误，走出鬼打墙摆置的龙门阵，看清历史的模样，走进文明的大门，然后从思想、制度、实践三维角度结合自然、社会、百姓三个层面及人为因素、国家体系、文化变迁三个方面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入研究，采取以史料为入口，以文化为主线，以文明为考量，既重视中华文明体系的梳理，更重视文明体系施行状况和效果，动静结合，还原和再现中华文明体系演进发展的历程和实际运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视野认识中国文明史走过的社会形态，明白中华文明为什么生生不息流传至今，知道中华文明为什么一直在走下坡路，从本质上清理历史给中国留下的沉重包袱、坎坷隐患，从本质上寻找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建构中华文明重大理论基本表达体系，解决学术界在中华文明理论方面重大命题研究肤浅、整体逻辑体系零散不清，核心表达范式凝练不足等问题，推进中华文明理论话语地位的确立。同时，牢固持秉当代意识，立足现实未来需要，在理论价值之外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潜在与显在战略价值，归纳与探索出能为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提供理论支撑的有力成果。
坚守，文明复兴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古往今来，人们追寻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由远古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至无数后代子孙卷帙浩繁的历史著述，无一不是在追寻文明的源流，传承发展新的文明。从最早的“整威仪东南行，求阳翟夏王之古都”的“少康中兴”，到商朝“维禹甸之”“缵禹旧服”、周朝“陟禹之迹”“我有夏”，再到春秋孔子“克己复礼”、老子“民复孝慈”，从汉班固“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到宋朱熹“三代之隆，其法浸备”、清末“复古维新”“复兴三代圣人之治法”，再到如今“中国梦”，复兴成了无数华夏子孙共同理想。所谓复兴不只是民族地位、综合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国民幸福感的提升，说到底还是文明的复兴。
文明复兴的基础与保证是文明认同与文明自觉。文明认同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拥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明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坚定信念，关乎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道德风貌。有了文明认同，才有文明自信、文明自觉。建立在文明自觉、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基础上的复兴，既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力、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中国的文明思想、文化观念、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断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过程。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优秀文明的积极引领，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实现文明复兴首先要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讲清楚中华文明伟大在哪，灿烂在哪，优秀在哪？从而实现文明认同与文明自觉，让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人心不古”是中国历史与当今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所谓不古，是指社会文明不如以前了。那么，古文明是一种怎样优秀的文明而令无数人心神向往？什么人缔造了生机勃勃的华夏文明？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华文明一直在走下坡路？面对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历史现状，难道华夏文明就只有节节败退这一条路可走？复兴的号角再次吹响，我们又将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托起华夏文明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一路远航？
文明起源很漫长，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其对实现与未来的意义不大。文明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活动结构，文明体系才能形成。因此，文明形成应以国家建立为入口，研究的重点应是文明体系的确立。中国最早的朝代是夏，夏的核心是禹。一代代古人提倡的“复兴三代圣人之治法”，归根结底是禹之治。夏禹文明深深浸染于中国人的知、情、意、思、行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最突出的内在性格和精神风骨，是中国进步的内在基因，是我们赖以发展壮大的动力，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骄傲。
基于此，学术研究在整体内容框架上，要以夏禹文明的形成为切入点、关键点，贯串整个文明基础理论体系，结合历史全局，实现中华文明基础理论在重大问题取得突破的同时，在整体性与系统性方面也获得全面推进。在表达形式上，通过跨学科范式借鉴思辨创新，建立新的文明学术体系。通过对夏禹文明体系的形成及变迁历程的梳理，弄清中华文明的历史作用，中华文明面临的问题，中华文明与世界的关系，探寻中华文明崛起新途径，从根上纠错走对路子，从灵魂深处改良转变观念，实现中华文明与时代接轨，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实现中华文明与国际接轨，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武力与扩张，而是靠中华文明的强大感召力、吸引力、同化力和转化力。《易经》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德，观察天文知时空变化，考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天文与人文相辅相成，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完满的文明社会。古老的“原生态文明”理论，更有助于重新解读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虽是一种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一种年轻的文明。只有把古老传统观念与现代学术思维相结合，才能全面阐发独具特色、独具魅力、独具价值的中国文明。否则就会错失去真正的文明，以劣为宝。
如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言：“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汉而下，迄至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他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没有错。但他以此推翻前人的正统论，提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即“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以前的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思想是倒退，指出唐虞以前人类“异于禽兽无几”，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三代“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沈酗”、“淫奔”、“黩货”，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从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确立了正统体制，“世益降，物益备”，“天下帖然受治”，人类文明今未必不如昔。因此，他得出封建君主不能变，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个别的方法与观点。如此这些，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无力挣脱，又要打破固有的思想牢笼而不得，痛苦与矛盾左右不是。如王夫之这样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演化规律，言盛衰得失，议论纵横，臧否人物，新见迭出，寻求复兴正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文明研究引入迷途、错误的人何止千万。
夏商周治国目标一致，故有孔子极力称赞的小康社会，“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是今天的人们所向往的文明社会，民族复兴所倡导小康社会。三代小康禹为首，夏禹文明也应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中国不可能离开世界完成复兴大业，文明复兴目标不但要对中国有益，更要对世界有益，对全人类有益，这个目标也只能是夏禹文明。
有了夏禹文明这个根，历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未来的问题等一切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夏禹文明为夏商周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有大美之三代文明。但春秋战国的“禹王热”未能传承禹精神、得其精髓，各自为政，不劳而食者喋喋不休闹哄哄，称霸者杀人盈地乱糟糟。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政术”，他不忘禹功。告上天曰：“今吾成九鼎，乃传之万世，秦其不竭矣”！祭奠大禹，宣扬功德。秦始皇虽有向禹之心，却不知禹之德治、九鼎之法旨，道亡国亡，旋建旋灭。汉来“政术”与“儒术”结合，伪圣起，数典忘祖的历史使虚假文化盛兴难止，“人而不仁，如礼何？”礼坏乐崩向夕阳，夏禹文明进入梦中。独裁政治、虚假文化缺失文明思想，其伤害深入骨髓，虽杀人于无形，却不留痕迹，中华文明就这样碎在了历史中，留在了光阴里。
“戊戌变法”以来，许多人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束缚思想的文化，“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封建文化，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文化来替代，只有到西方去寻找引进，西方文明不战而胜，中华文明一落千丈。今“政术”、“法术”、“西术”并用，兼言“儒术”，向西方文明靠拢，乱象丛生。西方文明所存在、所面临的问题，也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段段艰辛曲折和充满屈辱的抗争历史，中华文明同样经历了自救和自强的艰难历程。但中华文明不会在错的路上进步，也不会在糊里糊涂的空谈中复兴，更不会在西方文明的统领下崛起。夏禹文明缔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也滋润孕育着中国的明天。尽快把夏禹文明从沉睡中唤醒，坚守文明本色，实现文明自觉，中国道路才能走的坚实有力。
美丽的灵魂能让一个人名传千里，永垂不朽。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文明，能让这个民族生生不息，一往无前。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人民却总能在灾难中顽强站起来，通过不断反思、总结、纠错、觉悟，反而使得中国更加自主、清醒、奋进、强大，会毫不犹豫的朝着复兴之路迈进，这一切都得益于埋藏在我们骨子里的夏禹文明。
江涌的《谁在操纵世界的意识》一书从意识操纵的概念、目的、理论准备、政策谋划以及实施手段入手，以苏联解体为例，详细论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何操纵世界的意识，导致敌对国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细叙了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迎合西方的旨意，宣布取缔、解散原苏联共产党，以分裂并肢解前苏维埃国家等手法向西方示好。强大的苏联在西方文明的侵染中解体了。与前苏联相比，落后的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传统学习西方，受西方文明的干扰比前苏联要严重、深刻的多，在很多方面变得比西方还西方，推崇二千多年的儒释道在西方文化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灰飞烟灭，西方的竞争文化、物质文化、消费文化俘虏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国不但没有解体还展现出勃勃生机，靠的也是中华文明，尽管人们对此还不甚了解，甚至感觉不到。但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体察到华夏文明的伟大与优越，只要我们能尊重善待华夏文明，坚守夏禹文明这个根，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是什么难事。
远航，让文明之光照亮世界
政治或许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但文明做不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休戚与共。文明研究必须将中国文明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她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及内部联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明多元建构的核心。
1978年美国思想家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赛义德对殖民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或“知识谱系”逐一进行条分缕析。把“东方”描写为西方的反面——非理性、神秘、怪诞、淫乱。认为，“我们的”和“他们的”世界之间的对立意味着：“我们的”世界优越于“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依赖“我们的”世界。东方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规范化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受适用于东方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东方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被教学，被研究，被管理，被评判”。他指出，东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霸权”，它的影响并不透过暴力统治强加于人，而是透过葛兰西所谓的积极的“赞同”来实现的。在他看来，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主义以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的主要方式就是，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是西方建构起来的“东方”，即帝国主义眼中的东方是如何被误解、扭曲的？因而是不真实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其目的在于强化西方对东方的控制。当然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不包括中国。以中国而言，事实适得其反。
二十多年后，（荷）布鲁玛，（以）玛格里特与赛义德针锋相对，出版《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一书，该书的出版说明部分概括了两者的关系：“如果说东方主义关心的问题是帝国主义眼中的东方是如何被误解、扭曲的，那么西方主义关注的焦点则是全球激进分子如何误解、扭曲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的目的是征服、殖民和控制东方，而西方主义则志在摧毁西方。”西方主义对两百余年的仇视西方的情绪的来源及其成因，做了相当透彻的剖析。西方人常常觉得，自己已经相当完美，为什么还总是招人痛恨，从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到“9·11”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高涨的反美情绪。乃至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都是西方主义或隐或显的折射，让西方人无法理解。作者提出西方主义眼中的西方，浅薄而傲慢，缺乏东方的古老传统；追求罪恶的城市，唾弃美好的乡村；以商业原则替代英雄主义；讲究物质至上，漠视精神灵魂。它将各种扭曲的、失败的文化怨恨发泄到一个虚构的西方上，并对其进行丑化或妖魔。西方主义的立场是所谓东方的，但方法与武器却常是西方的。在作者看来，西方主义最深刻的根源正是西方自身。其发端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对启蒙理性主义及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否定，西方主义正是这种思潮“西学东渐”后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这个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不管是美化亦或丑化东方或西方，其论述都是狭隘偏面的。植物动物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何况人类自己。无论是东方、西方，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虽有不同，但其共时本质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也没有哪个是反面的，哪个是正面的。无需正襟危坐的娓娓道来，也无需引经据典的拨乱反正，只看其展现于世人的是什么，展现于世界的是野蛮，就会种下仇恨与毁灭的种子，展现于世界是文明，就会种下友爱与和谐的种子，优劣善恶一目了然。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双重性质：一是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一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人类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的囚徒。而不少人却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最优越、最先进、最合理的，其他文明则是落后、野蛮、不文明的，因此有权利去指导、改造、甚至征服其他文明。使西方人对其他文明缺乏尊重和理解，导致地缘冲突和政治对抗。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的西方领导人所持有，并在多次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类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一连串的历史变革，多么希望会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然而战乱、暴动、屠杀依然遍及全世界。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价值观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文明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对立的关系和矛盾，如文化、宗教、主义、经济的对立、激化而引发冲突和战争。由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是在野蛮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与战争共存亡，本质上是非正义的、缺失文明的。一切为私利和私欲所推动，爱情与婚姻也变成了满足私利和私欲的工具，不择手段地强取豪夺仿佛成了社会常态与合理合法的现象，在当今这个自私而庸俗的时代，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马克思就曾说，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黑格尔认为，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战争和争端，“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意义”。文明不是实力的蛮横，不是财富的贪婪，文明是一种智慧的闪现，是发自内心的仁慈。由西方文明一路引领的工业革命在经历了长期的狂飙突进之后，早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对外界自然的征服、破坏招致了大自然的强烈报复，对人的内在精神的侵入、异化导致了人类身心的严重失衡，现代文明正在拖着人类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绝地，是到了醒悟之时。
在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人开始倾向于审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弱点。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特别强调，“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了道德和良知，很容易导致一种贪婪、暴力、虚伪的行为方式，这对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倡导竞争主义、功利主义，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快乐，能满足人类的物质和欲望，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创新，但更多的是导致人类的分裂和冲突，剥夺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埋下人类的危机和灾难。西方文明的优点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残缺。西方现代文明是在古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始终无法改变它的物质性、侵略性，因而它也总能被打破、改变、重建，在给世界带来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扩张、杀戮、战争也将人类文明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今世界，一些以现代面目出现的东西，往往不过是古老主题的改头换面。西方文明就是这样，虽经历了一次次的毁灭与重建，但其本质始终没变。每当西方帝国发展遇到瓶颈，资本不能正常运转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这是西方文明自身缺陷带来的。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功利主义往往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陷入过剩危机和萧条，造成大量的失业和贫困，会加剧竞争和冲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寻求新的市场和资源，互相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导致的一场帝国主义掠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困境，采取侵略和扩张政策，引发的一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如今西方并未填补自身的缺陷，美国又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种缺陷同样使美国无法正确审视自己，在变本加厉的激化世界矛盾，其结果让人不寒而栗。若不能及时化解危机，对人类、对环境都是一种潜在隐患，甚至造成毁灭性灾难。
地球环境的改变、动荡不安的世界让无数人坐立不安，但也只能望洋兴叹。对此，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布鲁玛、玛格里特的“西方主义”理论，除了徒增东西方的冲突、起到推涛作浪的作用之外，再无其它。止止于不得不止，现代文明已到了最危险的十字路口，继续走下去很有可能是万丈深渊。
文明研究不是给不同文明评高低优劣，而是寻找能改变现状、适合世界未来的文明模式。全世界的仁人志士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现代文明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危机。但面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文明霸权扩张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和世界秩序中心位置的现实境遇，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难度很大。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早在一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时就埋下了种子。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我们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当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破坏了人的本能结构。发达工业社会既是一个富裕社会，又是一个病态社会。人的解放离不开自然的解放，自然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有效手段。
为此黑格尔提出，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也只是一种想当然，不切合实际。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用“正式条约”缔造和平，罗尔斯的《万民法》用“自由平等原则”维护秩序，以及诸如此类的“民主和平论”“结盟安全论”等等，始终走不出西方思维的老框框，均是画地为牢，非构筑太平世界之良策。
缔造和平要比谋划冲突困难得多。世界正处身于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文明全方位地冲击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与日常。在这种冲击下，政治成了冲突的祸根，经济成了争斗的工具，文化成了崩溃的导火索，文明没落成了世界难题，但人们已别无选择，虽顾虑重重也只能作茧自缚。今之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维、文明模式，都在向西方靠拢，“半西化文明”也许能影响西方文明，但很难改造西方文明，甚至会遭到抵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各国人民需要把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包容到一个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之中共同发展，形成新的全球化价值体系、思想体系和文明体系，为各种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和支持。自然世界是一个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秩序，有赖于形成普遍遵循的共同体规则。而人类世界缺少的不单是行动法则，更重要的是缺乏能够指引行动方向的文明原则。人类的普遍追求有两种，权利（包括地位、财富等）与文明（包括平等、尊重等）。权利可摧毁文明，很难构建文明；文明却能成就权利，缔造和平。因而，文明是基础，只有用文明的规则引导行动，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的稳步发展。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都需要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而实现。薛福成提出，“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之法之精意也”。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是言人先天具有的纯真本性很接近，后天积久养成的习性差异很大。但人类之间有了性相近（公性）这个本根，习性（特性）即便差距再大，也是能通过文明的链接做到和平相处的。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虽然文化风俗、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等有所不同，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但追求文明的愿望是一致的，文明之心性是相连相通的。因此，只有文明规则能被全人类普遍接受、遵循。避免世界冲突和人类危机的唯一前提，就是确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文明理念。这种文明就是根性文明，源于人类内心的共生性文明，即公性文明、普世文明。
会当文明顶，一览众山小。生命之中，唯有文明最脆弱，任何优秀的文明都经不起它所面临的多重危险的威胁。但阻止灾难的发生，只能靠文明的力量，再无其它。西方文明的缺陷却是中国文明的长处，因此不少西方哲人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说：“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发现都给世界带来惊奇，好像他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一千多年以来，尤其是14世纪之后，西方的“东方学家”对古典中国都有一种向往之心，中华文明被西方人视为打自己的一根棍子。李约瑟、罗素、汤因比等都认为西方文明必须要引入东方智慧，否则西方文明只能自我毁灭。
然西方对中国文明之了解很模糊。黑格尔提出：中国“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同样认为中国并没有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而是停滞在过去，不断重复、复制，延续到今天。
真理往往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求之又不得，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文明不甚了解，中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看到的只是一个相隔四千多光年的亮点。清末的一系列变故让迷迷瞪瞪的中国历史渐渐苏醒，一些思想家开始站在西方文明之巅反观中国的社会问题，以重构历史叙事的方式理解和定义中国文明。如郭嵩焘到欧洲发现他们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郑观应将西方对工商业的重视归结为《洪范》之道的运用，并视之为与中国不同的立国类型：“倚商立国，《洪范》八政之遗也”。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指出，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梁启超在1896年8月开张的《时务报》上发表的数十篇《论说》文章中，大谈“西方立国之本末，合乎公理，而不戾于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
郑观应、薛福成、曾纪泽、王韬、冯桂芬、宋育仁、梁启超等思想家以立国思维审视西方政教的历史沿革与利弊得失，发现西方与三代治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暗合”，并在西方文明呈现出的治理困境中，发掘三代之治的意义所在，提出“复古维新”的理论，重建以三代为中心的理想政治范式。他们之所以未把西方当做绝对的典范是因为西方与中国都只部分继承了三代之道。
西方文明与三代文明相比，梁启超用了“不戾于”三个字，一“戾”道破天机。政治生态与社会规则是文明形态构建的基础，西方文明是在强者为霸的奴隶制中建立起来的，他的立根基础是强权政治，这就注定了自我争斗的命运。竞争文明生于脑，却包藏祸心，总能摧毁文明。19世纪以来，欧美推行的制度虽与三代类同，但文明特征形同质不同。岸根卓郎《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言：“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岸根卓郎对中西文明的对比还是很有见地的。西方文明，“民主制”“竞争制”“财产制”三驾马车拉动历史，沉浸在“经济消费”之中一路狂奔，人类不得不被工业技术体系自身发展的趋势所裹挟，越来越难以回应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只能在争斗的怪圈里旋转循环不休。
三代文明是在民生为上的禅让制中建立起来的，她的立根基础是人民大众，牢靠而屹立不倒。和谐文明出于心，行使于脑，益和平利未来。秦朝始中国由三代的“自治”转向“专制”，丢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文明之特性也有所不同，但文明的传统及运行方向是一致的，质同形不同。
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未能得以传承，比如梁启超言三代之治优于西方之治，但他对如何用三代之治改变现状只字未提，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他大量引进西学，并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启蒙大众，他强调，引进西学不仅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是学习西方的理性思维方式和现代制度体系，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以至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中国的急先锋一个个走上了用西方理论、主义救中国的道路，西方文明无障碍的涌入中国。致使今人，对三代之治知之更少，三代文明研究处于真空状态。虽然三代文明自秦汉隐身幕后，但在历史中找到这种文明不难，难的是如何确立这种文明，践行这种文明。
千百年来，中西学术界大家无数，之所以未得三代之治之要旨，皆出在不知中华文明的真谛在哪，缔造者是谁。用历史不间断法看文明，答案不言自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这个国家（中国）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中华文明在4000年前就臻于完美，之后的历史很难超越，甚至一直在丢失这种文明，因此才有起起落落的重复历史，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文明几乎停留在了过去。4000年前之文明若能一直被历史传承，那么今之中国还会是这个世界的领跑者。世人所言“三代之治”之源头也在4000年前。三代之治启于禹，欲解三代之治，必先破译夏禹文明。夏禹文明，代表着中国人对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和最终极的诠释，人类文明的兴衰与现代文明之弊端，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改造现代文明，化解时代危机之良方，隐藏在夏禹文明之中。
许多人研究发现，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自营力，极强的吸收力，极强的同化力，极强的适应力，极强的亲和力，却不知这种文明的创造者是禹，也只能让这种力量停留在空谈的理论里，不能发挥威力。伟大的文明如高山一样巍峨，无法被超越，只能维护而延续，因此在西方学人的眼里，四千年来之中国文明似乎处于静止状态。
高成大同，低就小和。无论是人们称之为的“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都不是人类所需要的主义。真正的主义不仅适合于西方，也适合于东方，不仅适合于古代，也适合于现代与未来，这种主义就是具有“普世文明”的“世界主义”。因此，离开了“公性、普世、文明”谈主义，必然陷入哲学说教层面的空谈，搞乱思维引发冲突。只有公性文明能走进人们的心里，形成公民的集体自觉，改变这个糟糕的世界。古今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夏禹文明是有生命之公性文明、共性文明、普世文明、天下文明，合乎“世界主义”的共同需求。夏禹文明天下为公的政治体系、人民至上的经济体系、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以人为本的信仰体系，与自然同道，因而合乎人性之道而能被世界共有；夏禹文明将天道、地道、人道有机链接，虽多元但一体，因而不会产生冲突而能广博四海；夏禹文明博大宽广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一致的，反映出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了历史维度、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差异，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诉求，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文明理想，能被世界人民广泛认可、自觉遵从，成为各民族文明的融合剂，推动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促使世界文明多样性，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思想资源与解决方案。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人有极丰富的情感，有情感就有文明，文明之源头不可知也。人们的认知与创造是有限的，而文明的高度与宽度是无限的。文明意味着人类应对风险机制能力的提升和心性的高尚化，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种意志不是历史的积淀与物质的繁华能实现的。
文明不是硬指标，也不是纪念碑。西方文明是一座城，人们用奇思妙想建设城堡，机声隆隆，粉碎旧梦，富丽堂皇的教堂成了精神的避难所，城市的毁灭就意味着文明的灭亡。西方学者只能用与文明无关的城市遗址、文字碎片、青铜器怀念遗失的文明。
文明是积极向上的，不存在死而复生。现代西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有诸多相似之处，许多人就称西方文明脱胎于希腊文明。无论是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还是现代文明，其核心特质都是一样的，运用不同的手段获取更多的利益，而这是人类社会的共性，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权力等也是与生俱来的，这些要素在希腊文明中得以体现，也成为现代文明的根基。而所有这些人类最基本的、天性使然的东西与哲学思想，不需要传承就能再续前缘。因此，这样的文明即便毁灭多少次，间隔多少年，重生多少回，都是一个样子，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文明也必然创造出掠夺文化、竞争理论、冲突哲学，优胜劣汰、排它信仰、霸权稳定、均势理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都是西方历史的主线，这些缺少文明精神的东西也是这个世界动乱野蛮之祸根。
西方文明由奴隶社会而来，是人与人之间争斗的产物，与权力融为了一体，物质高于精神，万物成了利用的工具，早已蜕变成一台只知赚取利润的机器，文明只是社会的附属品，可以任意践踏。西方文明虽然创造了繁荣的城市，并没有创造出与之匹配的价值理念，资本成了历史的主宰，战争、杀戮让世界没有片刻安宁。
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因此很多欧洲人、美国人认为“西方文明最伟大”。建立在掠夺、扩张、物质之上的文明是有限文明，社会越发展出现的问题越多，最终走向崩溃。西方文明已毁灭过多次，现代文明焉能逃脱这个命运？
文明是软实力，活在人们的心里。中华文明是一个世界，有山川河流，有鸟语花香，有整个人类的美好蓝图，世界不灭文明不倒。中国拥有一个超级大文明，中国学者却用城市遗址、阶级压迫、贫富分化、战争杀戮、王权统治探源文明，结果是把真正伟大的文明深埋。西方文明已强势压倒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改变，说“中华文明最伟大”的人不多。
伟大是用善良筑起的，强大是用掠夺获得的。强大总会败落，伟大却能久远。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的中华文明是无限文明，可长生不老。中华文明由禅让制而来，是人与自然抗争的果实，与自然融为了一体，精神高于物质，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生命之多彩，文明成了人类的必需品，与灵魂合二为一。
夏禹文明的精神内核是节俭、无私、开拓，是包容、和谐、友善，是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人民幸福，代表的是人间正道，体现的是大爱仁慈，弘扬的是奉献精神，这些意志在西方文明里很难找到。国家易静不易动，社会易简不易繁，人民易养不易劳，这是夏禹文明的基本特征，现代文明却反其道而行之，竞争、竞赛、军演、联盟、掠夺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人成了工具人焦头烂额。缺少人文之精神、之气节、之内涵、之高度、之灵魂的现代文明，注定要带领世界走向穷途。拯救人类文明之未来，只能靠夏禹文明。
文明虽和风细雨，却最能深入人心，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西风压倒东风的逆境中，中国只有打造能领先世界的学术品牌、能改变世界的文化品牌、能引领世界的文明品牌，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的时代站稳脚跟，承担起以文明救乱世的历史重任，带领人类走向世界大同。夏禹文明的发现，让西方学术不值一提，让西方文化相形见拙，让西方文明黯然失色，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坐而论道易，作而行之难。人们总是喜爱道理，忽视真理。二千多年来，《论语》《道德经》《理想国》《乌托邦》等等想象之论，一直左右着人们敏感的思维神经。老子、孔子之论，头头是道，实行的结果却大相径庭，适得其反。柏拉图、托马斯·莫尔之论，信心满满，却永远停留在了原地，不食人间疾苦。上蹿下跳之人，恰恰是破坏文明秩序之人，不管是善意、还是谎言。今之社会也一样，看看那些被吹捧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在无事生非的制造冲突，世界才会一天比一天更混乱。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道理才是真理，才有借鉴意义，才能立的稳，行的通。夏禹文明是在默默劳动中建立起来的，是人类所共有的追求，没有什么大道理，妇孺皆知，人人都可娓娓而谈。正因为其简单朴实，而合乎人性，合乎自然规律，能被所有人认可、接受，通行于天下。最关键的是大禹不是说到了，而是做好了，也被三代传承验证了，传承四千多年依然生生不息，这才是根本所在。效仿夏禹之治，对世界挣脱现代文明的羁系，无异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人类只有在灾难中才能觉醒。近年来极端天气带来洪灾、旱灾、风暴、火灾接二连三，政治冲突、地缘冲突、种族冲突轮番上演，现代文明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灾难像一面魔镜，能让人看清自身存在的所有问题，从反面教育了人类，教育着世界。危机也让人们对制度、体制、治理、能力，对人口结构、城市结构、经济结构、生态结构，对生存质量、生活价值、环境和人类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等一系列事情，重新反思、评估、定位，无异夏禹文明给出了最高明的答案。世界冲突越激烈，中西文明优势对比越明显，夏禹文明的作用越重要。
高等文明闪闪发光，低等文明世界遭殃。如果说夏禹文明若高山一样的巍峨，如海洋一样的博大，有太阳一样的光芒，那么西方文明就是几个小土球，几条小泥河，几颗小星星。西方文明正在把人类推向黑暗的万丈深渊。读懂了夏禹文明，也就读懂了中国文明，才能解析西方文明，明了人类文明之未来在中国。只有夏禹文明能弥西方文明之缺，解现代文明之困，引导世界走向大同。文明研究不但要有社会责任，还要担起人类未来的命运。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构建世界文明秩序，就是要让夏禹文明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通过文明复兴的具体实施，使夏禹文明以全新的姿态，更高的规格，更强的声音，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红遍地球村，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时代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推进世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步入健康轨道，带领人类走出泥潭，确保地球生命的长治久安。构建夏禹文明体系，推动夏禹文明复兴，让文明之光照亮地球村，每一个地球人都应有所知、出一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