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作者：张勇鲁俣亨 兵团党校学报订阅 2021年6期 / 日期：2024-03-08 / 浏览：417 次
[摘要]兵团文化的生成问题是兵团文化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从文化生成论的视角看，兵团文化的生成应有三重逻辑，即从历史逻辑看，兵团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历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在传承中国近代革命文化中生成;从理论逻辑看，兵团文化建立在先进理论的指导基础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从实践逻辑看，兵团文化生成于兵团人践行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兵团文化;屯垦戍边;三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6—0060—06
[作者简介]张勇，男，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鲁俣亨，男，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1，其中“文化润疆”是新时期新疆文化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极具特色的兵团文化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不竭动力，是推动兵团事业发展的精神源泉。深入研究兵团文化的生成问题是兵团文化研究的理论需要，是深入理解和把握兵团文化实践价值的现实需要，是实现“文化润疆”目标的实践需要。从文化生成论的视角看，兵团文化的生成应有三重逻辑，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不仅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兵团文化生成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兵团近70年改革发展形成的奋斗精神、创新力量与实践情怀，推动兵团文化传承发展。
一、历史逻辑：兵团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之中
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建立的基础。理论逻辑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并发挥作用的，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兵团文化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历代中央王朝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在传承中国近代革命文化中生成。
在当代学者刘梦溪看来，文化秩序系传统积累而成的;传统不仅是一种惰性力，更是一种凝聚力。进一步地说，深厚的历史底蕴赋予兵团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兵团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缘之木，它的生成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又是近代中国革命文化在西北边陲、新疆大地上的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强调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兵团文化形成的历史源流，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是兵团文化生成的直接源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兵团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的统一体，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不断的相互交流交融，成为中华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和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以伟大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自身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又使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保留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呈现出多样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形态。兵团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开枝散叶、繁盛生长的优秀成果，它继承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锤炼的中华民族精神，也赓续历代王朝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精神，成为边疆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兵团文化源自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积淀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奋斗历程中历经磨难，淬炼形成了不屈不挠、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包括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前赴后继的开拓精神、烙印在灵魂中的艰苦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例如，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忧患意识和抗争意识，就是在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不断同自然灾害、恶劣环境、外敌入侵等的抗争中形成的。正视现实苦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战胜外敌，顽强的、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重要组成部分。兵团人在亘古荒原上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继承了无数中华先辈的精神意志，熔铸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核心的兵团精神，兵团人能够扎根在新疆大地，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离不开灵魂深处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和感召。
屯垦戍边的历史是兵团文化生成的历史源泉。自古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始终离不开屯垦。在新疆，屯垦戍边活动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从公元前105年开始，新疆屯垦历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高昌、隋、唐、元、清、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尽管历代中央王朝在西域屯垦的形式、区域、规模以及屯垦政策上各不相同，但在维護祖国统一，巩固西域边防，促进西域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与融合方面是共通的。无论什么历史时期，边疆屯垦的目的和任务都是相同的，最根本都是为了戍守边疆，屯垦戍边文化的内涵和传承也都基本一致。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不断开展的屯垦实践，以及历朝历代屯垦理论的发展完善，都为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为兵团的成立和作用发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兵团文化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源流。
（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文化是兵团文化生成的直接源泉
兵团文化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直接来源于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在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在人民军队克服各种极端艰难困苦环境的挑战中，铸造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为核心要素的革命文化，这些革命文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变，缔造了新中国，为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开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屯垦戍边文化条件，直接催生了兵团文化。
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2。人民军队的组织结构在兵团得到了完整的保留，革命文化在兵团得到了延承，如三五九旅是南泥灣屯田的实践主体，也是兵团第一代创业者中最为重要，最具精神引导性的实践主体，他们在延安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采取劳武结合的方式，一边开荒生产、一边回击敌人进攻，形成了军队屯田的基本经验，展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南泥湾精神。新疆和平解放后，南泥湾精神被进疆部队带到新疆，以原三五九旅为代表的驻疆官兵把新疆作为南泥湾精神的实践地，面对新疆远离内陆，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后勤补给困难的现实条件，战士们节衣缩食、住地窝子、吃野菜、喝盐水、节约服装、贡献军费，打造出兵团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这种文化品质在兵团长期履行建设边疆、稳定边疆职责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升华，逐渐凝聚成兵团各族群众普遍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这种文化融汇了戍守边疆的部队文化和屯垦生产的劳动文化，带有鲜明的“军”的属性。兵团文化自产生以来，就带有鲜明的军垦文化的色彩，既表现为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忠实履行戍守边关职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表现为在恶劣环境下长期坚持生产劳动、建设美好家园的艰苦创业精神，还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拼搏、创造辉煌的开拓进取精神，这就是近代以来革命文化的不断承续。毫无疑问，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赋予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兵团文化价值精神内核生成的直接源泉。
二、理论逻辑：兵团文化建立在先进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
理论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兵团的创立、建设、改革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兵团文化是建立在先进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兵团生成的理论逻辑贯穿于历史逻辑之中，历史逻辑产生了理论逻辑，理论逻辑又反过来指导历史逻辑的发展，并在历史逻辑中发展自身。
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及其演进是时代、社会与历史发展进程的真切写照;时代、社会及历史发展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同样文化的形成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厚重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的先进性是兵团文化繁荣发展并不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兵团文化的生成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一）兵团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成果
兵团文化的生成有着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发展方向。新疆和平解放后，兵团即在新疆开展屯垦戍边，但这绝非偶然，其必然性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方针的指引，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应国家需要而生，忠实履行屯垦戍边职责，是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边疆地区的成功实践，兵团文化正是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重要精神成果。兵团的最初构成主体是就地转业、“铸剑为犁”的各驻疆部队，部队中不论是基层官兵，还是军政干部，都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纯正的红色文化基因。他们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较高，体现实践主体的高素质、高水平，筑成了兵团文化示范引领的人才高地，为兵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兵团文化是社会意识适应社会存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兵团屯垦戍边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存在”，而这就必然要求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意识”，兵团文化应运而生。要知道，先进文化不仅是社会前进、民族振兴的方向和目标，更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在兵团六十多年的屯垦戍边实践中，兵团文化始终紧跟时代潮流，保持自身先进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动摇，不断创造优秀的文化成果。与此同时，兵团文化也始终发挥着凝聚人心、引领方向的火炬作用，用先进文化引领兵团事业开花结果，用优秀成果引领兵团文艺创造风起泉涌，推动兵团的屯垦戍边实践不断向前。
（二）兵团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
毫无疑问，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集体智慧的长期沉淀和凝聚，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兵团文化，同样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它建立在屯垦戍边现实条件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上，它的发展也始终为兵团广大职工群众服务。新疆解放初期，驻疆部队和人民群众物资匮乏、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兵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创业条件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培养出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张仲瀚将军在《老兵歌》中就曾写到，“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既体现出当时兵团事业的不易，又表达了兵团人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品格都成为兵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力量之源，鼓舞了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兵团文化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本质特征;换言之，一代代兵团人精神力量的巨大释放，并非凭空而起，就其文化凝聚和内在精神属性来说，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新时代边疆大地上的升华。首先，兵团文化是由兵团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兵团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基层文化建设，从连队、群众到干部、领导，无不积极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无不积极投入到文化创造中。在成立初期，文化生活主要以基层连队自娱自乐为主，为鼓励兵团群众的劳动热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兵团也开展了一系列面向群众的文化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兵”活动，即“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兵舞兵、兵画兵”，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丰富兵团群众文化生活，“五兵”活动提出四项要求：“月月有晚会、处处有歌声、经常作宣传、节日有活动”1，是从基层群众生活的切实需要出发，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达到消除兵民隔阂，增进兵民情感的目的。兵团、师、团还陆续组建了自己的文艺演出队伍，常年下基层演出，活跃了兵团人的文化生活，加深了兵团文化事业的群众基础，推动了兵团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体现了兵团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
三、实践逻辑：兵团文化生成于兵团人践行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可以归属为人类认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决定认识原理，揭示出作为认识范畴的文化自信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都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兵团文化生成于兵团人践行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是兵团人的创造性成果，实践是兵团文化理论创新最深层次的根基。兵团文化是一代代兵团人在践行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它既离不开新疆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又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依托兵团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通过兵团人的具体实践形成的。特殊的环境和实践造就了兵团文化别具一格的品格。兵团文化的发展始终与兵团的屯垦戍边密切关联，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保持着其作为军垦文化的本色。
（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独具特殊性
“人类文化必然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必然要打上环境因素的烙印。”2兵团文化的生成处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这深刻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新疆多样性的地理和气候特点深刻影响了在这块广袤大地上生活着的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新疆多样性地域文化的形成。兵团文化植根于新疆大地，受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和地域性特点。新疆区域面积广阔，以天山为界，南北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较大，适宜产业不同。天山北麓山地较多，水源较为充足，草场较多，但部分地区冬季严寒，因此，北疆地区除平原且海拔较低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主要集中发展畜牧业。而天山南麓呈现总体干旱、河流和水源交错、土地较为平整的环境，更加适合发展绿洲农业，尤其是灌溉农业。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诞生的兵团，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比如兵团创业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地窝子，就是在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兵团人为了抵御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而建成的，少半地上、多半地下的地窝子既保暖，又节省材料，早已成为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标志性建筑，集中体现了兵团文化艰苦创业精神的特征。
长期以来，兵团秉持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屯垦地点都选择在环境恶劣、资源缺乏的地带，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一代代兵团人因地制宜，根据屯垦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创业，从农业到畜牧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能够反哺地方，促进新疆整体发展。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兵团人，不管来自南方北方、农村城市，都必须在新疆特殊的地域自然环境下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五湖四海的地域文化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生产生活条件下融汇，更是丰富了兵团文化的色彩。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特殊的兵团文化，各地的环境多样性赋予了兵团文化的多样性，艰苦恶劣的环境更是铸就了兵团人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
（二）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使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独具开创性
兵团文化生成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带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烙印。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安全形势复杂的焦点地区。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伊始，就面臨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制约了区域发展。新疆与八个国家接壤，国外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松对新疆的渗透和破坏企图。兵团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成立，从一开始就承担着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使命。
兵团成立以来，区域安全形势始终十分复杂，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图谋把新疆从我国领土中分离出去，使得新疆长期以来面临着十分尖锐复杂的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形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股势力”猖獗，新疆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兵团发挥着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戍守边疆的生力军作用，继续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坚持戍守边防、开发建设、反对分裂。兵团把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繁荣新疆经济作为自身的重大历史责任，兵团各团场和连队的分布也更多考虑区域形势发展和战略要求，多建在边境线或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处在市场、交通、信息和物流等不便的戈壁深处，所谓路到头、水到头、电到头、田到头，正是兵团职工生活的真实写照。兵团人远离故土，终老边疆，在天山南北、在沙漠边缘、在国境线上，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问是否具备生活条件，落地生根，永不换防，代代相传。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情怀，守土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兵团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兵团文化，从一开始就饱含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征。
（三）兵团人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是兵团文化生成的实践基础
文化离不开人，文化是人的实践过程及其实践产物，是人使之成为人的那些东西。文化以人为主体，又以物质、观念和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或组织方式—社会形态）的形态而存在。兵团文化生成于屯垦戍边伟大实践，是兵团人的创造性成果，在兵团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兵团文化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表现。
1949年至1954年，是兵团事业的奠基时期，其文化从组织、形式和内容都表现为军队文化特征。服务命令、听从指挥、勇于牺牲、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这一时期驻疆部队不但承担着解放和稳定新疆、剿匪平叛的任务，还在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的同时，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命令，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军垦农场。例如，1949年进军新疆后，第一兵团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苦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动员，部队上下掀起主动向组织表决心、请战的热潮，激励着二、六军官兵不畏危险、勇敢战斗。也正是在这种高涨的精神鼓舞下，仅仅用了两个月，进疆部队就实现了新疆全境的解放，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
1954年至1966年，是兵团成立建设国营农场和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兵团继承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传统，重视部队的文化建设。兵团建设初期生产生活环境恶劣，有很多艰难困苦，兵团人却表现出浓烈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唱歌跳舞、吟诗作画、体育竞技，无不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加快兵团文化事业建设，张仲瀚等兵团领导从内地引进11个大剧种，成立大量专业文艺团体，各师、各团场都成立了业余演出队，各种文艺汇演十分活跃，群众精神生活逐渐充实①。与此同时，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纷纷涌现，小说《军队的女儿》、歌曲《送你一束沙枣花》、报告文学《天山之子》、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等成为文化精品，影响和激励了一代人。1981年12月至今，是改革开放后兵团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兵团相继实施了环塔里木文化传播共享，边境文化长廊，团场、连队（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团场、连队（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培养和“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五大公共文化服务重大工程，以《戈壁母亲》为代表的一批反映兵团早期开发建设发展的文化作品开始走出兵团，走向全国。兵团文化也正是伴随着屯垦戍边实践不断发展而发展，其价值核心表现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伟大实践精神，为建设新疆、稳定新疆立下了功勋。
综合上述，兵团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之中，建立在先进理论的指导基础上，生成于兵团人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中。兵团文化对于兵团事业的发展和兵团实践有着强大的引领和推进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疆的实践，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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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