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7  赵现海

摘  要：古代中国长期维持了广阔的疆域。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除了时间维度之外，还可以引入空间维度。北部边疆结合部结合了农牧经济与骑兵优势，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区域性力量。中古以前，西北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统一的决定性角色；而在近世时期，东北边疆结合部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统一的决定性角色。北部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长时段作用，典型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关键词：北部边疆结合部 军事优势 地缘政治 统一性 决定性角色

一、问题的提出

古代中国地处东亚完整而封闭的历史空间，中间核心区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既是华夏、汉人借此向外开拓的物质基础，又吸引四裔族群源源不断地内进，这两种历史指向都不断推动着古代中国朝向统一的格局演进。《礼记》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其实很早便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这一内聚性特征。

北部蒙古高原地处亚洲腹地，属半干旱、干旱气候，分布着广阔无垠的草原与戈壁，虽然生态环境较为恶劣，但却长期是游牧族群繁衍生息与壮大崛起的天堂。北方族群不断南下中原汉地，对中原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鉴于中国古代汉人与北方族群的长期对峙，从中国古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出发，中国古代汉人士人长期将华夏或汉人视为“阳”，而将北方族群视为“阴”。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呈现出汉人与北方族群二元对立的做法，国外学者尤其主张北方族群对于中国的不断征服，由此而提出了“南北冲突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说”“征服王朝论”“新清史”等众多观点。

但事实上，很多北方民族虽然起源于北疆腹地或者中亚地区，但由于经济方式单一而落后，并时常遭受严寒、灾荒、瘟疫、内乱冲击，无论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还是为了入主中原，都不断东进、南下中国古代农牧过渡带。鉴于这一地带处于汉人、北方族群交界地带，可称之为“北部边疆结合部”。在这一地区，汉人与北方族群之间时常发生战争，但面对坚固的防御体系，尤其长城防御体系，战争成本很高、收益很低，因此逐渐转向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经济贸易。在长期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民族向心中原王朝的心理愈加强烈，不断南下归附中原王朝，要求结成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中原王朝一般把他们安置在长城内外两缘。双方在这一地带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甚至一个政治共同体。

北部边疆结合部政权，也就是地处平原与草原，农业区、游牧区之间的地区政权，拥有四种地缘优势。首先，边疆结合部地域广阔，拥有农业、牧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其次，边疆结合部处于平原向山区过渡的地理空间，占据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与军事高地。第三，边疆结合部族群在长期的边疆战争中，不仅养成了尚武的政权性格，而且能够兼采汉人（华夏）、北方族群的军事优长，形成一定的军事优势。最后，边疆的恶劣环境也促使其形成了质朴有力的族群特征。以上四种优势确保了北部边缘结合部政权在中国古代历次统一中，长期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典型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二、远古时期西北边疆结合部与中国的统一

远古时期，黄帝自北方南下击败炎帝。舜来自北部边疆的冀州。禹“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商人起源、壮大于东部、北部，最终灭掉了夏。黄帝、舜、禹之都城，皆居北、西边疆，而非中原腹地。“黄帝都涿鹿。涿鹿在鼓城南。舜居妫汭。妫虚在西城西北，舜之居。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周居于西部边疆，舜时被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与边疆族群为邻。“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夷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卒后，其子庆节进一步向西北迁至豳（今甘肃宁县庙咀坪），实已深入边疆地带。正是鉴于先周这一历史，司马迁称其“变于西戎”，即呈现了“戎化”的历史转变。“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古公亶父时，在边疆族群压力之下，才向东回迁至岐山之下，即今陕西岐山县，逐渐经营关中，使之成为周人逐渐崛起的大本营与根据地。而随其东迁的，不仅有先周族群，而且还有豳人。“其后三百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二者交往、结合之密切，俨然已成一个政治团体，共同创建了先周政权。由于居于西部边疆，故而自文王姬昌时起，周之首领便被称为“西伯”。而周对自身地缘之认定，也是“西土”。

周政权依托关中平原，不断开拓西北边疆，扩大生存空间，势力逐渐壮大。到了周文王时期，周政权开始崛起。“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周文王在整合周人、戎狄势力之后，进一步开始东进，挑战殷商的统治秩序。“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丰邑在今陕西户县。鉴于舜、周文王的崛起区域，孟子认为二者本来为东、西夷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武王伐纣，所依托之军事力量，除周政权的军队之外，便是听命于周政权的“西夷诸侯”。“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姆野。”

西周被犬戎灭亡之后，平王东迁，将国都东迁至洛阳，从而开始远离西北边疆结合部，对于西北边疆及族群的控制大为下降。此后，包括西北族群在内的边疆族群，开始呈现向中原地区挤压之势。“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在这一地缘背景下，居于边疆结合部的多个政权开始在边疆战争中陆续崛起、壮大起来，而最终统一天下者是填补周政权东迁之后留下的地理空缺、进占关中平原、控制西北边疆结合部的秦国。

荀子指出春秋五霸皆处偏远之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春秋时期，晋国在华夏政权秩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梁惠王在缅怀晋国昔日的荣耀时，感慨地称“晋国，天下莫强焉”。以至于史家将“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时代界限。晋国分裂之后形成魏、赵、韩三国，魏、赵两国在战国时期长期拥有强大实力，一直扮演着抵制秦国东进的中流砥柱的角色。晋国及其后继者之所以有此强大实力，根源于地处边疆结合部，既拥有十分险要的地形，又与边疆族群相互融合，构成了强大的族群力量。“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多山多川的地形为晋国培育战马提供了优良空间。“国险而多马”。晋国联合边疆族群，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华夏政权的军事优势。晋悼公“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而晋国一方面联络边疆族群，另一方面又多次与之发生战争，在与边疆族群的战争中，培育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养成了善战之风。“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一方面认为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具有同样的社会发展历程，都呈现出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到最后的古代帝国的发展步骤，但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世界的那种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中国在春秋时应是都市国家的全盛时期，但却过早地进入了领土国家的阶段，而过早进入领土国家的原因，又在于周边异族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五霸这样的“与周王属于不同体系的异民族国家”。

统一六国、开创中国帝制时代的秦朝，同样起源于西部边疆，其部落一直以善于养马著称。秦非子也凭借这一传统，在西周孝王时，被分封于秦（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借助关中地区的水草之便，为周王室养马，从而成为秦国的开创者。“秦”字本义为“禾名”，经雒江生实地考证，该禾名“草谷”，人不能食，仅能为牲畜所食，也能反映出秦之崛起与饲养马匹等牲畜密切相关的历史内涵。平王东迁之后，秦国受封于已经沦为夷狄占据的关中地区。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秦国为有效控制西北边疆，积极借鉴西北族群的战略方式，大力培育骑兵，形成尚武的军事传统，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风俗也和西北族群较为相似。“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从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向西、北开拓疆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攻取了之前从未被纳于华夏统治范围的广阔地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从而有效控制了西北边疆结合部。鉴于秦国崛起于边缘地带，秦缪公自称“秦国僻陋戎夷”。

在控制西北边疆结合部之后，秦国借助这一广阔空间，积极推广农业，从而形成了相对于山东六国的地理与经济优势。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

张仪受秦惠王之命，以连横之策游说楚怀王，指出秦国拥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优势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而苏秦则进一步认为秦国在此基础上，拥有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基础。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从而为其强势崛起，结束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在此基础上，秦国组建起强大的军队，形成了相对于东方六国的巨大军事优势。张仪受秦惠王之命，以连横策略游说韩惠王，他首先指出秦国车骑力量都十分强大。“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秦卒相对于东方六国，也更为敢战。“山东之卒，被甲冒胃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因此秦国与东方六国相比，军事优势十分明显。“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而秦国为应对艰苦环境与长期战争，对周代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不仅使之更为简约，而且着力提升政治效率，从而发展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对于秦国地缘政治及由此而培育出的政治面貌，有整体的论述。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总之，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秦朝崛起之历史轨迹，与西周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而继之而起统一中国的西汉、隋唐，也皆呈现出同样的历史道路。由此可以看出西北边疆结合部在中国上古、中古时期的核心地位。

秦国之外，春秋战国时期战斗力仅次于秦国者，便是北疆之赵国、南疆之楚国。楚国疆域涵盖秦岭以东、云贵高原以北、桐柏山、大别山以南、东海以西的广阔区域，不仅有连绵群山的险要，而且有江汉平原的肥沃，从而建立起发达的农渔经济，在此基础上楚国借助居于中原与南蛮中间地带的角色，一方面吸收中原文明，另一方面不断开拓广阔而空虚的南方边疆从而逐渐壮大起来。“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赵国不仅依托山陕高原，俯视华北，拥有地理优势；而且与北方族群接壤而邻，“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不仅时常借助北方族群的军事力量，威制其他华夏政权，“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而且通过向北部相邻的胡人学习，实行“胡服骑射”，提升军队战斗力；借此不仅击败北方族群，“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在北部边疆开拓疆土，“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而且奠定了在战国时期的强势地位。直到两汉时期，赵地人群仍尚力喜战，班固有鉴于此，将其皆置于原赵国分野之下论述。

反观处于东部边疆的齐国，虽然借助海外贸易，经济最富，却由于无险要地形，东亚海域也无强盛对手，从而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得以一度建立霸业之后，一直都是富国，而非强国，民不善战，在战国兼并战争中并未扮演主力角色。由此可见，周边族群着实刺激了边疆华夏（汉人）政权的军事建设，是后者壮大的直接推力之一。

《吴子》一书记载吴起在向魏武侯进献解除六国之围的策略时，将六国地缘政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性格、军事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对于理解战国时期各个政权，尤其处于边疆地区的赵国、楚国、齐国，虽在不同时期皆曾各自逞雄，却最终被秦国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具有启示意义。

吴起首先指出齐国虽然富有，但君臣骄奢，性格刚硬，政令松弛，人心不齐，因此虽然阵势庞大但并不牢固。“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楚国居于南方，虽然疆域广阔，但楚人性格柔弱，政治紊乱。“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

燕国地处北疆，性格诚实好义，但缺少变化。“燕性慤，其民慎，好勇气，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凌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而赵、韩两国，处于三晋之地，赵国部分疆域属于中原地区，韩国则完全地处中原。在吴起看来，这一地缘位置导致两国民众性格温顺，政令平和，但由于处于四战之地，导致战争过于频繁，而使士兵十分疲乏。其实这也是同样处于三晋之地的魏国的问题。战国前中期，魏国实力一直最强，但由于不断遭受四面敌国的进攻，实力不断削弱，最终地位被秦国所取代。“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与以上国家不同，秦国地势险要，秦人性格强悍，政令严格，赏罚严明，因此秦军战斗力顽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得而离其将，乖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对于秦国、赵国地缘政治之优劣，韩非也有论述。韩非认为赵国处于天下之中，民众来源既杂，地形又处于四战之地，为亡国之形。“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与之不同，韩非认为秦国地形险要，军事力量强大，赏罚分明，具有统一天下的地缘优势。“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争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三、上古、中古时期西北边疆结合部政权与中国的统一

秦汉至隋唐时期，西北边疆结合部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重心。项羽在灭秦之后，选择定都于东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彭城（今江苏徐州），而非西北地区的军事中心关中，最终失败。有鉴于此，娄敬、张良说服刘邦定都关中，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地缘基础。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夫关中左殽关，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这一选择对后世影响深远，统一中国的政权大都建都于北方边疆结合部。只有北宋鉴于未收复长城沿线，在河北平原难以依险而守，从而建都于运河的枢纽地带开封。但这一无奈的选择仍然收获了苦涩的果实，成为其地缘政治的软肋，最终在金兵长驱进击之下，政权败亡。

东汉政权瓦解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中古时期，陷入多政权、多族群争战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时期之初，董卓在并州，韩遂、马腾在凉州，公孙瓒在幽州，袁绍在冀州，依托当地强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崛起，成为一代枭雄。这些地区军队皆以勇武强悍著称，比如曹操便称马腾之子马超率领的“关西兵精悍”。曹操谋士侍中荀彧也指出：“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以上诸地中，以冀州在当时实力最为雄厚。袁绍门客逢纪对袁绍称：“冀部强实”，建议袁绍取冀州。冀州牧韩馥鉴于袁绍名望甚著，有将冀州让于袁绍之意，治中李历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冀州军事力量强大，完全不用向袁绍示弱。“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韩馥最终将冀州刺史之位让于袁绍。袁绍不仅获取了冀州军队，而且联络周边乌桓部众，“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一举成为势力最强者。曹操谋士王粲向曹操指出：“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在时人眼中，袁绍最终失败，也并非实力不济，而是袁绍本人器局与能力不足所致。袁绍招引汝南士大夫进入政权，和洽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袁绍）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加以拒绝。曹操借助“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占领了冀州，相应取代袁绍成为实力最强者。王粲又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而最终曹操能够在三国鼎立之局中占据优势，既与曹操占领冀州，由此逐渐统一北方有关，还与他破乌桓而领其部众，率其加入东汉末年争雄战争之中，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骑兵力量，“三部乌丸”由此而“为天下名骑”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

禅代曹魏政权的西晋政权，最终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统一中国。西晋惠帝永兴年间，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率强悍的凉州兵，击败了鲜卑。“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张轨遂进一步以匈奴故城为基地，积极经营，遂称霸河西走廊。“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至是，张氏遂霸河西。”并先后击败王弥与刘聪，暂时稳固了西晋统治。“俄而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以至于洛阳流传着凉州军马强盛的民谣。“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鴟苕，寇贼消；鴟苕翩翩，怖杀人。’”而西晋怀帝永嘉年间，长安也同样流传着相似的民谣。“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

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经历了漫长的南北对峙，最终也是由崛起于关陇地带的胡化汉人建立了军事强大的政权，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安史之乱”中，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杜鸿渐以“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武之处”为据，劝谏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以号召天下，李亨接受了这一建议，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对于扭转“安史之乱”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西北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古代历次统一中的地位，古人也有一定认识。西汉初年贾谊著《过秦论》，便指出秦朝之崛起在于其地势。“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明人丘濬则系统总结了关中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地位浮沉，认为西周建都关中，是政权长期强盛的地缘凭借。“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于邠，继都丰镐，天下形胜之地，盖莫有过焉者也。”秦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也在于占据了西周旧地。“至平王东迁，而弃其地与秦，秦地始大。战国之世，山东之国六，而秦居其一；六者为纵，而秦独为衡焉；卒能以少制众，并而有之，非独人力，盖亦地势也。”汉唐时期，关中仍为中国古代地缘重心。“自高祖用娄敬言，西都关中，后世言形胜者，必归焉。唐起晋阳，亦都于斯。”北宋以后，关中地位才逐渐下降。“自宋人都汴之后，王气销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而明人陈邦瞻从西北边疆结合部强大的军事实力出发，指出这一区域在中国历代统一中的地缘重心地位。“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近世时期，在经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之后，同样是崛起于北方的北宋统一了汉人地带。但由于北宋未能完全占据北部边疆过渡地带，这一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由契丹、西夏控制，因此未能进一步北进，完全统一中国，反而在北方族群的压力之下，长期呈现积弱局面，最终政权沦丧、文明覆灭，呈现历史一大变局。这一时期称雄中国的是先后崛起于东北边疆结合部的契丹、女真与蒙古。中国历史核心地带从西北边疆结合部至东北边疆结合部的转移，源于中唐以后，汉人政权政治重心与北族政权政治重心皆呈现向东转移的历史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边疆结合部并不完全固定，而是伴随中国古代地缘格局的变迁，相应有所迁移。比如淮河流域虽地处中国中部，但在中国古代不断反复出现的南北对峙中，这一区域便充当了中原政权、南方政权之间的边疆或者边疆结合部的地缘角色，诸多关系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战争，皆发生于此，比如项羽、刘邦之间的彭城之战、垓下之战，前秦、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国共两党决定命运的淮海战役。在长期的拉锯战争中，这一地区培育出很强的军事力量，民风也较为强悍。

东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区域便已如此。东晋时期，郗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是当时淮河流域最具实力的藩镇长官，由此而遭到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嫉视，“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桓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郗愔最终被迫离任。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也颁制曰：“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以制驭乖方，频致骚扰。”咸通十一年（870），又颁敕曰：“徐州地当沛野，军本骁雄，实为壮国之都，固协建侯之制。况山河素异，土俗甚殷。”

这一时期地处边疆结合部的民众，游移于南北政权之间，独立性逐渐增强。刘宋太祖元嘉二十五年（448）、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九年（448），北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宋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表达双方各自立场。他首先指出自己上任以来，未能很好地掌控地方秩序。“仆以不德，荷国荣宠，受任边州，经理民物，宣播政化，鹰扬万里，虽尽节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达也。”同时暗指刘砾同样无法完全约束本方民众，边疆结合部从而呈现不受约束的民众频繁往来的局面。“比者以来，边民扰动，互有反逆，无复为害，自取诛夷。”若库辰树兰以边疆结合部的民众时常南下骚扰刘宋为借口，“死亡之余，稚菟逃窜，南入宋界，聚合逆党，频为寇掠，杀害良民，略取资财，大为民患。”指出地处边疆结合部的南北民众内在地团聚成一个独立势力。“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居，烟火相连，来往不绝，情伪繁兴。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类推之，日月弥甚。奸宄之人，数得侵盗之利，虽加重法，不可禁止。”本方虽然严禁民众南下，但无奈刘宋并未有相似举措，从而无法完全杜绝这一现象。“仆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国牧守，纵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扰疆场。譬犹蚤虱疥癣，虽为小痾，令人终岁不安。”从而指出双方应各自约束本国民众，不得越界纠合。“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如果有越界者，各自引送对方。“又能此亡彼归，彼亡此致，则自我国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但刘铄回复时，却径直指出北魏一直招纳南朝叛人。“但彼和好以来，矢言每缺，侵轶之弊，屡违义举，任情背畔，专肆暴略，岂唯窃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顷诛讨蛮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窜，逃首北境，而辄便苞纳，待之若旧，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北魏若有禁止边民叛逃的想法，应首先将招纳的南朝民众送还。“若于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谨封守，斥遣诸亡，惊蹄逸镞，不妄入境，则边城之下，外户不闭。”刘宋自身对于逃离之民众，则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完全由北魏决定。“若亡命奔越，侵盗彼民，期固刑之所取，无劳远及。”

四、近世时期边疆结合部重心的东移

而出身此地的朱元璋，之所以能够翦灭群雄，也与该地的边疆结合部地缘特征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明朝是唯一崛起南方、统一北方的政权。“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明朝能取代元朝，既源于这一时期气候干旱、灾荒不断、瘟疫蔓延的生态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根基；也与元朝内部内讧不断，长时期未能有效应对汉地的族群叛乱有关。但在元末红巾军中，朱元璋既非军事实力最强者，也非经济实力最强者，之所以能击败其他竞争者，与朱氏政权崛起于长期作为南北中国分界线，尤其南宋以来南北政权分界线的淮河流域边疆结合部，从而在这一区域长期“军事化”的社会风气熏陶下，形成坚定的领导群体与顽强的军事作风有关。朱氏政权的建立过程也呈现出来自淮河流域的力量，南下长江流域，先后平定其他红巾军队伍与元朝的南方势力，最终整合南方中国的力量，北上席卷早已因灾荒与内讧而极其虚弱的元朝的历史轨迹。可见，明朝之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北部边疆结合部政权再次统一全国的翻版，只是这里的“北部边疆结合部”，从传统意义上的长城边疆，随着南宋以来近世中国地缘政治的转移，演变为淮河边疆。

明朝虽然崛起于南方，经济重心也在长江流域，但出于防御蒙古与女真的原因，统治者将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放在了北部防线，尤其西起大青山，一直向东北延伸的东北边疆防线，相应军事重心仍是在与蒙古接壤的东北边疆结合部。“靖难之役”虽直接肇源于朱氏皇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根源却在于拥有军事重权的北方诸王，尤其东北边疆结合部的燕王，与地处南方经济中心的中央朝廷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靖难之役”最终以燕王获胜而告终，显示出明代中国历史的主脉络与主推动力仍在北方，而非南方。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虽直接源于他将北京视作自身稳固的势力范围；而从中唐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脉络来看，不过是近世时期中国地缘政治重心处于东北边疆结合部的再次呈现。

清朝的建立者来源于处于东北边疆结合部的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以外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这一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第五恨曰：“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河（范河）、三叉拉等三个地方，珠申耕耘的粮食，不令收获。尼堪出兵驱逐，此五恨。”其中的“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充当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缘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确实长期担负了守御边境之责，比如第二恨曰：“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说：‘无论尼堪、珠申，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看见越境者就要杀死。若是看见而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二恨。”从这一地缘位置出发，努尔哈赤在第六恨中，将叶赫称作“边外的叶赫”，可见实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间的角色。而用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大明看边”。“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此其一也。”在第六恨中，指出建州女真长期在“近边住种”。“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马，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口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建州女真借助地处长城外缘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明朝送来的生存物资；而且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而且不断招降草原上的汉人。凭借多族群的优势，清朝不仅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而且借助对多种文明的深入了解，建立起了整合多种文明、高度“涵化”、十分复杂的政权体系，长期稳定而成熟地管理了广阔的疆域众多的族群。

到了近代，历史风气似乎为之一变。南方海域作为中国最早接受其西方文明冲击与洗礼的地带，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起源地，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古代，尤其明清“下南洋”潮流催生的东南亚华侨群体支持之下，不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取代了北方族群建立的清朝；而且彻底改造了中国政治体制，自下而上地大力推动中国的西方化、近代化变革。这一变化根源于“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陆权传统秩序逐渐被海权新秩序所取代的历史变局。

五、结论

中国长期维持了广阔疆域，不同区域在生态面貌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别。相应，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除了时间维度之外，还可以引入空间维度。处于边疆区与核心区连接地带的边疆结合部，整合了核心区的经济、政治优势，与边疆区的军事优势，从而具有很强的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边疆结合部结合农牧经济与军事优势，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区域性力量。汉人、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结合部的长期交融与文明整合，推动强大群体的团聚与壮大，通过综合农牧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良军事战术，凭借强大的骑兵优势与善战的军事风气，促进强大政权的产生与成长，成为中国广阔疆域之内，具有战略优势的政治势力。当中国处于统一之时，构成中原王朝边疆经营的重要力量。当中国处于分裂之时，凭借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能够打破均势局面，推动中国的再次统一。中古以前，西北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统一的决定性角色。近世时期，东北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统一的决定性角色。北部边疆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长时段作用，典型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地缘区域。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2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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