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农史公众号 / 作者：闵庆文、梅艳 / 日期：2026-05-12 / 浏览：4 次
作者简介
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农业与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资源生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梅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摘要：研究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独特性，对于丰富稻作文化内涵及外延、提升遗产地文化价值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建立一种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独特性研究模式，通过考虑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特征，从稻作考古遗存、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习俗三方面，运用对比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挖掘其文化特征，并以系统视角论证三方面文化特征的内在逻辑关系，提炼其文化独特性，帮助遗产地进行文化定位，提升文化标识度。通过将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等其他稻作考古遗址和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等其他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比较分析得出，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其悠久的稻作历史、具有野生稻性状的栽培稻和野生稻品种资源，以及相关的稻作习俗，其文化独特性在于水稻驯化栽培的系统展示。
关键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作考古遗存；稻作习俗；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适应自然并开发利用自然而形成的包括生产、生态、生活在内的复合系统，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应对农业发展中资源环境危机与传统文化消失等问题，2002年8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联合多个国际组织机构和一些国家政府，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倡议。中国是这一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与主要推动者。自2005年6月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认定为 GIAHS保护试点以来，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入选 GIAHS名录 25项，数量位列世界第一。2012年3月，原农业部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hina-NIAHS）的发掘与保护工作，截至2025年5月，已发布7批188项。在这些项目中，涉及稻作的项目占据较大比重，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稻作起源地和水稻生产大国的独特地位。
本文所指的稻作农业文化遗产是以水稻种植为基础，包括传统稻作品种资源、稻作技术、稻作文化和稻田景观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稻作生产系统。据统计，在中国25项GIAHS中，稻作农业文化遗产有5项，占20%，在188项China-NIAHS中有33项，占17.6%。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上万年的水稻种植不仅保障了粮食安全，也衍生出丰富的稻作文化，成为中华农耕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之一。因此，研究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是把握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内涵、阐释其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的基础。前人对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某一类别或某一区域范围内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特征进行详细阐释。稻作文化方面的研究认为 ，我国稻作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水稻本身作为重要的农作物，在长期生长繁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品种，是重要的物质文化。稻作考古遗址出土了诸多水稻考古遗存，为研究稻作文化发展演变提供了关键资料，也属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则包括传说故事、文学艺术、节庆活动、农耕习俗、崇拜信仰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承载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所在区域，在空间上没有绝对要求，可以小到一个乡村，大到一个市县，甚至跨越了省市的行政边界。本文对稻作农业文化遗产与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不做区分，使用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表述主要是为强调文化独特性研究对于地域的意义，因为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遗产地的文化特质，提炼其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独特性和农业文化遗产文化独特性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将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独特性定义为一个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区别于其他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性，亦可称之为文化标识度。其内涵为遗产地人群具有的能够促进该遗产持续发展的，不同于其他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人群的价值观念。其外延包括围绕该遗产的考古遗存、作物品种、农耕器具、服饰、建筑等物质文化，乡规民约、宗族社团等制度文化，节庆风俗、饮食习惯等行为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文化独特性研究，对于丰富稻作文化内涵及外延、提升遗产地文化价值与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化内涵和作用等方面，如研究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文化系统在维持农业景观中的重要作用；分析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传统生活方式衍生出来的文化寓意。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既因为关注某一特征或要素而缺乏文化特征的系统性阐释，也往往因为缺乏比较而无法得出遗产地的文化独特性。
本文尝试以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为例，从考古遗存、水稻品种资源所代表的物质文化层面和以稻作习俗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层面入手，系统分析各层面文化特征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与其他不同稻作考古遗址和不同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比较，阐释内在逻辑链条，提出其文化独特性。因稻作考古遗址与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重叠度有限，为突出对比研究效果，在各部分中，对比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同时，因稻作考古遗址和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数量众较多，本文仅选取部分对象进行对比研究。
一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及相关研究进展
万年县为江西省上饶市下辖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南岸，以岗地、丘陵地貌为主，滨湖平原为辅，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万年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是万年县两处重要的稻作考古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2000年的稻作遗存，将人类稻作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千年，被誉为“中国稻作起源地之一”。“万年贡米”的传统水稻品种与种植、生产、加工技术和食用方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至今仍然在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及其所包含的要素十分丰富。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于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GIAHS保护试点、2013年被农业部发布为第二批China-NIAHS项目，万年稻作习俗于2014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因同时具备这三类遗产而成为开展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独特性研究的理想案例。
许多学者对万年的稻作考古遗存、水稻品种和稻作习俗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
稻作考古方面，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于1962年被发现，出土了包括陶片、骨器、石器、动物骨骼、孢粉和植硅石在内的大量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遗存。考古学家赵志军利用植硅石分析法对采集的稻属植硅石进行比较，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野生稻植硅石和栽培稻植硅石，年代距今10000年以前，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栽培稻遗存；曹柯平等人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文化阶段的划分并对各阶段考古遗存、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进行分析，认为仙人洞先民仍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原始农业在距今10000~8000年间开始出现；大卫·V·希尔等人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的陶器成分、纹饰进行了初步分析，将出土陶器分为三个类型；吴瑞等人对仙人洞遗址陶器的原料、烧制温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吴小红等人研究了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问题，认为仙人洞陶器制作年代为距今20000年前。
水稻品种方面，曾雄生通过分析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认为江西水稻存在本土起源的可能性，且有不少优良品种；钟旭华等对万年贡谷品种特性进行实验研究，认为其对生态条件要求特殊，具有生育期长、高秆等特性，具备开发利用前景；黄金英等认为，万年贡谷较其他名优水稻品种在胚乳淀粉粒径、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等特异品质性状的育种方面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
稻作习俗方面，黄国勤认为万年稻作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万年从野生稻选育到贡米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稻作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农耕器具、生产方式、民俗文化等；陈光辉则研究了稻作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及路径。
二稻作考古遗址的对比研究
稻作起源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严文明在1982年曾提出长江下游及附近很有可能是稻作起源地，随着长江中下游的稻作考古遗存越来越丰富，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2016年，在江西省万年县举行的第54期中国科技论坛“中国稻作地原起源地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水稻、考古、农业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专家对水稻起源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10000年以前的以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和以南地区的结论。本节将聚焦长江中下游地区，选取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浙江省余杭市河姆渡遗址和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从稻作遗存、陶器与其他考古遗存等两方面，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进行对比研究。
（一）基于稻作遗存的对比研究
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植物植硅石，其中包括600余个稻属植硅石。经专家研究鉴定，万年出土的稻属植硅石中存在栽培稻植硅石，首次出现是在距今约12000年前的地层中，并且分布呈现从野生稻植硅石，到野生稻植硅石与栽培稻植硅石共存，再到栽培稻植硅石逐渐增多的规律，说明当时万年先民已经在有意识地栽培和驯化水稻。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地处南岭北麓的山间盆地，四面环山。该遗址也分别在1993年和1995年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了4粒水稻壳和稻属植硅石，通过14C测定为距今约10000年左右。经专家鉴定，该遗址出土的水稻壳已经与野生稻完全不同，呈现出一种兼有野、籼、粳稻的综合特征，应是处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一种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根据对出土陶片的14C测定，距今约10000~8500年。遗址通过浮选获得了炭化稻谷粒，并发现出土的夹炭陶片夹杂着水稻颖壳，经检测，许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的植硅体。经对水稻颖壳的测量，认为其长宽比小于野生稻，且小穗轴不光滑的特征也表明该稻粒具有栽培稻的脱落特征。对稻属植硅石的分析则发现其水稻遗存可能是具有粳稻特征的原始栽培稻。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当时最早的水稻遗存，距今约7000~5000年，出土的稻谷、稻壳和稻秆堆积说明稻作农业在当时已呈相当规模。出土的水稻颗粒大小接近现代栽培稻，比野生稻颗粒大，学者判断出土遗存属栽培稻；一同出土的还有骨耜等稻作农具。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距今约5300~4300年，为新石器晚期的代表。良渚古城内出土了大量碳化稻谷、颖壳和小穗轴等稻作遗存，表明水稻栽培已经是良渚文化时期主要的农耕形态。在同属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遗址还出土了相当面积的水稻田，并具有完善成熟的稻田灌溉体系。
综上，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玉蟾岩遗址及上山遗址出现栽培稻的时间相对较早，其中，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稻作遗存距今约12000年，是至今在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但该判断依据的是对水稻植硅石的测定，且当地并未出土碳化稻谷等实物遗存，相比于出土了稻谷实物遗存的上山遗址和玉蟾岩遗址，说服力稍有欠缺。河姆渡遗址与良渚遗址较前三者时间更晚，分别出现了用于水稻种植的工具（骨耜）和古稻田，说明当时人们种植水稻已经较为常见。同时，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是典型的洞穴遗址，是人类在走向旷野开始大规模农耕之前的早期居住环境。这表明，人类早在穴居时就已经开始探索栽培和驯化水稻。
（二）基于陶器与其他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
长期以来，陶器被看作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在东亚地区，陶器起源是否与农业有关仍有争议，但其作为工具储存水和食物、烹饪食物，在人类定居和农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国内众多稻作考古遗址中大量出现陶器的考古遗存，且部分陶器夹杂有稻壳等物质，成为稻作考古研究的重要依据。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其中最早的陶片经测定为距今约20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之一。陶片的烧成颜色包括褐色、暗褐色、红褐色和灰褐色等，部分陶片还有黑色夹芯,说明烧成温度不高,陶胎氧化不充分,可能不是在陶窑中烧制的。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骨、角、蚌器等。其中，距今15000年以前的地层中出土的石器较为原始，距今约15000~12000年的地层中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后磨制石器逐渐将原始石器替代，还出现了谷物加工工具；骨、角、蚌器也被全面应用到生产生活中，作为渔猎、采集活动的重要工具，且随着时间推移，工具的精致程度不断提升，还出现了装饰用品。
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较为原始的陶片，数量稀少。据14C测定，陶片距今约18000~17000年。该遗址还出土了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其中石器近千件，均为打制石器，未出现磨制石器。出土的石器虽然粗糙简陋，但其中出现了锄形石器，经推断可用于耕种，或成为农耕萌芽的有利证据。
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分夹炭陶和夹砂陶两类。早期以夹炭陶为主，晚期夹砂陶数量逐渐增多，其中夹炭陶器中多炭化的稻谷壳和稻叶遗存，为研究稻作起源发展保留了物质证据。据统计，85%的陶器为平底器，还有一些有简易足。石器主要为打制石器，也出土了少量磨制石器。经研究，打制石器主要用来收割水稻、芦苇、莎草等植物，证明上山文化时期人类已经开始利用工具对水稻生长进行有意识的干预，从而推动了水稻驯化进程。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夹碳陶过渡到了夹砂陶。器形有釜、鼎、盉、甑、罐、豆、盘、盆、器盖、支座、器座等生活用具，陶纺轮等生产用具，以及陶珠、陶兽等装饰品和玩具。还出土了石器、骨器等，其中骨耜是最具代表性的农耕工具，可用来翻土耕地，表明当时农耕活动已经成为重要生产生活方式。
良渚遗址所在时期古城形成，出现了加工精美的玉器、黑皮陶、磨制石器和竹木漆器，表明当时已有较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土的石镰经过细致打磨，用来收割水稻。
从陶器和其他考古遗存对比来看，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和玉蟾岩遗址的陶器均出现较早且较为原始，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陶器有被稻叶或其他植物叶片打磨的痕迹，但无类似上山遗址的将稻壳稻叶掺入陶器的做法。同时，石器在上述时期也以打制石器为主，较为粗糙，但这些打制石器能看出是在向耕作用途发展。据此推断，仙人洞—吊桶环时期和玉蟾岩时期，当地先民没有开始或者没有大规模进行水稻种植，稻作生产处于萌芽阶段。到河姆渡与良渚时期，出土的陶器数量多、器形各异，说明陶器已经成为稻作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石器也以磨制石器为主，具有细致的分类和更精准的稻作用途。
三水稻品种资源的对比研究
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具有独特的坞源早水稻品种，并且在附近的抚州市东乡区还保留着野生稻。为了横向分析万年水稻品种资源的特点，选取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两个GIAHS项目地和广西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两个China-NIAHS项目地与其进行对比研究，遗产类型涵盖稻鱼共生、稻作梯田和贡米生产三大类。
（一）基于传统稻作品种资源的对比研究
万年县“坞源早”作为当地传统的籼稻品种，俗称“芒谷”，其谷粒形态独特，长且瘦，顶部有一根坚硬的针芒，这是保留下来的野生稻性状，能有效避免野猪和鸟类的侵扰，保证产量。同时，坞源早具有高秆、耐旱的特点，适宜种植在山涧处。有学者考证，坞源早品种出现时间至少在唐开元年以前。据《万年县志》记载，坞源早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产于裴梅镇荷桥村和龙港村一带。相传明正德七年，万年县知县为答谢朝廷建县之恩，将坞源早制成大米进贡皇帝。皇帝食用后大加赞赏，传旨“代代耕种，岁岁纳贡”，贡米由此得名。至清代，州县纳粮送至京城，必待万年贡米运到，方可封仓，贡米又得“国米”美誉。同时，当地也在种植野香优莉丝等杂交稻品种。
青田的水稻品种在不断变化更新，经历了从以传统水稻品种为主，到以杂交水稻品种和优质品种为主的转变过程。青田不断引种优质、高产、多抗的水稻品种，如“浙优1号”，同时，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仍保留了部分传统品种，如“红米”“千罗稻”“米冻米”“晚谷”等。
红河哈尼梯田地处云南高原，气候温暖潮湿，适宜水稻生长，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水稻品种资源，是中国主要的红米产地之一。哈尼梯田的红米是当地农户在长期耕种和筛选后形成的优良品种，产量稳定、有一定抗病性，是重要的种质资源。经调查，哈尼梯田现存月亮谷、高山早谷、薄竹谷等80余种传统地方水稻品种，同时也种植红阳2号、红阳3号和红稻8号等杂交改良品种。
隆安县是“那文化”核心区，最初以种植糯稻和籼稻为主。“那”在壮语中意为“田”和“峒”，泛指田地或土地。在壮泰语支中，“那”还是“糯”，种植糯稻的田也会被称作“那”。但传统品种并未得到有效传承，现在种植的水稻品种均为近年来研发的杂交稻。
京西稻种植的核心区北京市海淀区，清代以“御稻米”“紫金箍”“大粒紫金箍”为主，前两者分别为清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培育种植的水稻品种，“大粒紫金箍”为“紫金箍”在种植过程中自然变异而产生的品种，营养丰富。民国时期又先后从天津引进大白芒、大红芒、小红芒等品种。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在保留传统品种的同时，不断引进和培育新品种，主要有银坊、水原300粒、越富、中作93、津稻305、上香1号等，京西稻的特性也从高杆向矮杆、短生育期向长生育期、有芒向无芒等逐渐转变。
比较之下不难发现，万年稻作文化系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京西稻作文化系统等4个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有意识地保留了传统的水稻品种，至今仍然有农户种植。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则以种植杂交水稻品种为主，传统水稻品种几乎消失。
（二）基于野生稻资源的对比研究
据全国野生稻种质资源调查显示，江西只有3个点位发现了现存的野生稻，其中离万年县不远的抚州市东乡区就是一个重要点位。东乡区野生稻于1976年被发现，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2002年，国家农业部和江西省农业厅在东乡设立了第一个国家级野生稻原位保护区，将其作为重要种质资源进行保护。据专家研究，该野生稻携带特殊的强耐冷基因和丰富的抗病虫基因，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被认为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和特殊经济性状品种选育的良好种质资源。在GIAHS申报中，东乡野生稻也被认为是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中，目前只有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附近有野生稻存在，零散分布于隆安县，主要在河流两岸。也有学者认为，当地的野生稻或为经上游水流冲刷到此生长起来的，并非原生于隆安县。
显然，上述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中，只有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和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附近分布有野生稻，这为更好地认识栽培稻起源与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四稻作习俗的对比研究
稻作习俗与所在地区、民族等有紧密联系。在《“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所确定的水稻主产区基础上，结合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分布特点，确定了5个稻作农业文化遗产代表性区域，分别选取1项入选GIAHS或China-NIAHS名录的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比较对象：长江中下游主产区选取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西南主产区选取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华南主产区选取广西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华北黄淮主产区选取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东北主产区选取辽宁桓仁京租稻栽培系统。遗产类型同样涵盖稻鱼共生、稻作梯田和贡米生产三大类。
（一）基于稻作岁时节令的对比研究
在万年，许多重要的时节都会有相关的民俗活动，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社、开秧门和祭稻神。在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万年会举行春社，预示着一年劳作的开始；开秧门作为水稻生产中拔秧插秧环节的起始，农民会举行仪式以祈求风调雨顺；祭稻神则是在秋收后为感谢稻祖而举行的重要仪式。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地处云贵高原，梯田生产受节令限制，冬春之交挖田整地，春季育秧，春夏之交移栽，夏管秋收。围绕耕作节令也形成了相应的链环式农耕祭祀链,如春耕时的开秧门、农事告一段落时的六月节、稻谷成熟时的尝新节和秋收后农闲时的十月年与祭寨神，多是祈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对应了各个农事阶段，且与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联系紧密。
广西隆安是壮族稻作文化的核心地区，其传统节日与稻作生产周期相吻合，且大部分是农耕祭祀节日。备耕阶段有三月三歌圩节，会举行祭祖仪式，祈求全年风调雨顺、生产丰收；春播夏管阶段有农具节和芒那节，以驱鬼保丰收；秋收阶段有霜降节，以酬谢自然，庆贺丰收。
北京京西稻历史上由清代多位皇帝推广种植，且种植在皇帝亲自开辟的“官田”中，其种植方法被记录在《御制耕织图》中，有天子亲耕、劝课农桑的政治意图，也带动了周围农户自发种植。当地农户的岁时节令主要为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常规节日。
辽宁省桓仁京租稻栽培系统是东北地区的典型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据研究，东北地区的水稻由朝鲜移民传入，桓仁县栽种水稻始于清光绪元年（1875），因专供皇宫膳用而被赐名京租稻。除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外，从事水稻生产的人们会立庙祭拜，祈求丰收。这来源于2015年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桓仁祭山习俗，主要与采参有关，后逐渐演变为各行业民众共同崇奉的神灵。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和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反映的是以汉族占主导的节令习俗，万年保留了春社、开秧门、祭稻神等多个与稻作生产直接相关的节庆，稻作节令更加系统和完整。桓仁为满族自治县，其京租稻栽培系统的祭山习俗与萨满信仰有关，受到古时少数民族山神崇拜的影响。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则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其岁时节令与农时紧密相连，并且保留了大量农业祭祀活动，是原始自然崇拜信仰的遗留。“万年稻作习俗”是唯一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稻作习俗类项目。
（二）基于稻作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
万年的饮食多以稻米为原材料，常见的有年糕、麻糍、米糖、米酒等，而且不少也是当地重要节日的必吃美食。如在春节期间要食用年糕，在元宵节食用元宵米馃，在清明节食用清明馃，在端午节食用粽子。每个重要节令都有稻米的身影，足见稻米对万年人的重要意义。稻米制成的麻糍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不仅出现在各种重要场合，用于招待客人，而且带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如小儿周岁满月、过寿、婚期前日女方家招待贺客，都会制作麻糍。甚至新屋上梁，当地人还会做麻糍抛梁取彩，麻糍下梁后被周围人捡拾，以示沾喜气、讨福气。麻糍作为食物，更承载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
长街宴在红河哈尼梯田地区非常普遍。长街宴有三种，分别在六月节、祭寨神或十月年时举行，不同村寨流行不同的长街宴。哈尼梯田丰富的物产为长街宴提供了食物来源，十月年期间的食物较为丰盛，其中糯米粑粑、猪肉、鸡肉等，是哈尼人用来表达对团圆和美好事物向往的传统食物。长街宴也保留着宗教祭祀传统，如六月节期间的长街宴，会举行杀牛祭祖仪式，有祈求祖先保佑的含义。同时，长街宴通过分享美食，也起到联络血亲族群、促进社交友邻的重要作用。
隆安壮族人的饮食也以稻米为中心，大米是日常饮食中的主食，可做米饭、粥、米粉等。隆安县特产“雁江粉利”，是由米磨制成浆，揉搓成团，蒸熟而成的，是当地节日期间不可或缺的美食，有大吉大利之意。雁江粉利制作技艺于2013年入选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糯米则多用于节日食品和祭祀用品，主要有粽子、糍粑、米糕、五色糯米饭、汤圆、油团等。其中，五色糯米饭是壮族人三月三的必备食物，用红兰草、黄花、枫叶、紫番藤的根茎或花叶捣烂，取汁分别浸泡糯米，再蒸制而成，有吉祥、丰收的寓意。
北京京西稻米味香，且营养丰富，夏季时节，人们常用莲藕和荷叶煮粥，清香扑鼻，养胃解暑。
在辽宁省桓仁县，人们会用江米和粳米磨成的米粉包裹豆馅，制作成苏子叶馅饼，常常在伏天食用，并有谚语“吃苏子叶馅饼，伏天能耐暑”。用大米面蒸制的白雪糕还是桓仁地区婴儿周岁生日宴的重要食物，被摆放在生日桌上。“白雪”与“百岁”发音相近，有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
显然，每个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不同的稻米饮食文化特色，这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文化信仰等息息相关。稻米既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主食、特色小吃的原材料，也是节庆活动中绝对的美食主角，寄托了人们对稻米丰收、粮食富足和生活美好的祝愿。
（三）基于乡村民俗文化的对比研究
万年人在稻作生产中，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经验，形成短小、押韵的农谚口耳相传，以指导农事生产。有关于气象的农谚，如“雨打惊蛰前，无水做秧田”“小暑响了雷，重新做过梅”，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农谚，如“清明前后，撒谷种豆”“七耕金，八耕银”等。耕作中也形成了不少歌谣，其中《耘禾歌》记录了当地人辛勤耕耘的日常，抒发农人的真实情感，质朴幽默，朗朗上口，被传唱至今。
哈尼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艺术形式十分丰富，多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项目，与梯田稻作农耕劳动相伴而生，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四季生产调”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项目，是哈尼梯田农耕生产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哈尼哈吧”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项目，是哈尼族广泛流传的民间歌谣，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生活习俗、道德规范、礼仪礼节等，具有传承教育的重要作用。“都玛简收”于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项目，在讲述哈尼族女子简收故事的同时也记述了哈尼族生产生活、信仰文化知识。
隆安壮族排歌是广西壮族山歌的一种，是长篇诗歌。其内容丰富，可叙事，可传授历史知识和劳动生产知识，也可反映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与生活知识。同时，排歌语言形象生动、表现力强，富于诗情画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隆安壮族排歌”于2012年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隆安县有舞稻草龙习俗，当地人用稻草编制成龙形，祈求天降甘霖，保佑丰收。
北京地区秧歌盛行，高跷秧歌、地秧歌等都先后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秧歌的起源，一种说法是农民在插秧拔秧过程中，为缓解疲劳、放松心情所创；另一种说法认为与社日祭祀土地神有关。
乞粒舞是流行于辽宁省桓仁县的朝鲜族舞蹈，历史悠久，原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民俗活动，久而久之形成集自娱和表演为一体的民俗舞蹈形式。乞粒舞集象帽舞、长鼓舞、蝶舞等多种舞蹈形式于一体，既有相对稳定的传统程式，又有很强的即兴性，能够通过多变的动作，表达舞者欢愉的心情。现在乞粒舞主要在朝鲜族重大节日或大型活动中进行演出，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类项目。除乞粒舞，桓仁县还有桓仁秧歌调、八卦秧歌等多种民间习俗。
综上，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因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形成了丰富多彩且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乡村民俗文化。其中万年农谚、哈尼族民歌与壮族排歌都具有传播农业生产知识的作用，但他们的表现形式有显著差异。万年农谚以短语、短句为主，这是汉族常用的表达方式；哈尼族与壮族则使用更擅长的歌唱方式来记叙与传承相关知识。同时，万年的歌谣和北京的秧歌都起源于农事间隙，用来调节身心、抒发感情。隆安稻草龙与桓仁乞粒舞则具有或曾经具有农业祭祀的功能。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稻作考古遗存、传统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习俗三方面特征，可以发现，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既有悠久的稻作历史，也有野生稻性状的栽培稻与野生稻品种资源，还有系统的稻作文化习俗，三者同时具备。其他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或有悠久的稻作历史，或有传统的稻作品种，或有丰富的稻作文化习俗，但三者中只有其一或有其二。
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的三方面特征是互有关联的。稻作考古遗存蕴含着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水稻驯化历史，现存野生稻资源是对水稻驯化历史中野生稻状态的印证；保留了野生性状的传统水稻品种资源则是在证实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关联性，可以理解为稻作演化中的过渡状态；稻作习俗是人们在水稻驯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水稻栽培、稻米食用有关的仪式、信仰与风俗，是水稻种植地区的必然产物。三方面特征相互串联，系统展示了稻作生产的演化史，形成了从野生稻，到具有野生性状的栽培稻，再到栽培稻及其衍生的传统稻作习俗的完整演化链。这是万年稻作文化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文化独特性。它丰富了万年稻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能够激活万年稻作文化每个环节的元素，最大化利用稻作文化资源，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未来可基于这一文化独特性，进一步开展文化价值挖掘和宣传科普等工作，促进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
本研究还得到一个启示，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独特性研究不应只着眼于其历史、文化习俗等单一方面的特征分析，或几方面特征的罗列汇总，应从系统性视角，将其物质文化特征、非物质文化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得到具有标识度的文化特征，从而促进未来的品牌打造与传播推广。这一启示不仅适用于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对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同样适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稻作考古遗存、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习俗三方面对比研究时，研究对象选取的是不同的考古遗址和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未做到对选取对象的不同方面进行逐一对比研究，且在每个方面只选取了4~5个对象作为参照进行对比研究，尚未覆盖到国内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稻作考古遗址和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对比内容上，在非物质文化研究中未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对比研究。这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原文载《中国农史》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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