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作者：孙庆忠 张金垚 / 日期：2026-01-22 / 浏览：51 次
摘要：2023 年 2 月，“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文化志丛书”（《历史地景：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地名文化志》《食材天成：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作物文化志》《石街邻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村落文化志》）出版。这是继 2018 年1月“陕西佳县古枣园・泥河沟村落文化志丛书”（《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之后，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又一套旨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与研究的探索性著作。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两套丛书在编撰、设计上的异同，以及其背后对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构想，受出版方之邀，2023年10月26日和2024年4月15日，丛书主编孙庆忠教授分别讲述了两个主题：一是两地调查工作的缘起与遗产地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二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议题及其传递的文化理念。现将访谈整理成篇，以期激发相关从业者对农遗保护实践与理论研究更深层的思考。
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诉求
张金垚（以下简称“张”）：孙老师，您主编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文化志丛书”已经出版发行，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希望我对您做一次访谈，请您讲一讲在河北涉县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实践。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先请您谈谈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
孙庆忠（以下简称“孙”）：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 GIAHS）保护倡议，以应对工业化农业给全球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可持续农业面临的深度危机。这项国际计划的潜台词是什么呢？那就是试图在像我们这样拥有古老农耕文明的国家，寻找农业持续千年的智慧。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农业专家富兰克林・金就在他的名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中，揭示了中华农耕文化的魅力。当面对贫困国家的饥饿、发展中国家农村生计等问题时，人类应该如何养活自己、全球农业该往何处去等极其现实的追问就会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GIAHS的保护对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以及重新认识乡土价值，都具有战略意义。值得称道的是，截至 2023 年底，FAO已认定了26个国家的86个传统农业系统为GIAHS，其中22项在中国。此外，2013 年我国农业部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审批工作，截至目前先后将七批188项传统农业系统列入其中，这些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我们应怎样理解农业文化遗产呢？一提到遗产，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几亩薄田，还会想到一些家传的宝贝物件。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遗产，还有那些历代祖先留下来的生存理念和生活准则，里边饱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灾害意识和生命意识。农业文化遗产的特性很多，但有两个最为重要：一是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强调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人、动植物还有微生物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系统的完整性，倘若哪个关系被切断了，这个系统可能就会失衡甚至崩塌；二是活态性，这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迭代，农耕系统必然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这种适应性充分证明，农民并非因循守旧，恰恰是他们应对变局的创造性表现，才使农业文化遗产世代活态传承。
那么，农业文化遗产要保护什么呢？这就得回到FAO对GIAHS的定义了。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与生态系统相伴共生的生物群落。如果没有山川河流、没有动物植物，这片景观就跟农业无关，跟我们想象的乡村无缘，所以保留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二是文化多样性。山林再漂亮，农业景观再震撼，如果没有人的耕作与管理都将化为乌有，所以与系统相伴相生的农耕生活、村落形态是我们保护的重点。三是可持续发展，它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为前提，而后才有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张：您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核心症结是什么？究竟应该如何来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谁才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主体？我们又能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些什么？
孙：很多人认为遗产保护和乡村发展是矛盾的，总觉得保护就限制了发展。实际上，保护和发展是一体两面，没有保护绝对没有发展。尤其是农业文化遗产，它的活态性特质决定了“拥抱变化”才是活力传承的根本。我们保护遗产就是为了让它活起来，而活的目的是让后世子孙可以承袭祖先带给他们的永续利用的资源。因此，我们所说的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为未来发展寻找出路。回顾我们几千年的农业史可以看到，正是老百姓对于自然环境精心呵护并在实践中积累农耕智慧，才有了未曾衰竭的生产和生活之源。如果祖先缺乏这种保护意识，我们的农耕文明就不会持续至今。
至于如何保护，这不仅取决于国家的乡村发展战略，更有赖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实践路径。但无论怎样选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一定是农民，没有农民就没有农业文化遗产的延续。我们在强调系统保护的时候，往往关注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却忽视保护农民。农业文化遗产传续千百年，农民才是动力之源。2019年6月和12月，我们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了两期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培训班，招募了来自全国28个遗产地的75位学员。与此同步，还举办了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研习营，以期培育研究乡村、服务乡村的承续力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后辈子孙始终拥有和祖先对话的能力，能够走进历史深处，了解农业遗产的过往，了解它怎么养育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作物，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里，人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遗产能不能活、怎么活，以及活的方向、意义与价值，实际上都关乎我们对人、对农民的重新定位。
在乡土社会“人去村空”的背景下，如何让乡村有活力，怎么保护人？在很多人看来，拥有GIAHS和China-NIAHS的名号，不过是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招牌，好像旅游是引流唯一的方略。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遗产地的文化特质渐渐隐没，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同质化的旅游模式遍布大江南北。“北方冰封雪冻，南方雨打芭蕉”，这种独特的地域差异，以及老百姓为适应当地环境创生出的一整套生存智慧，决定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样性。遗憾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动性缺失，在“吃、住、行、游、购、娱”一统天下的旅游真经的强势话语下，遗产地独特的教育功能没有发挥，农民对自身的农耕文化没有自信，旅游开发者对农业系统的保护和利用更是缺乏基本的认识。这就是农遗保护深陷困境的症结所在。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要做好乡村的文化挖掘工作，让地方政府和老百姓都能意识到遗产地潜藏的资源，这是保护和利用的根本前提。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挖掘乡土资源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教育的最佳契机，也是利用遗产的历史形态进行当代文化创新的机遇。
张：您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农民，是当地的人。人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要素，也决定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命运。2023年5月8日在王金庄举办丛书发布会后，您在和村民的座谈中讲到，要他们成为“世界公民”。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GIAHS这个名号会给农民注入这样的力量吗？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乡土社会有什么特殊价值？格尔茨说：“人类学家在村庄做研究，但他们不研究村庄”，那么我们做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更宏大的命题又是什么？
孙：GIAHS这个名号我们一定要用好，尤其是地方政府，这是给农民带来生活信心的最好时机。在农业和农村凋敝、家族和村落文化式微的当下，让农民看到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还能拥有如此荣耀，无疑会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带去一份积极的想象。2014年夏天，我曾目睹陕西佳县古枣园成为GIAHS时全村人的欢喜，2022年5月，我在河北涉县分享了村民同样的快乐。因此，才和他们说，从授牌这天起，村民都拥有了“世界公民”的身份。这里有鼓励，更有期待，我相信再过几年，在我们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向前继续推进之后，不仅国内的人会到此探访，国外的人也会慕名而来。到那时，我们的村民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心理去迎接来自全世界的宾朋？在迎进来的同时，我们的农民也要走出去。日后，如果建立起一个遗产地农民行动网络，每年把世界各地的农民请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的农民也到国外去瞧瞧，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间农民交流。这样的设想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并非遥不可及。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浙江青田是著名的侨乡，那里已经开启了此类试验，随着我们大国崛起进程的加速，这样的场景一定会接踵而至。他年，我们遗产地的农民也必然会到秘鲁、到西班牙、到意大利去看那里的农业遗产，去交流各自独有的地方智慧。在比较之后，他们彼此都会更加珍爱自己的土地和环境，进而对各自所属的文明心生敬意。我更愿意把这样的过程看成是遗产教育，既是历史教育，也是现实教育。
如果我们肯定了遗产的教育功能，也就不难理解它对认识中国乡土社会转型的特殊价值了。农业文化遗产是古老农耕文明的物质见证，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在当地人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因此，它是认识并理解农耕文明的窗口，它的特殊价值在于让我们走进时空隧道，一步一步地回望农耕的足迹以及遭遇工业文明的整体历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城乡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就人口数字来看，2023年末全国人口为140967万人，其中乡村常住人口为47700万人，占33.8%，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753万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变迁之快，让忙碌的现代人大有转身忧叹的陌生之感，也因此总能唤起人们回忆的深情。除了这种“回归土地”的力量，我们还应该有理由相信，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藏中，潜存着历久弥新的生存智慧，这里有历史的纹理，也有未来的讯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连接着历史、当下与未来。以此为基点，探寻“文明之路”，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宏大的学术命题。
张：在目前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有22项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三项六个梯田系统。近年来，您带领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以此为重点，从多个层面探讨“梯田何以持续”这一主题。究竟是怎样的特殊魔力让您在学术研究上驻足于此？
孙：在我国的地形版图中，山地丘陵所占比例极高，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三是山地、坡地。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我国梯田总面积约为2.8亿亩，占耕地总量的13.7%，遍布全国27个省（市、区）、1708个县（县级市、区），集中分布在南方丘陵山区、西南山区、黄土高原区及北方土石山区等四大梯田区。无论是向石头山要地，还是坡地改良田，都是历代祖先寻求生存可能性的直接表达。我们对梯田的关注起步于2015年对河北涉县的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的调查。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其梯田景观令人震撼，历史文化之厚重超乎想象。不得不说，这里深化了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理解。在目前我国GIAHS的六个梯田中，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有1300多年的历史；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被称为“大秦梯田”，它的历史之久远，可想而知；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都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大地雕刻的印记，凝结着不同时代里当地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对梯田的深度研究能够洞悉历史过往，同时也能够看到在与自然相处过程中，民众累积的本土生态知识所展现出的“韧性”，这里所蕴含的农耕智慧正是当地人因应现代化冲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梯田的研究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各大文明类型中，梯田的景观形态都备受关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项关于梯田的宣言发布：一是2010年在我国云南红河发布的《红河宣言 —— 保护与发展梯田文明全球宣言》；二是2016年10月国际梯田景观联盟（International Terraced Landscape Alliance）在意大利帕多瓦发布的《为梯田景观选择未来》；三是“2023紫鹊界梯田对话世界”农耕文化交流互鉴大会发布的《世界梯田保护与发展・紫鹊界共识》。这些标志性的宣言与共识都是我们研究梯田重要的理论依据。此时，我们以中国六个拥有GIAHS名号的梯田作为研究的重点，目的是参与世界梯田研究的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学术交流中看到自身的特点，才能更全面地解读文明互鉴的深意。我们虽立足于中国做研究，但并不仅仅是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事实和农耕的命运，还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之下梯田的命运、人类共同的命运。
张：通过您的讲述，我认识到现在我们所做的研究拥有与国际相关研究对话和衔接的可能性。将研究视野聚焦梯田，意在透过这项研究，分析乡土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境，并为GIAHS保护与发展提供中国本土化的经验。我觉得这是您从事梯田研究的关切所在。
孙：正如你刚才讲的，我们做梯田研究，但关注的是更宏大的议题。从北方旱作和南方稻作梯田入手，一方面是让我们拥有可以走进乡村脚踏实地为学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就是要拥有全球视野，能够走出去。我们研究农遗更为深层的现实价值是要为中国社会转型、为乡村格局的变局和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它的国际意义在哪里？我们要能够把自己的遗产搞明白，继而把遍布世界各地的相关遗产作为参照系理清楚。只有这样深耕下去，我们才能总结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才能确立人文社会科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范式。
表面上看，我们研究的不过是一个个梯田，但其动力是要以此为桥梁走进中国文化、走进农耕文明的深处。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再去西班牙梯田、意大利梯田，看到的就不仅是梯田景观，就会走进一个族群的历史文化，并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因此，走进农业文化遗产地，走进梯田社会，实际上就是走进民间，体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体察历史文化的脉动，体悟文明间共通的心灵。这样的研究不神圣吗！
二、社会学人类学的关注视野与核心议题
张：近年来，您带领团队以梯田为切入点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一方面让社会形态、集体记忆、文化景观、本土生态知识等理论命题重新进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又积极倡导并投身于遗产地的乡村建设。在您看来，当下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有哪些亟须深入研究的议题？您的研究旨趣和现实关怀又是如何在村落行动中落地的？
孙：从2014年在陕西佳县古枣园的文化挖掘工作开始，到对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持续九年的系列研究，我们的现实关怀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发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优势，唤醒村民建设家乡的热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古老的生存智慧。就学术研究的远程目标而言，就是要确立人文社会科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范式。近五年来，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梯田研究上，在回应世界梯田宣言的同时，意在通过对我国进入GIAHS名录的六个梯田遗产地进行多维度的文化挖掘，探讨其得以存续千百年的基因密码，也希望立足于历史与当下的研究，为乡土中国寻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以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个案，做了“麻雀解剖”式的调查工作，继而延伸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以期逐一落实六个方面的议题，也即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面向。
第一个议题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形态学研究。这是做好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与谱系的先决条件，是实施保护与利用的依据，也是深入理解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基础。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共同构成的系统，是一个物物相通的关系群落。因此，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要呈现的核心要素就是系统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有188项China-NIAHS，如何根据它们的自然属性和文化禀赋，为农业文化遗产谱系找到一个分类原则，是遗产研究的首要工作。这种分类不止于“水稻类”“茶叶类”这样简单的划分，而是寻求其机理一致的文化分类抑或价值分类。如果分类清楚了，庞大的遗产谱系就会变得清晰明朗。但这种分类原则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要对遗产系统进行社会形态学的研究。我们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切龙中寨为例，这是2021年7月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个只有52户261人的村寨，目前常住人口只有84人。然而，到了重大节庆之时，外出的人都要回归故里。这种“聚”与“散”的人口流动状态是最为直观的生活现象，也是特定时期城乡格局的真实写照。如何呈现这种因节日而被仪式化了的村落形态，进而阐释村落社会里人际关系、人与环境关系的守常与变化，是我们分析梯田社会何以存续的不可或缺的维度。透过一个村寨的生活图景，我们要展现出哈尼稻作系统当中人的形态、农耕生产中作物与土地的形态、人与自然相处的形态。这种系统内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形态学研究的重点。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关系”上，就会看到系统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系统循环平衡的秘密。揭示这种“关系”会抓住两个要点：其一，理解系统存续的内部法则；其二，明确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方向和底线。具体来说，就是要缕析遗产地的历史与当下，要呈现以村落社会为中心的遗产地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然、看待自己的文化、看待农耕、看待生计的。表面上看，我们记录的是一个个遗产地的案例，实际上是我们所处时代展现出的共同形态。这是遗产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诉求。
第二个议题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本土生态知识问题。此类研究的核心词是“韧性”或者“恢复力”，它是与农耕系统如影相随的生存智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的垒堰技术，以及与之匹配的“保水保土、养地用地”的传统耕作方式，无不展现出当地人适应环境、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本土创造。除了这些有形的生态知识，还有无形的文化观念在维护系统的稳定性。人对自然的敬畏是这种生态知识的集中体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之所以存续千年，有“森林 - 村庄 - 梯田 - 河流”四素同构的循环系统，更有以仪式、象征为展演形式的文化秩序，这就是活在老百姓生活之中的传统知识、组织形态和民俗信仰。缺少了以摩批、咪咕为主导的各种生产、生活仪式活动，哈尼梯田的存续就没有了根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些本土知识的辈辈传续以及观念行为的自然习得，才有了农业文化遗产得以持续千年的社会事实。当然，在我们探寻本土生态知识自身潜存的创造力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全球知识的影响力。在信息化时代，外部科学技术理念和现代化农机具的广泛应用，正在与本土知识共同作用于社区，从而改写着农业系统的形貌。这种带有杂交性质的知识生产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主题。
第三个议题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到底是谁？是社区和农民，保护农民是遗产保护之根本。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社区资源的分配管理、国家环境治理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原住民的文化实践，都涉及公平和公正问题研究的面向。地方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就是在保证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同时，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身处市场链条的农民在生产端费心费力，在销售端又备受挤压，在各类竞争中接受不公正的待遇，遗产保护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农民参与保护的公平和公正的机制和原则搞清楚，要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寻找破解之道，遗产地的农民才能自觉地加入其中，农业系统才有存续的可能性。
第四个议题是农业食物体系与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研究。农业与食物体系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最为核心的命题，作物耕作、粮食生产是生命延续最根本的活动。然而，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致使食与农分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空间和心理距离被不断拉大，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丛生。为了抵抗全球化农业食物体系造成的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和食物问题，以有机农业、社区支持农业（CSA）、慢食运动和公平贸易等为代表的实践方式应运而生，它们被统称为“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简称AFN）。这些对现代性农业食物体系的批判，依然难以摆脱自身的困境，始终未能背弃生产主义路线。我们对传续千百年的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发现，AFN努力寻求的生活状态，在这里竟然以最为日常的形态存续着，貌似“低效”的农业食物体系实则“高质”。诸如此类的研究，需要我们走下去深究，这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活态生存智慧。
地理标志产品是本土自然资源和人文智慧的结晶。199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保护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的条例（Council Regulation No 2081/92）。“受保护原产地名称”（Protected Designations Origin）和“受保护地理标志”（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都明确规定，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特殊地点或者一个国家，其名称被用于为某种原产此处的农产品或食品命名。目前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自己的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是，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性如何获得保证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的品牌？其产业链又如何衔接与拓展继而成为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的有力支柱？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否在地理标志产品中获得对乡土文化的归属与认同？近年来，几个遗产地的实践已经充分展现了地理标志资源的巨大潜力。浙江“庆元香菇” 被评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福建“安溪铁观音”已在欧盟、俄罗斯、日本等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 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研究与应用，可以为遗产地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文旅结合的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注入活力，同时也可以促进农业景观的保护。这些在农业之内寻求农业可持续的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第五个议题是乡村的“活化”与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目的是让它“活”起来，活的目的是让后世子孙承袭祖先带给他们的永不衰竭的资源，实现生活的永续。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服务功能，最根本的办法是回到人自身，做人的工作，唤醒当地人对土地的情感，进而将其转变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意识，让村庄拥有内源性动力。我们前面提及的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社会形态的描述与遗产谱系的确立，对于本土知识的深度挖掘，对于地理标志品牌的运用，抑或是对多方参与保护机制的把握，目标都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实现农业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落脚点，也是终极目标。在这一点上，以乡土社会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为场域的人类学大有可为。从 2014 年起，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在陕西佳县古枣园（泥河沟村）、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大甸子村和大窝铺村）、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王金庄村）、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绿春县瓦那村）等地进行持续跟踪的文化普查和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对这一主题的积极探索。
第六个议题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自从2002年FAO发起GIAHS 倡议以来，中国就是这项事业“最早的响应者、成功的实践者、重要推动者和主要贡献者”。20多年来的保护实践，从国家倡导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回应，到老百姓以此为荣地参与其中，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东西南北中各大片区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在寻求遗产保护与产业发展并举的有效路径，其中不乏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系统这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个案，也有浙江这样“农遗大省”探索出的保护模式。在目前188项China-NIAHS中，浙江占17项，其中有五项GIAHS。这的确可以视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浙江现象”。以此为视点，我们不仅能看到在应对现代化危机中农耕文化强大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也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的创新意识在乡村治理方面所展现的巨大能量。此外，在法律法规建设、推动南南合作等方面，中国都作出了标杆性的贡献。因此，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对于重新认知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可估量，而且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国际可持续农业运动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张：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六个面向，让我们对为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怎么保护，以及人文社科能够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作怎样的贡献等，都做了点拨和回应。那么，这些亟须破解的议题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研究主题的推进是否都指向您一直在积极倡导的人文社会科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基本范式的建立？
孙：我们的总体关怀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问题的场域，可持续发展是最终的归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诉求，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张扬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应用性价值。在这一认识基点之上，六个议题分别是从遗产的类型学和谱系学、民族志书写和社会行动等角度，从历史到现实、从学理到实践的研究，既是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可持续的阐释，也是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的事实回应。在我看来，这六个面向是我们当下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焦点问题，如果我们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时代需求作出的巨大贡献。
张：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部已经将七批188个农业系统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评审专家和农遗保护实践者，您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面临怎样的困境，您在遗产保护中最为关切的又是什么？
孙：这个问题要从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两个层面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是涉及农学、生态学、植物保护、动物医学、农业历史、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复合体。因此，它有交叉学科共同发力的优势，也就必然会有各说各话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上还缺乏共识。各个学科的学者对于保护农业遗产的重要性和价值判断都没异议，但在研究上却没有回归到“遗产”的本位，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绝大多数研究还止于在遗产地做本学科的相关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做遗产研究的层面。那么，如何认识“乡村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我们时常遭遇的问题是，你研究的也不过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我换一个地方，研究的也是“三农”问题，凭什么说你从事的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这样的追问是有学术价值的。也许我们知道社会学、人类学如何研究乡村，却未必知道该如何研究作为遗产的乡村。因此，各个学科应该深度思考“遗产”的内涵，否则保护与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侈谈。这是在保护实践先行的背景下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也为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实践层面而言，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时至今日也没有像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除了2015年出台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之外，具体的保护工作缺乏应有的政策依据和法律准则。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他们作为申报的主体，一方面觉得这是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品牌，可以为地方发展带来效益；另一方面又担心发展经济受到限制，以至于把这个名号视为绳索和镣铐。已经被列入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些地区，在具体的保护路径上也处于混沌状态，实质性的保护难以落实，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在现实面前往往遭遇困境。尤为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传承农业文化遗产的主人公，农民没有保护意识，更难以参与到这项文化工程中来。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做哪些核心工作呢？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出台系列的政策，让基层政府的保护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就基层政府而言，要从保护的主体入手，把多方参与的保护机制落实到每一个遗产地。只有这样，农民才有意愿去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注入这个时代赋予它的创生性力量。我前面提到了保护农民，培育农民的遗产意识和公民意识，这是我们干不完的事业。就如百年前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它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古老的农耕文明，传续千百年的农业文化，对于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需要理论的阐释，更需要在乡土生活中积极探索。这就是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为深层的关切！
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村落实践
张：陕西佳县古枣园是您扎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首个田野点，自2014年起您带领学生在枣园近旁的泥河沟村调研，四年间先后驻村达76日。起初您为什么选择泥河沟做研究，这里呈现的社会事实寄予了您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怎样的期待？
孙：2014年，陕西佳县古枣园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我得知那里36亩古枣园里1300多年的枣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时，便萌生了亲临现场的愿望。我们知道枣树是人工培植的，那么与之相伴的古老村落，以及世世代代守望枣园的村民，无疑是我关注的核心。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前，这里还是国家14个特困连片区中的贫困村，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方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正是这样的思考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也成为我们持续驻村调研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在我看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与农业景观浑然一体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走进泥河沟，那就是多年来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想象。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俩的形象让我难以忘怀，以至于30多年后的今天每每想起他们依旧心潮澎湃。10年前跑到陕北，想去看看那里是否还有少平和少安。如果有，这一代的少平和少安又以怎样的姿态应对此时乡土社会的事实呢？这样看来，当年的泥河沟之行，既有对千年枣树的一份期许，更有乡土社会日趋凋落背景下对乡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一份期待。
张：2014-2018年，您每逢寒暑假都带领学生驻扎在泥河沟村，以“抢救村落记忆”为目标，几乎走访了每一户人家，踏查了全村“湾、塌、坡、峁、梁”百余处有名号的地景，并最终以文化志、口述史和影像集的形式，全面展现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村落形态和社会生活。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是否丰富了您对农遗保护的认识，您又如何评价陕北村落实践的价值？
孙：我们最早在佳县查阅文史资料时发现，几乎没有有关古枣园近旁泥河沟村的记载。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与自然科学关注土壤、水文等生态环境不同，我们更加看重的是村落社会，是当地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生存智慧，这也是古枣园得以存续 1300多年的内在缘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抢救行将消逝的村落记忆也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我坚信这古老村落的传奇，就在黄河边、在土地里、在枣树上、在村民的记忆中。对于我们这些人类学者而言，只要有人在，村落文化的“复活”就有生机。
在陕北的村落行动中，先后有三拨学生投入其中。我们从搜集老物件、老照片入手，让个人和家庭的往事与河神庙、龙王庙和观音庙连接在一起，让破旧的十一孔窑与集体化时期的激情岁月得以重现。我们也因此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看到乡土中国的一段历史，目睹了农民的共相命运。当近百万字的文化志、口述史和影像集摆在眼前时，欢喜与悲伤顿袭心头。欢喜的是，我们为这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添了一份荣光，找回了村落的历史，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悲伤的是，村民那些含泪的讲述，无论是走40里山路去通镇背粮的艰辛、移民山西和内蒙古的窘迫，还是黄河船难21条生命的离去，早已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酸楚记忆。
而今，每一次回首这四年的经历，我都会对在这里挖掘乡土社会文化资源的深层价值做出积极的肯定。正是因为我们的出现，让老百姓觉得他们的家乡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依然有被爱的理由。不论家乡的土地有多贫瘠，他们也像祖先一样，用自己的汗水呵护过黄河边的泥土，也为曾经单调的贫困生活增添过生命的色彩。对于农大的师生来说，采录村民口述、记录村庄往事，也为缺少年轻人的村庄注入了一股活力。我们的每一次驻村实际上都在为寂寞的乡村安抚民心，都在给孤独的老人送去温暖。更为可贵的是，我们走进村庄之后，香港乐施会、原本营造建筑规划事务所、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悉溪环宇建筑空间、乐与永续工作室，以及一批优秀的摄影师志愿者，都为古枣园的保护和泥河沟的发展贡献了时间和精力。每每想到身边的这些同道，一路欣赏着乡土社会里的花开花落，一起分享那么多人生的快乐与忧伤，我就觉得这世界真的很美好，这日子很值得过。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每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我们走向民间，在平淡的日常中，拓展了心灵的维度，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精神的成长。就此而言，在陕北的行动不仅丰富了我对农遗保护的认识，也提升了我的生命质量。
张：2015 年，也就是您在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开展工作一年之后，又在河北涉县王金庄村启动了对旱作梯田系统的研究，至今已持续了九年之久。又是怎样的机缘让太行东麓的小山村走进了您的视野？王金庄的行动策略与您在泥河沟的研究是否存在差异？
孙：对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的关注，源于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评审工作。在阅读申报书的时候，我被太行山壮美的梯田景观、古朴的村落形态，以及当地人在艰难生态环境下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深深震撼。在我看来，这里最符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定义和保护构想。王金庄是旱作梯田系统的核心保护区域，“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是对其地形地貌的生动描绘，也是当地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这里缺水又缺土，靠雨水滋养土地，靠垒堰存留泥土。正是这向石头山要地的奇迹，使得“十年九旱”的梯田保证了当地人最基本的粮食安全、生计安全，而且持续了将近八百年。
2015年5月我第一次走进王金庄，这里的沟沟岭岭，以及散落在梯田间的 “坡、垴、洼、峧、磢”是我认知这片神奇土地的最初印象。九年后的今天，人与驴、人与土地、人与山林的关系，早已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研究主题。与在陕北泥河沟的工作思路不同，在王金庄，我们从梯田的踏查入手，关注水、土、石、路、驴、作物等旱作梯田系统的核心要素。2017年之后，转向以村庄和村民为重心，以王树梁、王林定等“老秀才”为师，询问村庄的历史过往，记录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与王金庄相比，泥河沟有213户806人，体量适中，入户走访便利。而王金庄有1487户4679人，如此大体量的村庄怎么做研究，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就如我前面所说，我更愿意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看作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以遗产保护为契机重新发现乡土的价值，继而对家乡心生爱恋，这是乡村建设的情感基础。因此，推动农民自发组织“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也便成为破题的关键。2017年10月，协会正式挂牌。其后的四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涉县农业农村局、农民种子网络和香港乐施会的全力协助下，协会全面开展了“社区资源调查”和“社区能力建设”两大社区营造行动，让村民、地方政府、民间机构、青年学子都有了服务乡村的机会。这些步步深入的工作，都直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探索，也彰显了其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贡献。
张：您编著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文化志丛书的着力点在哪里，为什么以“文化志”命名？与陕西佳县古枣园村落文化丛书相比，二者有什么区别，又有怎样的联系？您又是如何来定位这两套丛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示范性价值的？
孙：为什么王金庄的三本书以文化志来命名？我在丛书的总序说，这里的“文化”特指村落生产生活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群体活动和符号载体。比如，农业学大寨时期岩凹沟梯田的修建、每年三月十五的奶奶顶庙会、村东的马王庙和村西的山神庙，以及散落在石崖沟的同治、光绪年间的石庵子。什么是“志”，就是如实地记录这些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表现形态。具体来说，《历史地景》记录了王金庄村24道大沟、120条小沟、420个地名的地形地貌，其中村民私家珍藏的地契文书印证了数百年来土地的归属，与地名直接相关的故事与传说是村民追溯村庄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食材天成》集中展现了村落社会一整套冬修、春播、夏管、秋收的农耕技术体系，以及 171个传统农家作物品种从种子到餐桌吐故纳新的循环周期。《石街邻里》呈现的是太行山区村落社会的自然风物与人文历史，从水库水窖的设计到门庭院落的布局，从对神灵的虔诚到人世礼俗的教化，浸透其中的是村民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对于老百姓来说，尘封往事能在翻阅丛书时瞬间再现，无疑是他们重新认识村庄的历史依据，也是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基础。
王金庄这三本书与泥河沟的三本书相比，从工作思路到呈现手法都有差异，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从普查到写作是以村民为主力军，后者则是以农大师生为主导。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套丛书均以农民的讲述为核心，其主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通过文化干预的方式，以农业文化遗产之名去撬动乡村建设，给乡村赋能，让农民看到村落文化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从表面来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过是在探索旱作石堰梯田或古枣园这类农业景观的存续问题。但它的深层次价值又是什么呢？是对于村落的生产生活，以及活在农民记忆里的本土生态知识进行系统的挖掘与梳理。因此，对人的保护才是核心。我一直强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直指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因此才带领学生、召集各类社会组织，协同农民挖掘村落资源，引导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村庄。而这一调查、采录和撰写丛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目标是培育农民对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理解，提升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坚信以文化来撬动乡村的工作，就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是命脉所在。
张：您坚信文化的力量是乡村发展的根基，一直试图以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激发村民的家乡认同感，并强调这是使村庄拥有内源性动力并实现乡土重建的核心。那么，您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建设的愿景如何，您又对此抱有怎样的期待？
孙：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神圣事业。农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于保护农业系统当然不可或缺，但却无法把人文社会科学的关切融入其中。多年来，我们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培育乡村的内生性力量作为遗产保护的重心，无疑是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面向。
你让我勾勒一下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建设的愿景，那我们就得回归到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基本定位上来看。这些传续久远的农业遗产，是五千年农耕文明留存在当下的物质见证，是我们可以通往历史深处的时空隧道。我一直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目的是让我们拥有和祖先对话的能力。祖先在哪里？你以为祖先都已经埋在地下化作泥土了吗？不是！他们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他们耕作过的麦田，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源于他们留下的种子。他们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总是在每一年的春种、秋收中 “复活”。正是这样的念想，定位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才有了在遗产地推动文化挖掘工作的过往，才有了两套丛书的出炉。
至于对未来的期待，我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目标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改变。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重新认识祖先、认识自己才能变成现实，承此，热爱乡土的意识才能觉醒，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才能转换成为农民创造生活的源泉。我想，当这样的图景变成现实之日，就应该是农业、农村拥有未来之时！
张：我最后想问一个有关您个人感受和体验的问题。作为人类学者，您在30年的田野经历中，特别是在最近10年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行动中，是否追问过自己做这些工作的意义？如果说人类学的田野是在问询“他者”，那么您在回首时能否告诉我们，田野究竟给您带来了什么？
孙：2022年6月，我以“行脚：以身为度的田野叙事”为题，和一些年轻的社区实践者进行过一次深度交流，他们关心的问题与你的追问类似。作为一个以人类学为业的研究者，回顾并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是一种自觉。仔细想来，我在农业文化遗产地所推动的工作最核心的指向是“重新发现”。一方面让乡民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家乡的文化；另一方面让我和我的学生，乃至这项抢救性工作的每一个参与者，能够看到当下的乡村建设是多么的急切。
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多年的“行脚”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我探寻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心路历程。与前20年的乡村之行不同，最近10年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建设，我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记录者，而是与当地人一起探究如何生活的协同者。我和村民共同上演的故事，早已在不同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彼此的生命形态。不期而遇的事实是，“照顾”这个词总会不时地袭入我的心头。照顾不仅仅是指人和人之间的照顾，也涵盖了人和动植物、人和山水之间的相互照顾，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物相通的世界里。你问我多年的田野工作究竟让我有了怎样的收获，三个变化可以呈现我多年“行脚”的价值：一是训练了一种叙事的能力，二是培育了一种关怀伦理，三是形塑了一种生命形态。这是孤单和寂寞的田野之旅对我产生的深度影响，也是乡村带给我的精神馈赠！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张金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