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转自《东方学术》 / 作者：杨曦 / 日期：2026-08-05 / 浏览：10 次
摘 要
有关中国乃至东亚各地的琵琶是否起源于西亚及曲项拨弦乐器的传播史，近百年来已经有很多相关讨论。而本文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综合前人已经取得的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成果，并引入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一些新看法。
关键词：琵琶 音乐人类学 亚洲 历史 文化交流
引 言
有关中国 (主要是汉族地区) 琵琶的源流，音乐界学者已经写出了不少的文章。中国琵琶现在的主流形制，大多源自中古的曲项四弦琵琶；而后者又源自中古时期西亚伊朗语地区的巴尔巴特，和后来西亚的乌德有同源关系；而且它是经过丝绸之路自西而东，经中亚传入南疆，再先北后南传播至汉地，后来又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这些看法都基本得到了公认。然而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很多有关乐器传播演变的问题仍然被忽略。比如，汉地到底有无本土起源的抱弹琉特类乐器，无论名称叫不叫 “琵琶”? 为何中古的曲项四弦琵琶分布在亚洲中部大片地区，且由这些地区进一步东传，但今日已基本消失？且哪怕已经有了共识的问题，也需要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不断修正。本文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提出以前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并试图解答，并对前人已有解答的问题提出新见解。
本文主要关注的地区仍然是中国。从下文可以看出，当代中国范围内的抱弹琉特类传统乐器之丰富，在本文所有涉及地区国家中首屈一指。不过前提是：不能只关注曲项四弦琵琶一脉，而必须同时将中国历史上其他可能归为琵琶类的乐器，以及当今各地各族称为 “琵琶” 的乐器尽量考虑在内；而且还需尽可能旁及其他与琵琶有关的乐器，这样才能获得一幅尽可能完整的图景，对某些问题的解答才可能向前推进。对其他涉及地区也是如此。然而不单中国，亚洲各地，音乐在古代一般都不是文人阶层最关注的领域，留下的书面材料不多，必须以图像资料弥补。而当代资料则散在各地，其搜索获取，颇有难度。即便获得了资料，往往语焉不详，图像模糊，导致解读困难且可能有多种理解。此外，各地乐器都处在变化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语言中，同一个名字所指的乐器可能完全不一样，而同一件乐器在不同语境下也可能有各种名字，辨别也充满困难，还不要说即使在同一种语言里，哪怕同一时期、同一个名字的乐器，形制也可能不同。笔者试图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但因这个话题本身有难度，很多问题提出以后未必能得到答案，或者未必能有一致意见。不过，提出问题并讨论仍然是值得的。
由于本文涉及的问题彼此之间关联不是很强，遂将所有大问题大略按涉及时间段一一列出。
一、汉地到底有无本土起源的抱弹琉特类乐器？
迄今，对这个问题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傅玄《琵琶赋・序》中提到的两种说法:“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 与 “《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遗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 到底哪一种更可信？大致分为三种意见：秦说较可信；汉说较可信；二说皆不可信，并进一步主张其有外族 (多认为在西亚) 源头。傅玄本人在文中看法:“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
笔者注意到，第三种意见即 “外来说”—— 具体说即 “西来说”, 在立论时完全忽略了近二十年来已经公布的图像材料，至少在汉代汉族地区已经有了 “弦鼗” 这一长柄拨浪鼓状弦乐器。但就在笔者认为秦代有 “弦鼗” 之说比较可信的时候，又发现了一条较新的资料：2013 年，郑州航空港区冢刘墓群的一座战国晚期墓中，出土了一枚人物形象铜带钩，其形象为一胡人弹奏一长颈弦乐器。该乐器 “盘圆柄直”, 符合唐代杜佑《通典》中对 “弦鼗” 的描述，于是该带钩被命名为 “胡人弹弦鼗铜带钩”。倘若该命名不误，则无论断代为秦还是汉，“弦鼗 / 琵琶汉地起源说” 都将受到强烈挑战。因为无论说秦人苦于修长城而制弦鼗，还是说西汉为乌孙公主和亲而制琵琶，都透露出此乐器和北方民族有关；但二者创制年代均晚于此带钩。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断定 “弦鼗” 起源于西亚，毕竟并不能肯定其他地区的长颈琉特类乐器是从西亚传播出去的。
二、汉语 “琵琶” 到底是本族语还是外来词？
“琵琶” 一名最早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声音・批把》: “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 刘熙《释名・释乐器》: “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西晋傅玄《琵琶赋・序》:“闻之故老云，汉遗乌孙公主嫁昆弥…… 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也就是说，应劭没有给出琵琶的来源，刘熙认为琵琶本非汉地乐器，但他们都认为其名为汉语词；而傅玄比较倾向认同的观点正相反。今人又有认为 “琵琶” 为中古波斯语 barbat 或梵语 vipañcī对音的。
图注：四库全书本《风俗通义・卷六・声音》
只看字面，似乎每种说法都有理。不过音韵学上，“枇杷” 与 “琵琶” 四个字都是並母字，中古音声母为浊辅音 /b/; 而 “批把” 的 “批” 则可以是清辅音 /p`/, 虽然音很近但仍然不同。这导致笔者有一个大胆猜想:“批把” 和 “琵琶” 也许起初并非同一种乐器；“批把” 作为乐器名，更可能起源于东亚，“琵琶” 则是经西域传来，且可能为音译。但因为二者音形皆近，名称乃至形制都逐渐混同，由此也导致中古汉语 “琵琶” 可以指一大批琉特类弦乐器。当然此说的求证难度很大。
另外，用 “琵琶” 或 “枇杷” 对应 barbat 或 vipañcī都有纰漏:barbat 的 ar 和 t 没有对上；vipañcī的 ñcī没有反映出来，梵语 p 和汉语 /b/ 也有矛盾。不过西晋时期 (265—317) 巴尔巴特是否已经传入汉地是个问题。而 vipañcī在梵语里指的是一种九弦 “维那”—— 但专家认为直到公元 8 世纪，“维那”(vīnā) 指的应该是竖琴类。鉴于汉语和中古波斯语、梵语在中古早期往往不是直接接触，要通过犍陀罗语、吐火罗语等现存材料不多的中介语言，这个问题进一步探究的难度很大。不过藏语中有个词 “比旺”, 早期泛指弦乐器，后来才专指胡琴类弓弦乐器。它的拼写是 biwang, 笔者也怀疑词源是经中古西域辗转输入的 vipañcī。鉴于藏语 7 世纪才成文，比旺一词出现更晚，那时 vipañcī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琉特。
三、有关曲项四弦琵琶的最近源头 —— 巴尔巴特
迄今一般中国学者都把巴尔巴特称为 “西亚乐器”, 将其起源地定为核心区位于伊朗高原西部的萨珊波斯帝国 (224—651)。但据《伊朗学百科全书》中的 “巴尔巴特” 条目，这种乐器的最早形象出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至印度西北部，在公元前 1 世纪这些地区都归属贵霜帝国。此后才逐渐扩展至萨珊波斯，包括两河流域，后又进入阿拉伯国家。于是这又引出一个新问题：巴尔巴特的起源是怎样的？
图注：萨珊王朝银碗上的曲项琵琶(伊朗国家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分馆)
据《伊朗学百科全书》, 巴尔巴特是一种琴腹梨形，短颈有品，亦有无品者，横抱用拨子弹奏的琉特类乐器，最初，器身连同琴颈都是用整块木头雕成。起初是三根弦，后来增至四根。上古两河流域的文物中很少见到短颈琉特的形象；而在古埃及，新王朝时期是有短颈琉特形象传世的。不过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到公元前 1 世纪的贵霜帝国，中间又存在近千年的时间差和几千公里的距离。迄今中国学者还经常引用岸边成雄于 20 世纪 60 年代著作中提到的观点，认为 “巴尔巴特” 的词源和希腊语 barbiton/barbitos 有关；而希腊词又与梵语 bharbhu 有关。但当代外国学者似乎多认为 barbiton/barbitos 是一种竖琴 / 里拉类乐器，与巴尔巴特形制差别很大，二者应该没有关系。迄今，发现最早巴尔巴特形象的地方还是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曾控制着阿姆河流域到印度西北部大片土地。在古代这里是东西交通要道，从上古到中古时 期，波斯人、印度人、希腊人、贵霜人、塞种人等，来自东南欧、西亚、南亚、中亚的人，曾先后控制这里，并在这里交汇。所以即使可以排除希腊的 barbiton/barbitos 与巴尔巴特的关系，也不能排除巴尔巴特与贵霜帝国的关系。不过还有一点似乎耐人寻味：虽然不能排除巴尔巴特在形成中受过来自南方印度的影响，但印度很少发现短颈梨腹琉特类乐器存在过的证据，只有印度西北的犍陀罗雕刻艺术中曾经出现过类似巴尔巴特的形象。而由此向南，恒河流域乃至更南的石窟中，琉特类乐器的形象基本只有琴腹较窄的长颈琉特，且长颈琉特类乐器更久远的源头可能在西亚。
四、巴尔巴特及其他前伊斯兰中亚琉特类弦乐器的西向南向传播和在中亚的变迁
巴尔巴特的西传情况大致如下：它的最初形象出现于公元前后的阿姆河两岸到犍陀罗地区，3 世纪后传到萨珊波斯，600 年左右传入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中，有了阿拉伯名字 “乌德”, 并开始扩散至其他地区；后来又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进入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等地，13 世纪后进入欧洲，衍生出琉特。最初的巴尔巴特是用一整块木头挖成带琴颈的琴身，琴颈上有柱，弦为丝制或牛羊肠制，拨子为木制；后来改为木材拼接琴腹再安装琴颈，品柱取消了，拨子改成羽毛；如今弦多为尼龙制，拨子用塑料制成。同时中东地区的乌德琴弦数目进一步增加：9 世纪就已经有了第五根，后来又加到六根并把前面五根弦改成双弦。于是今日阿拉伯东部、伊朗、土耳其等地的乌德无论具体形制，普遍有两位数的弦。
如前文所说，巴尔巴特这种梨形琴腹短颈琉特，基本就没有传到犍陀罗地区以南的南亚；印度北部石窟中的琉特类乐器形象基本都是窄腹长颈 —— 但奇怪的是，从 “维那” 本指竖琴类乐器看，上古印度可能本没有琉特类乐器。窄腹长颈琉特形象在犍陀罗地区的出现也早于在其以南。然而时至今日，那些窄腹长颈琉特在南亚似乎又都已消失；印度北方现较流行的窄腹短颈琉特 —— 萨罗达 (Sarod), 据传说可能是晚至莫卧儿帝国时期才从西北方向传入的。这一切的原因有待考察。
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无论是帕米尔以东还是以西的绿洲，不仅有梨形琴腹短颈琉特，还存在过大批其他形制的琉特类乐器。从无论南疆、河中、花剌子模，还是阿姆河、穆尔加布河流域的其他定居点遗址出土文物，抑或南疆石窟壁画中，都很容易能看出这一点，但是相关研究难度很大。本地区基本就没有同时代文字材料可以依靠，保存在其他地方、其他文字中的材料也很少，而且经常晚出。出土乐器，无论是真乐器或明器，数量都不是很多。塑像和壁画经常残缺不全，研究者对同一个乐器形象做出不同判断很正常。且如果文物情景不是严格写生，还需要判断该形象是否虚构。但是从已发现的形象看，琴腹是圆形、宽腹 (梨形), 还是窄腹 (棒槌形)? 有几根弦 (一般是二到五之间)? 琴颈是与琴腹一体的颈还是插入琴腹的棒？颈部是长是短？颈部上下是粗细一致还是越向琴首越细？项是直项还是曲项？颈部有没有品柱？琴首有没有轸？是手弹还是用拨子？抱法是横抱还是斜抱，斜抱是琴首斜向上还是斜向下？这些问题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排列组合，还不能排除比如琴腹是椭圆形之类的情况。至于它们的名称，就更没有资料可以佐证了。但规律似乎还是有的：公元前后还存在椭圆形琴腹，越往后这类琴腹越渐趋消失。圆形琴腹一般配合长颈，但数量不多。而无论是宽腹还是窄腹，一般都配短颈；不过宽腹多曲项、多四弦，窄腹多直项，弦数三至五都比较常见。最常见的琉特形制就是宽腹短颈曲项和窄腹短颈直项两种。而到了伊斯兰时代大学者法拉比 (872—950) 在世时，中亚乃至波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琉特类乐器似乎就是乌德和弹布尔了；但他没有详述乐器形制。从现存形制来看，乌德与巴尔巴特形制相近，而弹布尔是梨形琴腹长颈有品琉特。“弹布尔” 是波斯语，在萨珊帝国时期就已存在，有人认为与希腊语 pandura 有关 —— 它是古希腊的窄腹琉特。而又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古早期从中亚到南亚的各种窄腹琉特，可能都受了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潘杜拉风格影响。
无论弹布尔的来源到底如何，时至今日，北起哈萨克草原，东至哈密，西跨里海到高加索，南至阿富汗和伊朗东部，弹布尔体系的长颈梨腹有品琉特包括弹布尔、都塔尔、冬不拉、萨兹等，是这个区域内琉特类的绝对主流。在中亚，前伊斯兰时期其他各种形制的琉特基本都已消失，包括巴尔巴特类短颈梨腹琉特。中亚弦乐器在伊斯兰前后发生的这个重大转变，不可能不引起学界注意。但迄今不少文章论及于此时，都把它和该地区主流宗教变化直接挂钩，认为随着宗教改变，伊斯兰教也把自己的乐器从西亚带到了中亚；这么一来却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乌德在中亚基本消失，但是在进入伊斯兰时代之后几百年才消失的，且在同奉伊斯兰教的西亚仍很流行。且法拉比时代的乌德定弦法，与日本学者复原的唐代曲项四弦琵琶定弦法基本相同，可见跨伊斯兰时代前后的几百年间，乌德类在中亚变化不大。还有：阿富汗的鲁巴卜、帕米尔的鲁布卜、河中地到南疆的热瓦普、刀郎热瓦普等，都是弹拨乐器，名字均属同源，但彼此形制不同，和阿拉伯地区的 “同名” 弓弦乐器拉巴卜更不是一回事。阿富汗的鲁巴卜和印度的萨罗达，帕米尔的鲁布卜和刀郎热瓦普等，形制才彼此接近。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天差地别，帕米尔地区的伊斯玛仪派很长时间也不被周围的逊尼派接受。这里笔者有个猜想：古代的乌德，琴腹与琴颈一体，琴身是由一整块木头削成，这必然影响制作的效率。且乌德琴腹宽大，必然对木材材质要求高。而弹布尔类琉特则是：琴腹远小于乌德，用整块木头削成，但长颈单独制作。后来二者的琴腹均改成用薄木板拼接，更加节省材料提高生产效率。众所周知，最近一千多年来，中亚气候一直在不断变干，沙漠化一直在加重。所以会不会是：弹布尔类的这个制法转变发生之前，中亚地区尤其人口稠密地区的木材供应，已经不足以支持乌德类按传统方法制作，导致在制法转变前乌德就已经受原料限制退出了该地区？
五、琵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变迁
虽然汉地的琵琶不一定是自源，且肯定受过西域的强烈影响；但无论如何，中国现存最早的琉特类乐器形象是在汉族地区出现的。如果不算河南发现的战国疑似胡人鼓弦鼗形象，那么最早的琉特类乐器形象都是在汉代出现的。且彭州征集画像砖上的琴腹小而圆，与河南疑似胡人鼓弦鼗形象更为接近；乐山崖墓楣刻中的乐器则奏姿为斜抱，琴腹略呈梨形，与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形象接近；但棒台子屯的壁画形象更清晰，乐器有轸。不过无论川西还是辽东，在汉朝都处于边境地区；再加上疑似形象为胡人弹奏，不能不让人考虑汉族的琉特类乐器是否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琵琶形象则更多分布于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除酒泉丁家闸北凉 (397—439) 墓画像砖等少数形象中琴腹呈梨形之外，都是圆腹直项。到底这种早期小梨腹长颈琉特是否为一种单独形制的琉特，仍有争论。不过东部地区，无论集安的高句丽墓中的图像，还是江南地区甚至福建发现的图像，都是斜抱弹奏。江南六朝墓中的形象因为明文是 “竹林七贤” 中的阮咸弹奏，所以也经常被当代人认为是阮，且出现了拨弹。而嘉峪关一带画像砖上的圆腹琉特，则多为横抱 —— 是否受了西域影响待考。所有这些形象多有品柱，如果有轸的话，多数张四弦。
图注：嘉峪关魏晋墓砖画（河西民间阮咸形象）
虽然多数学者根据《隋书・音乐下》记载，认为前凉 (318—376) 桓公张重华 (生卒：327—353; 在位：346—353) 时期，引入使用 “琵琶” 的天竺乐，是曲项四弦琵琶进入汉地的开始；但汉地迄今可证最早的巴尔巴特系琵琶形象，出现在北凉时期 (397—460) 的莫高窟第 275 窟壁画上。而中原地区则是由北魏早期 481 年的大同司马金龙墓中的石雕始见；至于南方，则大约要到南梁简文帝 (生卒：503—551; 在位 549—551) 年间。它出现以后，原先汉地各种形制的琉特很快基本消失；圆腹琉特形象多和龟兹克孜尔石窟中的更为接近：琴腹更宽大了，而琴颈则明显逐渐变成插入颈。窄腹直项琉特类形象也是北魏时期才出现的；汉文记载中的 “五弦” 只是其中一种。不过中唐以前很长时间，汉文记载里都是 “琵琶” 与 “五弦” 对举。可见当时的琵琶还不包括五弦。十六国时期以来，西域音乐不断流入中原，在北周武帝时期甚至取代了原有的宫廷音乐，在中原的影响力达到高峰，并一直流行至隋唐。当时中原最流行的琉特类乐器，无疑是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唐代是中古中国音乐的高峰，宫廷十部乐中，除康国乐外，都要用到 “琵琶”; 除清商乐和康国乐外，都要用到五弦。除了这两种琵琶，还有很多人制造过很多其他形式的琉特。而四弦曲项琵琶的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巴尔巴特为四弦四柱，现存日本正仓院的唐代曲项四弦琵琶即是如此；但到了晚唐，就已经出现四弦七柱琵琶。至于圆腹琉特方面，除了 “秦琵琶” 仍存在，阮咸和月琴之别，可能也自此始。不过中唐以后，五弦琵琶就渐趋冷落，直到北宋失传。
五弦琵琶失传后，阮咸、月琴等成为单独乐器名，于是 “琵琶” 一词单指四弦曲项琵琶，其形制等则进一步发展。琴腹制作法由整木挖空变成了板拼，主要木料是桐木；形制变窄变扁平，柱逐渐增加，直到明清出现了十二柱或十三柱琵琶，已经接近阮咸柱式。唐代的皮制、肠制、筋制琴弦，基本被丝弦取代。而琴项变长了，并从原先的几乎九十度直角变成了弧形。北魏云冈石窟中就出现了手弹曲项琵琶的形象；而到清代，手弹终于彻底取代了拨弹成为主流弹奏方式，琴腹上的捍拨和簧孔也最终消失了。随着弹奏方式的改变，琵琶的主要抱姿也从原本的横抱，到宋的斜抱，最后变成了明清的竖抱。民国以后琵琶进一步增加品柱，拓宽音域，并彻底采用了十二平均律。丝弦基本让位于钢丝弦或尼龙缠钢丝弦，指弹也变成了赛璐珞假指甲弹。不过这只是汉族地区琵琶的主流，某些地区的特色琵琶不受此限。如闽南的南音琵琶一直保持横抱，琴身相对较短，琴腹较宽。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不仅流行柳琴，俗称土琵琶；而且弦制也可以是二弦或三弦，三弦或四弦往往存在同音弦。至于陕北、陇东等地的琵琶，甚至琴腹有宽腹梨形、窄腹棒槌形、杏仁型，琴弦有皮质、肠质，弹法有手弹、拨弹，弦制不一定是四弦，四弦定音法也多是两两同音。其他地区可能也还有具有本地特色的琵琶。至于阮，则从宋开始逐渐衰落，不再作为独奏乐器。明清时期其地位已明显低于彻底分家且琴颈较短的月琴；直到近代才开始复兴。
南疆地区琉特类乐器近千年的发展情况，上一节已经提到了其概要。这里只是补充一些细节。前伊斯兰时期的南疆各绿洲，据推测其音乐各有特色。但除了龟兹和高昌两地石窟壁画资料较多，焉耆、疏勒、于阗等地相关文物并不多。从出土文物来看，各地基本都有棒槌形窄腹短颈琉特；而某些学者论断的 “于阗是梨腹四弦曲项琵琶的中心” 缺少出土材料支持。无论龟兹还是高昌，7 世纪以后，壁画显示乐器都受到中原强烈影响。而伊斯兰时期的琉特类乐器，大多是自西入境向东传播。比如：都塔尔传到哈密是很晚近的事情；20 世纪 30 年代哈密仍有琵琶，但早已成绝响。只有今日主流热瓦普，又称喀什热瓦普，是起源于喀什逐渐向四方传播的。
本文开篇就提到过，不能排除弦鼗或琵琶有北方民族起源。北方草原系统的弹拨乐器，历史上应该对无论中亚绿洲，还是长城以南的乐器都产生过影响。从中亚到陕北，今日弹拨乐器往往有复音弦，这种定弦法就和北方弹拨乐器流行的办法一样。另外，汉地传世的忽雷，虽然是否为唐代乐器有待商榷；但其琴腹，从蒙古族的托布秀尔、哈萨克族的卡拉克沙冬不拉中，可以找到近似形象；而无品乐器这一点又与托布秀尔、火不思等相同。中亚的热瓦普不论是刀郎热瓦普等古老形制，还是较新的喀什热瓦普，其琴腹形象与蒙古族的火不思、柯尔克孜族的考穆孜等均有类似之处。有学者主张，五弦琵琶是热瓦普的前身；或者汉族的无品长颈三弦受了北方乐器的影响。不过所有主张都必须经过进一步研究。
藏族地区历史上可能有过曲项琵琶。据说早期藏族地区的妙音天女形象，其怀抱的乐器就类似曲颈琵琶，但这类乐器似乎并未在我国藏族地区流传下来。很长时间里，藏语对弦乐器的通名，都是借用了印度的 “丹布热”—— 而这个词又来自波斯语，或称 “比旺”。17 世纪，一种叫 “古布” 的六弦弹拨乐器已经在阿里流行，后来又经后藏、前藏，传遍我国藏族地区。当传到后藏时，它有了新名字 —— 札年，意为 “悦耳之音”。“古布” 一词在藏语中意思不通，故有学者怀疑它是突厥语 “火不思” 的转音。且札年六弦三音，即三组复音弦的定弦法，和北方弹拨乐器一样；札年的琴腹形制，也和热瓦普、火不思等有类似之处。
中古时期，汉地的琵琶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 (交趾)、中部 (林邑) 等广大地区。其中，朝鲜半岛的唐琵琶是曲项四弦琵琶，乡琵琶则是直项五弦琵琶。但它们传入半岛的时间应该早于唐代。《隋书・音乐志》下记载了高句丽有 “琵琶、五弦”。李氏朝鲜的宫廷雅乐使用月琴。虽然集安、平壤等地的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有阮咸的形象，但不能肯定这种乐器在半岛一直流传下来。时至今日，这些琉特类乐器在半岛均已成绝响。中世纪日本的琵琶、五弦、阮咸，有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两个方向传入的，但只有曲项四弦琵琶传承至今。较早的类型后来分化为日本雅乐使用的乐琵琶、盲僧专用的盲僧琵琶和已绝响的平家琵琶。至于萨摩琵琶、筑前琵琶、锦琵琶等，又是更加后起的形制了。所有这些琵琶都使用拨子。但乐琵琶和盲僧琵琶是横抱，萨摩琵琶等则是斜抱。乐琵琶有用整块木头挖制琴腹的，乐琵琶和萨摩琵琶还都有用桑木制作的 —— 中亚弹拨乐器的制作木材，至今排名第一仍是桑木。但日本琵琶更多使用桐木等其他木材，萨摩琵琶、筑前琵琶甚至有了五弦变体。今日越南、泰国等地的弦乐器，源头来自中国各族乐器的很多，但形制往往与中国现行乐器接近，可见年代未必久远。
六、琵琶类乐器与性别
这个题目是笔者偶然注意到的。从阿拉伯世界到日本，特定琉特类乐器往往和性别有关，或成对出现。比如在阿拉伯世界，乌德传统上是男性演奏给男性听的。而乌德不流行丝弦，似乎也和这种 “男性气质” 有关。在土耳其，乌德的形制是分 “男女” 的。中古中期，北朝至唐代，无论中亚还是中国，曲项四弦琵琶和直项五弦琵琶经常一同出现。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弹布尔往往是由男性演奏；形体较小、音量较小、音色较柔和的都塔尔则归女性演奏。中古时期的中国，曲项四弦琵琶起初使用拨子，似乎多被视为男性乐器，乃至有 “铁板铜琶” 的成语，但 “乌孙公主乐工制琵琶” 的说法至少在晋代就已经存在，白居易《琵琶行》又强化了 “琵琶女” 的形象；而曲项琵琶自从改成手弹之后，就确定了与女性的联系。不过如今在陕北，琵琶书使用的琵琶弦为皮制或肠制，用拨子弹奏，似乎保存了某些中古因素；而琵琶书起初为男性盲人专属领域，往往和通神有关。在当代日本，则萨摩琵琶多归女性，筑前琵琶多归男性。这些将乐器与成对或性别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和实践，是否有共同起源或传播途径，还有待研究。
图注：宋・刘松年《琵琶行故事图》
结 语
至此，本文已将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三种主要琵琶类型相关乐器在亚洲的传播史大致梳理出来。以不到一万字的篇幅要想做到这一点，必然要舍弃很多。笔者并非音乐专业出身，很多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好。但是从中应该已经可以看到，古代亚洲各地区的乐器交流，主要是沿丝绸之路展开的：无论是绿洲线、草原线、青藏高原线、中南半岛线、海上线还是东北亚线，都参与其中。绵延几千年，何等波澜壮阔、多姿多彩。上古各地乐器确实相对独立发展，但交流也从很早开始。而在交流中，各地人民相互借鉴，通过吸收他人的优点，又形成了自己的新风格。这一点上，古代的启示可能永不过时。
转自《东方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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