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在治理范式上实现了从特殊化范式向共同体范式转型的重大突破。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范式转换，是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边疆区域随着范式的转换逐渐与国内各区域和周边国家建立起具有全新内涵的整体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的确立，是边疆治理范式的中国实践，是一次政治方法论的创新，集中体现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引领、多重维度的政治协调与超大范围的政治整合等构成环节。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的多元构成特征、互嵌运作模式和开放包容取向，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特殊化范式；政治方法论
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已经深嵌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双重背景之中。边疆治理中共同体范式的凝结，突破了传统边疆治理的权力运行逻辑和要素组织模式，重新谱写了中国边疆治理的方法论遵循。目前，学界对中国的边疆治理区分出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两类取向［2］。前者将边疆治理转化为以处理民族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模式，突出了边疆区域与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区域之间相互重合的历史约束条件，强化了边疆治理中时间维度的作用［3］；后者作为逐渐取代族际主义的改进性方案，揭示了边疆治理的空间维度，要求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中实现治理资源的动员与整合［4］。区域主义对族际主义的替代，将以各个民族为治理单位转变为以整个区域为治理单位。但两类取向依然“以认定和强调‘边疆’的特殊性为基础”［5］，尚未完全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共同体范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审视和反思边疆治理中共同体范式的生成机理、内容组成与特殊价值，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边疆治理的效能提升，推动解决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主权纠纷、秩序危机与发展困境，超越西方现代化背后剥削与被剥削的权力分化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特殊化范式：
现代边疆治理深层机理再审视
在边疆治理研究中，“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6］这一经典观点通过对“边疆”与“边界”的内涵辨析，区分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不同的形态学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边界的现代国家的形成和普及消解了边缘地带领土的“边疆性”［7］。现代形式的主权国家通常以更为政治化的方式把边疆问题嵌入国家治理之中，将其摆在治理议程的突出位置［8］。
（一）边疆治理的权力逻辑再审视
相较于以外部化视角对“边界”的解析，“边疆”主要立足于国家内部的核心区域或腹地区域进行界定［9］，因其与“中心”之间保持镜像对称而被加以表述。尤其对像中国这样“内含文明秩序的超大型政治实体”的中央政府而言［10］，边疆区域通常作为与核心区域相对的差异性存在、作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议题而显现。“边疆”在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构成是不同的。依附于主权框架而非帝国框架的“边疆”，根本上区别于“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无论在边疆区域面向帝国内部的一侧，还是朝着帝国之外的一侧，帝国对“边疆”的划分均不足以达到完全的精确。但现代国家却能够通过对外的主权边界和对内的行政区划，以更为清晰的空间形式终结“边疆”的模糊性［11］。在现代国家中，权力的作用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和文化手段，成为推动边疆区域整合的决定性因素。理性化、组织化和高效化的国家权力从国内与国外两个方向赋予“边疆”明确的边界。
在“中心—边疆”向度上，行政区划的边界设置将“边疆”与“地方”区别开来。国家在这个权力行使空间中所实施的特殊政策，无论旨在削弱异质性还是试图保护异质性，客观上都把“边疆”的异质性当作强化“中心”对“边疆”的权力支配关系的一种合理化工具［12］，通过强调异质性的存在而维持着对边疆区域的权力再生产。边疆治理逐渐穿透了区域内部各类次级共同体所形成的组织屏障，以及长期以来“中心”对“边疆”的形式化控制，凝结为一种扩散于边疆区域的实质性介入。
在“境内—境外”向度上，如果说国家内部的行政性边界是为了区分“边疆”与“地方”，那么国家之间的主权性边界则是对“境内”与“境外”的分别。地缘政治因素始终以隐性或显性的形式存在于现代国家的边疆治理中，把异己的权力作用及其外部性影响全面阻隔在作为本国领土的“边疆”之外。这是主权国家在边疆区域实现一种排他性权力和单一控制，进而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前提。“各国普遍通过边疆加强本国与邻国间的相互区隔，而非促进与邻国之间的联系。”［13］主权性边界的确定以封闭式的隔离为深层取向，“边疆”必须接受组织化权力的审查、同意和监管，必须经过“中心”的资格授予，方能取得跨境活动和对外交往的合法性。
（二）边疆治理的治理范式再审视
将“边疆”框定于边界之内的做法，克服了边疆区域的内部模糊性和外部模糊性，这就相当于在主权国家的版图之内把“边疆”作了重新“界定”。主权国家对“边疆”的界定，是在牵涉不同主权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单一主权之内的国家治理结构这两类权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现代政治中，“边疆”被边界框定的实质，在于权力的强化能够使“边疆”从“地方”和“域外”之间相混杂的模糊状态中脱离出来，把“边疆”设定为一个在明确边界之内以特殊方式行使权力的闭合空间。这就构成了边疆治理的特殊化范式。
特殊化范式的运作，经由“边疆”特殊化环节，把边疆从地方性的交往场域和跨境式的联系网络中双重排除出去，对区域内部的“人和地”重新进行规制［14］，将边疆从外围的附属区域转变为主权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彻底内嵌于以主权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整体性之中。其中，重要的并不是“边疆”的划定在何种程度上遵循腹地与边疆之间的传统界限，而是治理效能能否在这个区域之内直抵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现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组织化权力的加强将边疆区域的全体民众吸纳进统一的制度规则、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机制之内，促进边疆与腹地一体化的政治整合［15］。
面对“异质性较大”的“边疆”［16］，对边疆问题的回应和解决可以概括为三类思路。一是将“边疆”看成防御和扩张的“前沿”［17］，以军事管控的方式维持边疆区域的总体稳定。二是把“边疆”的意义赋予与异质性的社会或文明相接壤的地带，通过语言互通、宗教信仰、风俗变迁等文化交流方式，逐步实现边疆区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三是把“边疆”视为一种与核心区域的秩序场域脱嵌、未经统一规划与组织的权力薄弱地带，需要组织化权力对边疆区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覆盖。在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有组织的权力及其治理效能的提高，可以打破边疆内部原生性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从而区别于传统国家中以悬浮化的设职定守或周期性的供奉关系维持的不稳定统治方式。现代国家从日常生活出发建立起个体对国家的依赖和国家对个体的保护，从而在边疆区域构建起一种将个体内嵌于国家的直接关系。
边疆治理的特殊化范式在把“边疆”排除于常规治理范畴的同时，还规划和创设出一个特殊的权力空间，将之重新纳入集中化的权力管理之内。在传统伦理语境中，用以定位“边疆”的尊卑贵贱之别或文明野蛮之分的标准，已不足以被转用于对边疆区域进行军事管控或文化融合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依据。但边疆区域所具有的特质及其现状，依然为国家形式的组织化权力对边疆区域的吸纳提供参考。现代国家不仅穿透了传统国家原本未能突破的边疆区域的自然障碍和社会屏障，而且增强了对于边疆区域的管控能力与治理效能，维系着现代国家在边疆治理中的权力再生产。一些学者认为，治理对象本来就是“特殊的现象”，“边疆”的特殊化是在其与内地共同组成的连续系统中，由统一的客观指标加以测量和评价，又因“边疆”相对动荡或贫困显现为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特殊问题，权力的干预因而“是充足而必要的”［18］。这种“例外”的特殊化范式是现代国家边疆治理的核心特征，旨在保证权力的有效性［19］。
无论普遍应用于一切形式的国家治理，还是局限于单一的边疆治理情境，这种特殊化范式作为内在引导权力行使的原则，几乎被所有现代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遵循和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羁縻机制和土司制度等边疆治理的特殊化范式都曾发挥过稳定边疆、拱卫中央的作用［20］。
二、边疆治理范式创新的中国实践：
从“特殊化”到“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治理中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共同体范式为遵循的中国特色边疆治理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双重驱动之下，党领导的边疆治理逐渐跳出特殊化范式的视野，实现了向共同体范式的全面转型。
（一）从“特殊化”到“共同体”的范式转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传统王朝国家治边逻辑的缺陷，开创性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作为整体性框架的党领导国家的组织体系与制度安排，不断加大对边疆区域稳定与发展的资源支持。现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可被归纳为“边疆”的边疆化与中心化两种类型。
“边疆”的边疆化作为特殊化范式的典型形式，在话语层面不断诉诸和突出中国边疆区域的特殊性，以治理的目标为依据对区域内部的特殊要素或条件进行筛选和重述，使之被国家本身所“看见”或“忽略”。国家经过财力倾斜、政策优惠与制度供给等各类举措，使组织化权力能够有所依据地融入边疆区域，实现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辖。
“边疆”的中心化倡导从“边疆”的立场出发、以“边疆”为方法的治理话语和实践［21］，主张将作为“中心”之镜像的边疆构建翻转过来，在去边疆化中让“边疆”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尤其自“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边疆”越来越显示出一种联结国内与国外的“中心”意义。边疆地区“既是我国实施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沿地带，也是传达我国秉持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的实践窗口，更是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场域”［22］。
在边疆治理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边疆各族人民取得了一系列固边稳边兴边的伟大成就，在实践探索中逐渐超越了边疆治理的特殊化范式。以“特殊化”为取向的边疆治理范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解除了“中心—边疆”的国家内权力关系和“境内—境外”的国家间权力关系对“边疆”的双重规制，构成了对特殊化范式的根本性突破，推动了边疆治理从特殊化范式向共同体范式的彻底转型。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范式创新
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与全球秩序调整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边疆区域被共同体的双重构建进程所吸纳和塑造，逐渐与不同区域和周边国家建立起具有全新内涵的整体联系，进而实现了治理过程中作为底层逻辑的权力配置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范式革新，不仅是对扩大与整合主体参与、动员与组织治理资源、延续与革新制度规则等具体政治方法的简单调适，而且是对边疆区域及其治理的全方位重释与系统性重构。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维的边疆治理。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中央层面的政治叙事，尤其自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任务要求以来，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突破了“中心—边疆”的内在支配。共同体范式彰显的是尊重与包容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之间差异性的共同性。“边疆”融入中华民族的整体缔造、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构成。以共同体范式为遵循的边疆治理，一方面，尊重边疆区域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习俗，实施了契合区域具体实际的制度与政策；另一方面，强化了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相互嵌入的治理格局，促进边疆与腹地一体化建设。
第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之维的边疆治理。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旨在“让中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3］。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与零和博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依赖于政治引领下强化和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多领域合作，克服了“境内—境外”的相互区隔。嵌入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背景之下的边疆治理，把“边疆”打造成中国扩大与周边国家之间开放与合作的核心区域。边疆治理从封闭管控向开放合作的全面转型，实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极大提高了边疆区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相贯通的边疆治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内在贯通而非隔离开来的。共同体范式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对自身、对世界、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整体性理解和筹划。这种内在贯通根本上重置了“边疆”的内涵，让边疆区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交融之处，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和“一带一路”中内外联动的关键节点，成为内外联结枢纽。边疆区域既是中国向周边国家开放和辐射的门户所在，又是周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重要入口。共同体的双重构建，推动边疆治理的结构日渐演化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治理共同体，包含了边疆治理、国家治理和跨境治理等多层级的治理系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不同议题均被吸纳于边疆治理的议程之内。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
的政治方法论意蕴
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向共同体范式转型，内在包含独特的政治方法论意蕴。随着国内各个区域之间一体化趋势的强化，中国与世界之间互联互通和彼此融合的加深，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与治理中的作用与意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突出”［24］。基于共同体范式的边疆治理，摒弃了安全与发展相对立的传统预设，以“边疆”为枢纽，通过政治引领、政治协调与政治整合，打通了延及中国腹地、跨越主权边界的广阔发展空间［25］。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政治引领方法论意蕴
政治引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内在蕴含着强大的政治势能［26］，表现为两重面向：一是在中央的政治引领下，包括边疆区域在内的国内各个区域之间合作的扩大；二是在作为“大国”的中国政治引领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合作的扩大。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政治引领，通过中央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大国”的带头示范作用，不但其效能得到彰显，还拓展了边疆区域开放发展的空间，把影响边疆治理的各类因素统一纳入治理共同体之内。这有利于推动边疆区域与非边疆区域建立更为公平、更具活力的合作关系，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巩固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基础。
第一，政治引领激活边疆治理自发作用。政治引领与传统的强制手段塑造边疆治理形态的政治规制完全不同，它推动边疆与内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等多重交互中的关系互嵌，实现了政治引领与协商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彼此兼容，进而形成了“协同开放的系统”［27］。归根结底，政治引领本身就是一种利用平等协商、市场交换与社会合作等不同机制发挥作用的综合性手段。全局性的统一规划与自发性的内部调适有机结合于政治引领之中。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事关边疆治理的各类政策，构成了政治引领的显性内容，自发演化的秩序生成则是政治引领的隐性机制。
第二，政治引领激活边疆内部能动性［28］。政治引领在边疆区域引起的是一种诱致性变迁，以此实现面向更广空间的人员流动和资源流通。这就逐步解除了束缚各类治理要素的种种梗阻，赋予边疆治理中既有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运行以进一步创新的潜能。随着发展动能的整体增强与治理要素的组合优化，边疆区域摆脱了“总体供给模式”下被援助对象的角色［29］，获得了主动参与治理过程和积极探索治理模式的能动性，使区域内部的各族群众能够自下而上地融入共同体构建。边疆内部能动性的激活，适应了边疆治理复杂化的区域情况，有利于在边疆治理中降低成本、强化韧性、提升效能。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政治协调方法论意蕴
随着边疆区域与区域之外建立起超大范围的联系网络，越来越多的因素越来越深地进入边疆治理之内［30］。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政治协调，超出了狭隘的边疆区域而在超大范围之内展开，包括以“国家—边疆”为主要互动模式的纵向协调和由国家间互动与区域间互动所组成的横向协调，涉及各种跨境与非跨境、政府间与非政府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协调机制。这种政治协调是要用共同繁荣发展取代零和博弈，用多元共治解构单一的科层体制，通过人为推动或自发调适实现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平衡与在利益配置上的互惠，形成边疆治理的合力。
第一，边疆治理中实现目标均衡。作为以“五位一体”为代表的国家总体布局在边疆区域的落定与转化，边疆治理对应性地指向了“法治边疆”“富裕边疆”“和谐边疆”“文明边疆”“生态边疆”等建设目标。边疆治理“并非只是单方面仰赖于国家治理的价值赋予与路径指导”［31］，以“稳边固边”为导向的安全目标、以“兴边富民”为导向的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32］也突出地存在其中。在有限的资源投入、多元的利益偏好与权重不同的注意力分配之下，治理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对目标优先级排序的竞争。中国通过推动“内地—边疆—域外”之间的贯通和联结，在共同体范式基础上重组了边疆治理的目标实现方式。中国通过广泛的政治协调，强化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互为依赖、彼此促进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推动安全与发展之间形成正反馈效应的边疆治理共同体建设。
第二，边疆治理中实现利益协同。一个广义的、内在具有正反馈效应的边疆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统筹把握边疆利益、内地利益、国家利益和周边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激励兼容，中国政府推动成立了一系列容纳各层级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跨境协调机制，以针对一般问题或特定问题展开周期性或临时性的沟通协调。面向国内，中央政府通过以事权划分为核心的利益重构机制、以行政发包为手段的利益引导机制、以转移支付为形式的利益补偿机制等，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边疆区域与非边疆区域之间自发建立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同样具有分工协作与利益分配的功能。
第三，边疆治理中实现行动衔接。边疆治理中的行动协调，既包含各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决策中协调、决策—执行协调和执行中协调等，又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不同性质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不同于常规的地方治理，边疆治理囊括了民族事务治理和涉外事务治理。这把行动协调的范围进一步推扩到“防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边疆地区居民国家认同意识、提防文化渗透”等领域，扩展到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宗商品贸易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事务上［33］。这种行动协调主要“处理横向的中外互动关系和纵向的中央—地方互动关系的政治建制问题”［34］。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政治整合方法论意蕴
在全球视域下，边疆区域从“独享、固有、排他”的“硬边疆”向“多样、变动、共享”的“软边疆”的形态变迁［35］，几近于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趋势，客观上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风险的扩散对主权国家单一主导下的边疆治理带来的挑战。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和国内各个区域之间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风险的溢出趋势日益显著，这就需要付诸一种在跨越各种边界限制的更大范围上的政治整合。中国推动的边疆治理创新以及其凝聚的共同体范式，蕴含着一条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政治整合进路，能够将国家纵深、边疆区域和周边国家联结为共同体架构，实现边疆治理中的风险共担和机会共享。
在新时代的边疆治理中，经由政治整合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既涉及恐怖主义、犯罪问题、难民危机、环境污染等传统或非传统威胁，又涉及资源开发、项目建设、投资贸易、市场准入等有利于共享机遇的事务。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方式，是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延伸，通过克服影响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不利条件和阻碍共商共建共享的后天权力结构等困难，反过来促进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的深化。政治整合的作用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设施整合。各类基础设施不足与碎片化，一直是限制边疆与内地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往来、扩大发展机会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以政府间机制和政府性投资为保障，逐步构建起相对完善、覆盖广泛的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对边疆地区长期发展起支撑作用的区域性交通大动脉”［36］。二是产业整合。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打破区域壁垒、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对产业链布局与升级给予政治引导，推动产业链在国内发达地带、边疆区域以及周边国家的合理分布。三是标准整合。在对外投资和产业迁移的带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标准对接不断向边境管理、金融服务、技术应用、公共事业等领域扩大。
政治整合的扩大与深化，逐渐将边疆治理导入一种独特的共同体架构之中。在国内政治整合中，边疆区域与发达地区之间关联性不断增强，使边疆区域获得了相对周边国家而言更为优越的条件保障。在国外政治整合中，边疆区域与周边国家之间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边疆区域获得了相对腹地区域更具潜力的增长空间。这两大方向的政治整合激发和塑造了边疆区域内部要素的活力。对边疆区域的全面赋能，使边疆区域的内部要素能够更为有效地参与不同层次的治理过程。边疆区域对内对外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双向交互，最终凝聚为边疆治理中多元、互嵌和开放的共同体架构。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
政治方法论创新的世界意义
随着边疆治理范式的革新，中国开辟出一条以共同体为架构的全新秩序形态的构建路径。这种以边疆区域为枢纽的共同体架构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将秩序构建从被各类边界所割裂的状态中解除出来，打破了以利益边疆的形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霸权体系，甚至能够释放出一种“照亮世界历史变革进程的力量”［37］，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的多元构成特征，蕴含着实现多维联结的融合意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促进边疆治理范式的革新中赋予边疆区域以枢纽地位，联结起周边国家和中国境内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边疆区域的转换与衔接，为各类要素的超大范围流动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组织结构与治理规则，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强化区域内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这不仅引发了边疆区域的内部要素及其组织方式的开放性变革，而且搭建了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共同体架构，突出了共同体架构的多元构成特征。其中，不同要素在边疆区域之内的汇集和边疆区域在要素汇集之中的发展，使边疆区域逐步摆脱“本地性”的局限状态，加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之中［38］。边疆区域内与区域外的双向交互，为多元构成的共同体架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的互嵌运作模式，蕴含着实现广泛协调的治理意义。不同于欧洲或北美的一体化进程及其整合方式，中国以政治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共同体架构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深度整合。一方面，跨国境、跨区域或跨层级的政府间机制，发挥了政策激励、框架创设、内部调节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文化机制等自发机制的共同作用，推动多元要素的有机融合。不同机制相互兼容，使汇集在边疆区域的多元要素以互嵌的形式融入共同体架构之中。共同体架构中，多元要素的互嵌是一种有机的嵌合而非机械的堆叠，不同要素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结、依赖和贯通，发挥出巨大的合力，释放出全新的效能。互嵌运作机制奠定了共同体架构中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又在互嵌运作中不断得到强化。共同体架构的共同性不是表现为静止的相同状态，而是贯穿于动态交互之中。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共同体范式的开放包容取向，蕴含着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意义。这种从边疆区域向四周延伸的共同体架构，不仅仅停留在边疆区域及其毗邻地区，而且还隐含着一种突破地域限制、在开放包容中自发延展的发展潜能。共同体架构的开放包容，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吸纳与有序整合多元要素，多元要素在共同体架构中的动态交互能否激发出安全保障与发展活力，共同体架构的运作能否转化为面向更广区域的辐射力、吸引力和感召力。这种共同体架构没有制度化的明确边界或指标化的特有限定，其自发延展也不以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争夺为目的，更不谋求对特定国家或集团的围堵打压，而是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充分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体架构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维持着内部的运作，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是否强化与共同体架构之间的联系，完全由其自主掌握。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范式转型背后，一个多元构成、互嵌运作和开放包容的共同体架构及其所隐含的全新秩序形态正在边疆区域萌发生成。随着全球范围内相对权力的“东西”变迁和发展动能的“南北”转换，边疆治理的共同体范式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方法论上的参考，使之摆脱由西方国家所垄断的单一边疆观和边疆叙事，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以“边疆”为突破、带动国家间合作的全新路径。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是一次政治方法论上的根本创新，蕴含着远超推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深远意义。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治理范式的转换中处理统一与自治、安全与发展、国家主权与跨国协作等关系［39］，如何将边疆区域生发的共同体架构转化为制度性表达和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索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