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 作者：冯雅颂 / 日期：2026-05-12 / 浏览：49 次
公元前9世纪，我国陆路交通史上有过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西征昆仑山。这段历史被详细记录在《穆天子传》中，其主角是周王朝第五位帝王——昭王之子姬满，即周穆王，世称“穆天子”。这位中国古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诸多神秘故事皆以他为主角展开，尤其是与西王母瑶池相会的浪漫传说，使他成为古代众多帝王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周天子与西王母会见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白纯，组三百纯”，而珠泽人为何要“献白玉石”？最终，他“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为何对玉石如此推崇？
结合《左传·哀公七年》中“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不难破解周穆王西巡之谜：为获得西王母掌控的玉石矿资源。周穆王西巡路线及各项政治、经济活动，是先夏玉礼器文化向夏商周礼制文化转化的生动写照，也折射出欧亚国际大通道东部重要组成部分——玉石之路向丝绸之路过渡的发展过程。
公元前20世纪开通的“玉石之路”示意图
玉路通衢——丝路网络的雏形
中国约有一百万年的文化形成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和35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其中，以各种玉器为载体的玉文化产生最早，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和象征符号。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连续不断和影响深远的玉文化。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牟永抗、吴汝祚、郭大顺等学者提出中国“玉器时代”（距今5000—4000年）概念。高大伦等认为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对玉文化、玉文明的认同和凝聚力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对上古认识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学术界曾质疑中国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文明探源经历“仰韶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及“多元一体说”。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文明璀璨如满天星斗，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它们之间最大共同点就是对玉的崇拜。
《山海经》中所列矿物资源中，“玉”字出现248次，加上各种玉石、玉器的别称不下300次。根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大文化区内均发现玉矿资源和玉作坊遗址。良渚文化区主要有江苏溧阳梅岭玉矿，它是良渚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玉料的主要来源地。红山文化区玉料来源有牛河梁遗址附近的医巫闾山岩、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几种说法。齐家文化区主要有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河盐径保尔及寒窑子、敦煌旱峡、武威海藏寺等多处重要玉矿、玉作坊遗址。另外，海岱地区整个史前时期玉料以本土产出为主，大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出现了专门从事玉料交换或贸易的商人阶层。南阳黄山遗址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就是一处集加工、交流玉石器为主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文化层中还有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文化持续存在3000年。考古证明夏商之前南阳独山玉石器传播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东北到今安阳、郑州，向南到江汉平原。
甘肃马衔山玉料
殷墟甲骨文最早记载的“玉”字大都经过罗振玉最先考证，王国维、孙海波、于省吾、连劭名、刘一曼、叶玉森、饶宗颐、沈之瑜、郑杰祥等学者也作过研究。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玉字。殷商王室崇尚玉石，《史记》中记载周武王伐殷商，纣王“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郭沫若认为“亿”为10万，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周礼》所记“六器”（琮、璧、圭、璋、璜、琥）专指上古时期的国家级玉礼器组合，用来祭祀天地和四方。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开始将玉同人格修养进行对比，说玉有“九德”，孔子说玉有“十一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概括、提炼为“五德”。学者研究玉学，多认为《周礼》“六器”说反映了上古时期华夏国家用玉制度。叶舒宪研究大量周代出土玉器，认为“六器”说不是西周以来的原生态的玉礼器组合，而是在秦汉时代重“六”的文化偏好背景下派生出来的玉礼器体系观：商周时代以前的玉礼器成分在演进过程中有的原样保留，有的变样保留，还有一些未能流传后世。
喇家遗址出土三璜联璧
从玉到丝——贸易对象的嬗变与升华
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因此，仰韶文化不能像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生产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陕西石峁文化、山西襄汾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才首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出现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位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玉石资源。《山海经》所记载产玉之山259座，其中147座分布在西部，超过所有产玉之山的一半。《尚书·顾命》记载，周王庙陈设玉器分为夷玉、越玉和大玉三类，其中大玉主要指西北玉料。近年来学者调查和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玉”产地或玉作坊遗址除前文提及的几处，还有武威皇娘娘台、张掖西城驿、酒泉金塔羊井子湾、酒泉干骨崖四坝文化遗址及同德宗日遗址、民和喇家遗址等。
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等中原王权基于对西部玉料资源的需求，玉石之路在亚欧大陆东部开通，它大致与齐家文化西进的两条路线重合：“一是齐家文化在陇山西侧的宁夏南部和陇西黄土高原东部形成后，不断向西传播，推测传播路线可能是由宁夏南部经甘肃北部的靖远—会宁之后直接穿越黄河到达景泰县，进而穿越古浪到达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市……二是直接从陇西黄土高原的天水地区向西经定西至兰州，进而沿黄河西进至河湟谷地。”近些年，随着北方高原山西陶寺、碧村、白崖沟，陕西石峁、芦山峁、府谷寨山、新华，内蒙古后城咀、朱开沟、沙日塔拉等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研究，黄河水道的作用和意义被证实。从襄汾陶寺出发途经汾河谷地，辗转经黄河岸边的兴县碧村，最终抵达陕北石峁的文化通道带来了黄河玉石文化的繁荣。
从中原到西北玉料资源区气候恶劣，路途遥远，“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尸子》），“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管子》）。《战国策》《史记》记载“昆山玉路”先向东走，从黄河之南渡河，过三门峡后进入山西汾河湾，绕过5个盆地，出雁门关前往河套等地区。《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经过河套时，河宗氏部落柏夭率众陪同他“劳用束帛加璧”，在燕然山脚下举行祭祀黄河仪式。《左传·哀公七年》较早记载最高级别的礼仪活动中用到帛和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记载“六瑞”中的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璋等5种玉礼器在齐家文化玉器中都有保留，因此“执玉”可信。战国以前把锦、绣、绫、罗、绢、、绮、缣、䌷等丝织物统称为帛，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现过仰韶文化时期的“半个蚕茧”，禹会诸侯时用到珍贵的“帛”，完全有可能。到周穆王祭祀黄河，继承了夏代“束帛加璧”的礼制文化。可见，璧依然是祭祀、朝会、交聘等重要礼仪场合使用的重要礼器。穆王西巡到黑河流域月氏首领剻柏綮统辖的剻邦（今张掖）一带，回赠礼品也是“束帛加璧”。《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六瑞”由天子按职级颁布发放：“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朝典章制度中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中记载的子爵都是“蛮夷”。据此推断，周穆王以“谷璧”赠送剻柏綮，并授予子爵爵位。
商代甲骨文和青铜礼器上出现的“玉”与祭祀或高级别的礼仪活动有关。至此，齐家文化玉礼器向夏周代礼制文化的过渡、传承和完善得到文物与文献的证实。
关于周穆王西巡到达地区，学界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在欧亚国际大通道东部高原与黄河上游交汇地域。欧亚国际大通道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已经畅通无阻，交易的物资有彩陶、粟、牛、马、羊、小麦、铜等，不能排除玉。新疆阿拉尔市、小河墓地、圆沙遗址等地考古成果及多处石器加工场佐证，至迟在夏朝前期，今昆仑山北麓，以塔里木河为轴，以叶尔羌河、和田河、策勒河、克里雅河等为辅的广阔绿洲因为盛产坚硬而美丽的玉石而吸引羌人在此加工成各种玉器工具、礼器或饰品，向东、西两个方向输出玉器和玉料。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由于阗输送的和田玉琢制的饰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中、西亚国家也曾发现和田玉制成的玉器，其中最早的年代上限约4000年，时间与夏代相当。
玉石之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完善，为丝绸之路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杨伯达先生在《玉石之路的探索》中首次提出“玉石之路”这一构想，2004年又在《“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一文中进一步阐释和补正。他把从和田向东专门运输和田玉的道路称为“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并初步勾勒各大玉石产地之间交流联系的网络。张如柏认为月氏人、塞人、羌人等游牧民族在玉石开采、识别、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舒宪认为玉石神话信仰的跨区域传播和优质玉料的远距离定向输送所形成的道路网是玉石之路存在的文化因素。唐启翠将玉石之路的研究方向总结为五大板块：丝绸之路（商贸）与玉石之路、地质矿物学方法与玉石之路重构、地质科考与玉石之路、考古学文化遗存与玉石之路、黄河水道（运输）与玉石之路。
臧振在《玉石之路初探》中明确提出“玉石之路”概念，并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与西域联系起来，论证它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丝绸之路”是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首次从西方人的视角提出。其实，楼兰、悬泉置、马圈湾、玉门、武威、肩水金关、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和文献资料证明，这条国际大通道上交流传播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异常丰富，其中的玉石和丝绸基本上变为与财富密切联系的奢侈品。张骞遣副使前往于阗开采玉石，由最初玉石贸易转化为直接参与采玉、运输、贸易全过程。十多年前，有学者考察汉代土垠传舍遗址时发现地面散落着白玉、青白玉、青玉等玉石碎片，与和田玉质地、颜色完全相同。土垠传舍始建于西汉，于东汉元延五年之后放弃，因而西汉时期，玉石之路经由罗布泊东北岸的土垠，穿龙城，走白龙堆，越三垄沙，至后坑入玉门关，是一条主要运输路线。《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记载了一条与玉石相关的重要资料：“广满私玉石一枚重卅斤”。“卅”为30，汉朝“卅斤”合现在大约7.5公斤。这么大的一块玉石被广满私藏，并且郑重其事写到简牍中，可见是非常严重的“贪污”事件，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广满走私？广满被贿赂？广满敲竹杠勒索？翻阅《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全书，类似记录或提到玉石的仅此一例。珍贵的汉简中特别记载其事，可见汉代对玉石贸易管理很严格。马圈湾汉简中经常提到玉门关、关城（当指玉门关关城）。有一则短简中有“玉门千秋燧”，“玉”字中的那一点被写到右上方。这两处记载均与玉门关有密切关系。
玉脉长流——美玉和光的双重奠基作用
比丝绸更早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输玉料，这些运输通道构成了玉石之路。沿晋陕大峡谷两岸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玉石之路”在汉武帝时被重新开发利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西征昆仑，既证实了齐家玉文化礼器向夏商周礼制文化的转化，也反映出玉石之路向丝绸之路的嬗变历程。
美玉不但是商品，更是欧亚文明互鉴的重要信物。值得一提的是，大约5000年前中国玉文化进入中原后，对西部玉料的开发和利用逐步推进。学界曾认为妇好墓出土的大量透闪石玉器所用玉料是来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但考古、科学检测和相关研究证明，龙山—齐家文化时期进入中原的玉料主要集中在甘肃，但也不绝对排除这个时期新疆和田玉即开始进入中原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