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2期 / 作者：王鹏辉 / 日期：2026-05-20 / 浏览：77 次
摘要：清朝统一新疆后，随即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推进城池及其附属文化设施建设。惠远老城作为伊犁将军驻地，清朝在此创建了伊犁河谷最早的儒释道庙宇群。晚清新疆建省后重建的惠远新城延续了惠远老城的城市风格。新疆建省后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设置伊塔道，形成绥定县、宁远县、塔城直隶厅、精河直隶厅的行政建置。县属、厅属儒释道庙宇进一步扩展，遍布伊塔地区。伊塔道地域社会受儒释道庙宇礼仪及风俗影响，形成浸润式的长效治理机制。
关键词：新疆 伊塔道 儒释道庙宇 边疆风教
作者简介：王鹏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域新疆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区域历史与考古文明”资助成果。
本文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设置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军政事务，直辖伊犁并就近管辖塔尔巴哈台地区，伊塔地区逐渐形成类型齐全的儒释道庙宇。作为清代新疆建设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儒释道庙宇承载着风教的中华礼治，即所谓“城池为官守之责，庙宇亦风教之征”。“风教”的概念最早出自《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唐孔颖达认为周文王时代为“风教之始，所以风化天下之民”。风教逐渐衍化为自汉至清历代王朝的中华政教教化之意。儒释道庙宇主要指儒家坛壝、祠庙、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以及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各种民间信仰庙宇，具有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风教教化的礼治属性，在清代新疆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新疆由军府制度转型为行省制度，新疆行政区划转变为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和伊塔道四道。伊塔道由伊犁将军和新疆巡抚双重管辖，主要由惠远城区域、县属区域、厅属区域构成。新疆行省重建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点之一在于“庙宇河渠”，伊塔道儒释道庙宇及其文化也渐次恢复。学界对清代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庙宇有整体的梳理，也有对新疆的内地坛庙与神祇的专门研究，以及伊塔道地区的特定类型庙宇的研究，但儒释道庙宇对于清代伊塔道社会演变的结构性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即通过考察清代新疆伊塔道儒释道庙宇及文化形态的整体社会风貌，探明其历史性质和地位。
一、惠远城儒释道庙宇的创设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设伊犁办事大臣，二十七年（1762）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以伊犁为新疆汇总之区管辖天山南北。乾隆二十八年（1763），伊犁将军主持在伊犁河北岸修筑惠远城，并先后修建绥定、惠宁、广仁、瞻德、拱辰、熙春、塔勒奇、宁远等城，号称“伊犁九城”。伊犁将军驻扎惠远城，惠远城又称“伊犁大城”，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光绪十四年（1888），新疆建省后保留伊犁将军，专管伊犁、塔城两地的驻防军队，驻扎于新建的惠远城。儒释道庙宇与城池共同构成象征着社会秩序和和风教的城市景观。
（一）惠远老城的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惠远城的儒释道庙宇有12座，包括万寿宫、关帝庙、班第-鄂容安祠、明瑞祠、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老君庙、城隍庙、龙王庙、风神庙、子孙圣母庙。万寿宫与惠远城同时修建，属于官吏朝贺的儒家礼制建筑。万寿宫比较有标志性的建筑为两座纪功碑亭，分别安放《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碑身高大，四面镌刻满、蒙、汉、回四样字体，两亭对峙，颇壮观瞻”。关帝庙于万寿宫同年建成，初始神像为画像，乾隆三十二年（1767）雕塑关圣与周仓的神像，并获得乾隆的御赐 “神佑新疆”匾额，以及七言行书“春秋志在威名远，戊己屯开庙貌崇”的大殿对联。乾隆三十三年（1768），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次年（1769）乾隆为重修的北京地安门东的明代白马关帝庙题写碑记，“神与圣之所从来，所以为人道扶植纲常，助宣风教”，一语道明关帝祀典承载的礼治教化作用。关帝庙大殿东西两边各建功臣忠义祠，纪念统一与建设新疆的功勋班第、鄂容安和明瑞。明清时期关帝已经成为儒释道共祀之神，惠远城关帝庙借承载着官民共同信仰，无形中传扬了伊犁河谷的儒释道文化。
八蜡庙供奉神农、后稷、水庸、水坊、猫虎、昆虫、农畯和邮表啜的神位，相邻的刘猛将军庙规模与八蜡庙相同，两庙均信奉驱除蝗灾的农业神祇。刘猛将军庙还供奉土地神，复合型神庙为儒释道庙宇的常态。乾隆三十八年（1773），子孙圣母庙建在将军衙署大门内，立有塑像，属于娘娘庙的类型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城隍庙建在北门内，正殿为城隍神和判官塑像。龙王庙同年建成于城外东南大坡上，正殿立有龙王神像。龙王庙前为望河楼，横额“泽被伊江”，对联为“源溯流沙气润万家烟井；泽通星宿波恬百里帆穑”。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望河楼成为伊犁地域标志性的中华人文景观，以其为题旨的各族诗歌及歌谣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同年，风神庙建在惠远城西门外，供奉风伯神位。乾隆末年，伊犁将军保宁主持建成火神庙，位于惠远城北关，正殿供奉火神、马明王和财神，对面配置一座戏台，在庙会日演戏酬神。保宁又把原在惠远城北门内的关帝庙改为真武庙，移建关帝庙于西门大街。老关帝庙的建筑基址已经被考古勘探发现，即是后来存续的真武庙遗址。保宁任伊犁将军期间“爱众恤民，怜难乐神”，“建立关帝大神、玄武、喇嘛等各庙宇，极其壮丽”。火神庙东面的老君庙前殿供奉公输子鲁班神位，后殿供奉儒释道塑像，号称“三清殿”。火神庙和老君庙同为当地“商民所建”，反映了儒释道民间信仰的日常社会文化形态。
伊犁同时兴建藏传佛教寺庙，初名兴教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奉旨赐普化寺之佳名”，“自京雍和宫差到堪布喇嘛、藕（苏）拉喇嘛各一员，而黄教经法于是广行”，僧众主要为厄鲁特、准噶尔、察哈尔喇嘛，并有世俗属民。普化寺每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驱魔神舞“跳布扎”，嘉庆年间遣戍伊犁的徐松亲临现场观看，指出跳布扎“舞态低昂，恣为欢笑”，有如紫禁城内“中正殿之仪”。伊犁将军衙署的建筑空间属于典型的中华园林，其中有多处专属庙宇，“上房之后，为月堂，东为射圃，又其东为厨房，厨之东为马圈，大可驰数十骑，中建马王庙一圈。之后为菜园，横亘四五亩，东为土地祠，西为关帝庙”，其空间构造蕴含着儒释道的礼治秩序。
嘉庆年间，惠远城“照各省地方建立社稷坛，载入伊犁祀典”，“先农坛在社稷坛北，嘉庆十年咨部捐建”，两坛祭品仪注相同，都是春秋两次祭祀，意味着伊犁地域定居农耕社会文明秩序的成熟。嘉庆五年（1800），伊犁“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令洪亮吉印象深刻，红墙古庙成为伊犁地域社会的显性文化元素。嘉庆二年至八年（1797—1803），舒其绍吟咏伊犁风光，描述有一座观音寺、无量寺、菩萨庙，“慈云片片覆山隈，座上莲花并蒂开。镇日香风吹不散，两行红粉对歌台”，并指出菩萨庙的由来和庙会盛景，“流人公建，规模壮丽。二、六、九月大会，士女如云”。菩萨庙由到伊犁谋生定居的内地民众集资建成，并配置有戏台，形成一年三次的大规模庙会。嘉庆八年二月十九日（1803年3月12日），杨廷理赴观音寺行礼并作诗“展礼丛林佛象尊，琼丝玉叶涤尘根。风凝晓气冰难泮，井汲银花水未浑。香案缤纷供彩胜，烛花灿烂动金幡。缘深合借慈航渡，西域天山有福元”，生动展现了观音寺的冬季胜景。惠远城东门内旧有文昌阁，伊犁将军松筠于嘉庆十年（1805）在阁西北改建文昌宫。道光六年至八年（1826—1828），方士淦描述伊犁社会生活称“不有神明相，谁令祀典修”，关注到伊犁地域神明祀典的文化风俗。咸丰年间，惠远城又增修社稷坛、先农坛、文昌宫、魁星阁、节孝祠和祠堂，尤其是节孝祠和祠堂的修建说明礼治文化对伊犁地域社会的浸润日深。道光十二年（1832），伊犁将军玉麟和伊犁参赞大臣常德捐出养廉银，首倡伊犁各领队大臣及总兵、惠远及惠宁两城旗员、绿营守备及废员、绅士等集体捐资修建文庙，并请道光帝颁赐御制匾额。道光皇帝书写“圣协时中”匾额，并在上谕中指出“远徼旗民，敬教劝学”，“于治理大有裨益”，肯定“昭寰宇同文之治”的边疆文教治理。至此，伊犁惠远城的儒释道庙宇臻于完备，儒释道庙宇及其文化构成城市的主要社会风貌。
（二）惠远新城的儒释道庙宇
之后惠远城历经战乱成为废墟，光绪八年（1882），清廷开始仿照老城在城北15里处重建惠远新城。清廷重建伊犁地域的社会秩序，城池与庙宇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1年12月25日），新疆巡抚魏光焘估算工程预算，其中应建庙宇有“万寿宫一座，文庙、武庙、城隍庙、龙神祠、昭忠祠五座”，请求朝廷拨款续修惠远新城。实际上惠远新城释道庙宇有十余处，大的庙宇是城池建筑同时落成的，几处小庙宇是民众集资陆续建成。伊犁区域社会秩序恢复后，官民合力重建了文教及礼治系统的各种类型庙宇。
光绪十八年（1892），文庙修建在惠远新城东南隅，社稷坛和神祇坛修建在惠远新城南三里，关帝庙修建在惠远新城北街，龙王庙修建在惠远新城北郊，昭忠祠修建在惠远新城西北隅。此外，无法确定修建年代的坛庙还有先农坛、祈谷坛和文昌庙。清末新政期间，伊犁将军长庚“以武庙布置”巡警学堂，即设置巡警学堂于惠远新城关帝庙。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沙俄军官马达汉考察惠远新城，称万寿宫为“万寿宫寺”，并拍下万寿宫牌楼山门的照片。
惠远新城庙宇主要有万寿宫、关帝庙、观音庙、龙王庙、刘猛将军庙、娘娘庙、文庙、城隍庙、土地庙、风神庙、真武大帝庙和鬼王庙。万寿宫是惠远新城中较负盛名的宫殿式庙宇，始建于光绪年间，与新城同时建成，坐落在城东街尾，坐北向南，造型近似北京的故宫。文庙坐落在万寿宫的隔壁，高台上的正殿内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台下左右厢房立有七十二贤人的牌位，左右两个大门上方木板刻成的匾额各一，写着“道冠古今”与“德配天地”。关帝庙坐落在北大街北门正中，建筑宏伟壮观，庙内有东西厢房，供奉历代名将牌位（故也称“武庙”），上殿两侧墙壁上用彩色绘出关羽一生事迹，每年在农历六月间演戏3天。观音庙在关帝庙背后，坐南向北，民间称为“倒座观音”，庙内有观音菩萨的泥塑像，大殿悬挂 “慈航普渡”匾额。城隍庙位于锡伯营居民区，锡伯族百姓崇信关羽协天大帝，故集资在城隍庙旁修建起一座小型关帝庙。龙王庙在北门外，坐东向西，庙内正殿设有牌位，左右有厢房，干旱时节在庙内杀牛宰羊进香祭祀，举办庙会求雨。龙王庙旁另有一座刘猛将军庙。娘娘庙位于东街北巷的北城墙根，庙内正殿有封神榜中的肖三娘娘泥像，每年农历四月八、九日都会演戏，妇女香客们成群烧香磕头，庙内花草繁茂，坏境优美，有两三名道姑负责管理。城隍庙在北街两等学堂，庙内正殿上方悬挂“赏善罚恶”的木匾，并有泥塑的城隍像，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民间鬼节，远近民众焚香拜庙，各会馆绅商筹资献戏，举办社火如秧歌、鬼会、狮子、龙灯等杂戏，以及喇嘛跳布札，繁华一时。此外，还有土地庙坐落在城隍庙的隔壁；风神庙和真武大帝庙坐落在西街西门城楼；鬼王庙在西门外八省义园，为民众公墓祭祀场所。新老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府衙署驻地，儒释道庙宇及信仰文化自然聚集城市内外，构成城市文化风貌的主要元素。儒释道庙宇及信仰文化贯穿惠远城的前后历史阶段，它们不仅是地方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更维系着伊犁边防中心城市的政治运转、社会经济活动及民众生产生活秩序。
二、县署儒释道庙宇的扩散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在绥定城设巡检。光绪十四年（1888）建置伊犁府，治所绥定城，后设置绥定县，移巡检驻广仁城，仍为县属。光绪八年（1882）设宁远城同知，十四年改置宁远县。绥定县和宁远县成为伊塔道属下的两个县级行政区域。伊犁府以绥定城为中心，统辖原伊犁九城中的广仁、瞻德、拱宸、塔勒奇四城。宁远县以宁远城为中心，统辖原伊犁九城中的惠宁、熙春两城。伊犁九城走向行省府县的治理，适应乡土社会礼治文教的儒释道庙宇再次兴修。
（一）绥定县的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绥定城儒释道庙宇有3座，其中两座关帝庙，北门内关帝庙内设观音殿，东门外关帝庙规模较小；城外空俄尔博（煤山）有一座老君庙。乾嘉之际，绥定城中伊犁总兵衙署偏东有一座绥园，“创始于镇台德公，至佑斋皂公接镇而扩之，益以八蜡庙、关庙，及射圃、亭台、池岛、水阁诸胜，每八月十五，游人入玩，管弦灯火，彻夜欢腾”，其中配置了八蜡庙和关帝庙，成为中秋节游玩赏景的胜地。晚清绥定县城内外的儒释道庙宇总计11座， 包括万寿宫、武庙（5座）、城隍庙、定湘王庙、金忠介公祠（金顺祠）、龙神词（2座）。据调查，新中国成立后的绥定县城还有风雨雷神庙、玉皇阁、北斗宫、马王庙、娘娘庙、邱祖庙、财神楼和地藏庙等，民间兴建的各种庙宇逐渐成为主体。随着伊犁将军制度向新疆行省制度的变迁，绥定县城的儒释道庙宇持续增加，成为县域社会秩序重建与稳定过程中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最早约在光绪八年（1882），汉中张道士来到伊犁大西沟福寿山修庙，之后逐渐扩展为儒释道庙宇群。光绪十四年（1888），孙明月道长在绥定县北朝阳洞山开凿洞窟，创建关帝庙及菩萨殿，民间称为“山神庙”。大西沟庙宇群共有庙、塔、洞窟、庵29 座，分别是观音阁、千手千眼佛殿、财神庙、玉皇庙、魁星楼、女娲宫、月宫、文昌帝君庙、大佛殿、三清宫、龙王庙、地藏王庙、五帝庙、三皇庙、雷神山神土地庙、药王庙、岳王庙、关帝庙、娘娘殿、刘猛将军庙、太阳宫、邱祖庙、达摩祖师庙、灵官庙、张半仙庙、万佛洞（喇嘛洞）、千佛洞、八仙庵、张半仙坐化墓塔等。大西沟道教最为兴盛，有一定的道观组织和制度，使用《早坛经》、《晚坛经》、《三官经》和《北斗经》等经典。大西沟庙宇群遗留有三座石窟遗址，残存有佛龛、塑像和壁画，以及墨笔题识“猿熟马训真如见，鬼伏神钦正果成”14个大字。大西沟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初七举办庙会，社会影响遍及周边各县，并由此形成福寿山庙宇群香会，传承了众多传统民俗技艺。绥定城附近的大西沟因广修庙宇而“绀宇壮丽”，变为儒释道文化胜境及民间信仰的香火鼎盛之地。
赛里木湖处于准噶尔盆地进出伊犁河谷的门户要道。嘉庆年间，徐松考察赛里木湖西南靠近松树头岭的靖海寺，“庙极壮丽，中祠龙神”，靖海寺为赛里木湖最早的龙王庙。赛里木湖中有小山，“形如鳖沤浮水面”，光绪年间建有一座龙神祠。清末宋伯鲁前往伊犁路过赛里木湖，观察到湖“中一洲建龙神祠，冬日水浅可登。岸上有关神武祠，居民二十余家”，关神武祠（关帝庙）与龙神祠不仅仅是湖域地带的信仰空间，更是时人进入伊犁河谷的通道保障神灵。1917年5月8日，北洋政府财政部特派员谢彬西行至赛里木湖，注意到“道南有关帝庙……联扁盈廊庑”，湖中岛屿“上建龙王庙三楹，甚为壮丽，为新抚潘效苏知伊犁府时所筑”。龙神祠所在地即赛里木湖龙王庙遗址，在岛屿西部偏南处，四面临水，坐北朝南，北墙现长23.5米，南墙现长18.5米，东西墙现各16米，东南有一座长8米、宽5米的长方形小屋，总面积约423平方米。地表可见有长方或方形青砖、瓦、瓦当等遗物。赛里木湖龙神祠当为晚清伊犁县域治理的产物。
（二）宁远县的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惠宁城北门内建成关帝殿，“凡大门三间，正殿五间，前观音阁三间，左为山神，右为土地庙各二间，门内碑亭二座”，显然是一座复合型庙宇。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伊犁将军伊勒图为关帝庙书写《惠宁城关帝庙碑记》，并将石碑安置在关帝庙碑亭。伊勒图称：“我朝发祥以来，神聿昭显，应是于岁时报飨典礼綦隆，而天下郡邑州县，以及荒远徼外之民，亦无不立庙祀神。”清王朝以儒家典礼治国，伊勒图对此熟稔于胸，并将之作为治理新疆的基本原则。伊勒图有明确的边疆治理意识，认为关帝“神之保又（佑）我国家，宁靖我边陲，非一朝一夕之故，百余年于兹矣”。而惠宁城所在地域“僻处荒徼，曩特为准夷回部往来游牧之场”，建城立庙以图“同文共轨”。至嘉道年间，惠宁城内外的儒释道庙宇逐渐增加到8座，分别是城内关帝庙、文昌阁、菩萨楼、马王庙、城隍庙、地藏王菩萨庙及城外西北教场西北角山神土地庙和东北角诸神庙（原文作“诸身庙”）。此外，惠宁城领队大臣每年还要前往惠远城参加孔子、山河、社稷坛、龙神、祠堂、先农坛的祭祀仪式。惠宁城内外的儒释道庙宇也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呈现出与惠远城类同的社会文化风貌。
晚清惠宁城分为东、西、中三区，儒释道庙宇不断重建增修，总数达9座。龙王庙位于东门外，东城内有关帝庙、娘娘庙各一座，中城有真武庙、观音阁各一座，西城有城隍庙、土地庙、山神庙各一座，西门外有地藏王菩萨庙一座。晚清熙春城内则有城隍庙、娘娘庙、观音阁、关帝庙、土地庙、山神庙共6座儒释道庙宇。晚清宁远县城的儒释道庙宇有方神庙、武庙（2座）、城隍庙、刘猛将军庙等，其中“东门外南岔子有武庙，相传系国初建置”。方神庙归属两湖会馆，庙内主神为方神，右边为定湘王神，左边为武财神。刘猛将军庙主神刘猛将军，右边为火神，左边为水神。光绪三年八月二十日（1877年9月26日），法籍匈牙利裔人类学家乌伊福尔维游览宁远城街道，参观了一座佛教寺庙，注意到佛寺里有一间房间是学校，有桌子、凳子，孩子们在这里学习，最后一进院子的房间有3个佛龛，供奉着佛像。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882年9月3日），英国传教士兰斯戴尔来到宁远，拜访了一座佛寺。准噶尔部建有两座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即金顶寺和银顶寺，清廷平定准噶尔割据政权后被废弃，宁远县“向东三里许山麓有金顶寺古迹，折而南一百里许海努克有银顶寺古迹”，晚清仍存金顶寺和银顶寺的遗迹。
宁远县域与农耕水利关系密切的龙王庙有3座。第一座龙王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位于县城东140里哈什旧渠龙口侧；第二座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位于县城北门外沙河子北岸；第三座位于城东160里哈什新渠龙口侧。宁远县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关帝庙和城隍庙，均位于城西街；刘猛将军庙和先农坛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别位于城南街和城南门外小河边；社稷坛和神祇坛则建于光绪三十四年。 清代行省制度的实施逐渐推动相应的祭祀制度的礼仪秩序生成，新疆行省下的县制建设进一步为礼治风教开辟出社会空间。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认为“初建行省，祭祀典礼攸关，自应亟为厘定”，奏准“新疆通省各厅州县，照例额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祗（祇）坛、先农坛、龙神祠各一所，府治及各直隶州直隶厅治，并照例各设昭忠祠一所”。伊犁县属城乡的儒释道庙宇及信仰文化由此比较普及，形成形塑地域社会风貌的重要因素。
三、厅署儒释道庙宇的扩散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并在塔尔巴哈台雅尔地方筑城，命名“肇丰”。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改在楚呼楚地方筑城，命名“绥靖”。同年设置塔尔巴哈台管粮理事抚民同知，其后改抚民同知为通判，由陕甘总督从陕甘两省派遣。光绪十四年（1888）置塔城直隶厅，归属伊塔道。塔城旧城在战乱中损坏严重，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修建新城，光绪十七年（1891）完竣，仍称绥靖城。乾隆三十七年（1772），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设立，归属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及其后改设的乌鲁木齐都统，管辖晶河（精河）地域民政和旧土尔扈特蒙古默们图部游牧事宜。光绪十四年（1888），精河地域设立直隶抚民厅，脱离镇迪道的管辖，归属伊塔道。儒释道庙宇伴随行省厅的治理进一步扩展。
（一）塔城直隶厅的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塔尔巴哈台肇丰城建有一座关帝庙，此庙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奏请，准予“从前赏给伊犁匾额、对联，另缮一分”，刊刻悬挂的匾额为“神佑新疆”，对联为“春秋志在威名远，戊己屯开庙貌崇”。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儒释道庙宇有4座，包括万寿宫、先农坛、绥靖寺和关帝庙。乾隆三十五年（1770），万寿宫建于绥靖城内正北，先农坛建于南门外，绥靖寺“每年喇嘛讽诵万寿皇经”，关帝庙建于城北楼上，新的御书匾额为“声灵绥祜”，对联为“威行遐服弓刀肃，农庆新屯俎豆馨”。关帝庙“每岁春秋二季，遵照部颁日期，以香烛牛羊致祭”。土尔扈特游牧的赛里木山南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又称游牧庙。嘉庆六年（1801），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札布向理藩院申请，游牧庙获得满、汉、蒙古、藏文四体字样的御赐匾额“普恩寺”。塔尔巴哈台“形胜于西陲”，神灵祭祀以“效灵中土”为旨归，儒释道庙宇为当地世俗生活提供了教化功能。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塔城“面价昂贵”，粮价上涨危及贫民生计，该处贫民“在庙撞钟聚众”，塔城参赞大臣布彦泰、换防副将金和与粮员共同“赴庙查看”，官员与贫民在庙宇协商实施平粜，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官民在庙中协商充分说明庙宇具有社会公信力，一定程度上成为官民沟通的场所，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晚清塔城直隶厅的儒释道庙宇包括万寿宫，关帝庙（2座）、方神庙、城隍庙、昭忠庙、娘娘庙、山神庙、财神庙、龙王宫、刘猛将军祠、藏传佛教寺庙（3座）。光绪十五年（1889），一座关帝庙修建在新绥靖城北街；光绪二十七年（1901），另一座关帝庙则建在老绥靖城北街。山神庙修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位于老绥靖城东郊；昭忠庙修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位于老绥靖城东门外东街；刘猛将军祠修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位于老绥靖城东门外北梁；龙王宫修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位于老绥靖城西郭；城隍庙重修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位于老绥靖城东门外东街；额敏河北岸多尔博勒津地方新建藏传佛教大庙一座，南乡铁厂沟、高吉墩各有藏传佛教寺庙一座；城隍庙和娘娘庙毗邻，都位于东大街。另外，塔城直隶厅还修建了孔子庙和观音阁。上述庙宇中有大规模庙会的是娘娘庙和城隍庙，娘娘庙庙会在农历四月初八，活动从初六开始到初九结束，四天演戏，商业兴旺，市面繁华；城隍庙庙会在农历七月十五，十三开始到十六结束，由主持道士和会首共同操办，七月十五城隍出巡，戏台演戏酬神，剧种为京剧和河北梆子，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盛事。塔城庙会辐射远近城乡，映射出地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种形态。
除此之外，塔城还有火神庙和风神庙两座庙宇。火神庙于光绪十一年（1885）建在老绥靖城东门外北街。风神庙于光绪十三年（1887）建在“距城二百一十里”的平安驿，位于准噶尔盆地西缘山系进出准噶尔盆地的交通要道，“老风口所横经之路，遇风难避”，意在祈求平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尔庆额奏请“风神灵应，请加封号，并颁匾额”，塔尔巴哈台风神被“敕封为宣慈风神”，光绪十六年十月八日（1890年11月19日）风神庙获得 “福佑岩疆” 匾额。平安驿及风神庙的基址位于托里县老风口，该地发现一块“泰山石敢当”花岗岩碑，风神庙与石敢当共同构成平安驿的文化底蕴。石敢当属于民间灵石崇拜，“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又被赋予风教礼治之意。
宣统二年（1910），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从西伯利亚进入塔城，橘瑞超“在街上散步游览”，通过观察认识到“因为是中国领土，到处显示出中国风格”。基于橘瑞超游学欧洲和佛教僧侣的背景，可见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庙宇风格建筑成为典型的中国标识。1917年11月6日，谢彬住塔城调查，游览老绥靖城西北的沙俄贸易圈洋街，“自东而西，横亘汉满二城之北”，四至范围“东界财神庙，西界龙王宫，南抵汉城城壕，北界刘猛将军祠”，财神庙、龙王宫、刘猛将军祠等儒释道庙宇依然是塔城标志性建筑。
（二）精河直隶厅的儒释道庙宇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精河驻军屯田，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768—1771），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期间在一首诗歌中描述精河屯垦，“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反映了当时精河农耕生产情况。乾隆四十八年（1783），精河筑成安阜城，同时也建成精河地域最早的庙宇万寿宫和关帝庙。纪昀赋诗纪实曰，“金碧觚棱映翠岚，崔嵬紫殿望东南。时时一曲升平乐，膜拜闻呼万岁三”，指出各地万寿宫“遇圣节朝贺，张乐坐班，一如内地。其军民商贾，亦往往在宫前演剧谢恩。边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特别说明“库尔喀喇乌素亦同”，即库尔喀喇乌苏领队辖治的精河万寿宫也是如此。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日（1785年3月30日），废员赵钧彤路经精河，“自南门入，向门有关帝庙，颇壮丽”，表明精河安阜城最早的关帝庙位于南门内。
晚清精河安阜城内及城关儒释道庙宇总计21座，包括武庙（3座）、东岳庙、仙姑庙、观音庙、龙神祠、药王庙、财神庙、娘娘庙（关煞洞）、城隍庙、老君庙、土地祠、万寿宫、文昌宫、山神祠、土神祠、昭忠祠、马王庙、刘猛将军祠、文庙。武庙，通常称为关帝庙，民间俗称老爷庙。城东郊的关帝庙最早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陕甘商民陈大朋所建，道光六年（1826）加修卷蓬， 二十年（1840）增建戏楼，咸丰十年（1860）获得敕封“万世人极”匾额，光绪十一年（1885）商民重修。城北门的关帝庙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城南关的关帝庙建于嘉庆六年（1801），由山西商民所建。城东郊关帝庙左附东岳庙和仙姑庙，均建于嘉庆四年（1799），右附观音庙建于道光十年（1830）。龙王庙最早建于嘉庆十一年（1806），位于城东郊，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十四年（1888）先后两次重修。城隍庙最早建于道光五年（1825），位于城西郊，光绪十四年商民重修。文昌宫，民间称为文昌庙，光绪八年（1882）建在城西街。刘猛将军祠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位于城东郊。昭忠祠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位于城西郊。文庙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位于城西北隅。1917年5月4日，北洋政府财政部特派员谢彬西行至精河地界，距离精河城东门90里发现一座清末的龙王庙。5月5日，谢彬继续西行至精河第一繁盛市镇大河沿，前往市中关帝庙后参天古树群休憩。
精河儒释道庙宇的修建时间序列清楚地显示从乾隆年间的开创，到嘉道时期的兴盛，再到光绪年间的复兴发展。其中若干庙宇的修建先形成一个中心庙宇，如文昌宫、武庙、龙神祠，然后在中心庙宇旁边逐渐附建其他庙宇。精河儒释道庙宇修建的主体为商民，可以反映精河地域社会农商经济的不断发展，农商社会财富的逐渐增加可以不断投入庙宇公产。庙宇公产支撑庙宇的长期存续，支持以庙宇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成为促进儒释道在地化的社会经济基础。
清廷将厅广泛设置于边缘地带，体现了清朝空间治理的差异性，通过漫长的设治过程逐步推进郡县化与一体化。塔城至精河一带通过厅制完成伊犁将军制度到新疆行省制度的转型，儒释道庙宇及信仰文化伴随伊塔地区的行省治理进一步成为地域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
结语
有清一代，伊塔道属城镇及郊区的儒释道庙宇属于清朝边疆文教治理的公共基础设施，成为官府城池修建的标准配置，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的象征。乾隆年间的伊犁河谷“商民阛阓，民乐田畴，轮蹄懋迁，货殖平准，村落毗接，鸡犬相闻”，“今悉无殊内地矣”，逐步形成游牧与农耕相济相成的地域社会形态。儒释道庙宇是农耕文明的结构性文化形态，从以惠远城为中心的伊犁九城创设开始，再到行省时期县属辖区的拓展和厅属辖区的发展，逐渐遍及伊塔道，官府祭祀与民间香火共同构成儒释道社会风俗的地域化，形成柔性的长效治理机制。而民间社会的参与逐渐成为儒释道庙宇发展的主导力量，使得伊塔道儒释道庙宇及其文化风俗能够历经战乱破坏并不断发展，形成长期存续的人文景观。关帝庙就属于典型的儒释道庙宇，明清关圣帝君的神职已被提升到“掌儒释道教之权”，“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达到“高证妙果，无量度人”的程度，承载着 “护国佑民”愿景。因此，乾隆晚期赵钧彤谪戍伊犁，西行途中间岛“嘉峪关外凡城市村堡祀关帝，或财神与龙王”；嘉庆初年洪亮吉谪戍伊犁，万里行程中见到“塞外虽三两家，村必有一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于西海云”，由此可以管窥儒释道庙宇在边地的普及程度。
光绪年间清廷收复伊犁地区后秩序重建的重大工程之一即为庙宇，伊犁将军金顺预算重金重建“伊犁九城”庙宇，“万寿宫、先师孔子庙、关帝庙、文昌宫、城隍庙，每处约需银二万两，计十万两；其次如龙神等庙共七处，每处约需银一万两，计七万两；又次如社稷坛、先农坛，每处约需银三千两，计六千两”，成为伊塔道儒释道庙宇重建的先导。伊犁将军管辖的锡伯屯垦地藏传佛教寺庙以靖远寺最为繁盛，儒释道信仰交融为一体，8个牛录都各有自己的关帝庙、娘娘庙和逗神庙，普遍信仰多种儒释道神灵。蒙古牧区主要为藏传佛教寺庙，知名的有温泉积福寺、昭苏圣佑庙、尼勒克崇寿寺、乌苏八音沟承化寺，都在光绪年间得到大规模营建，成为地域文化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在伊犁、博尔塔拉的社会调查后指出，该地域每个县都有过道教的寺观，一般不是一座，而是两三座，老爷庙、娘娘庙是较普遍的，伊宁市解放前后有些少数民族也信仰道教，逢灾或有病时去找道士求签。清代伊塔道地域社会经过伊犁将军制度到行省制度的转型，儒释道庙宇相对集中于城镇和交通要地，与伊斯兰清真寺长期共存交流，形成儒释道与伊斯兰风俗交融的历史情境。
伊塔道的儒释道庙宇主要分布于驻防城镇、道府州县城市和交通枢纽等空间要地，新疆城镇“能点缀城市风光的就只有庙宇了，大部分庙宇没有围墙，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见”，甚至在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辉番卡伦“供奉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两侧供有山神、土地神、路神、龙王、火神、风神、马神、班第玛法神等神位”。伊塔道的地域社会长期受到儒释道庙宇及其神灵崇拜的文化浸润。清代中华礼治体系下的 “神道设教” 持续发展，最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政教文明面貌。这一文明形态的核心运行机制在于儒释道融合的风教，深度渗透并浸润于边疆社会各个层面。儒释道风教突破了清代新疆早期藩部与行省的制度区隔，广泛存在于天山南北，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华礼仪文化体系。伊塔地区自清朝统一以后，儒家坛壝、祠庙、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以及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各种民间信仰庙宇与伊斯兰教清真寺共同构成地方社会文化信仰载体，并且不断重建与进一步在地化，共同建构出伊犁河谷“塞上江南”的中华社会风貌。清代新疆伊塔道地域社会文化形态虽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但历经儒释道庙宇礼仪及文化风教，使地方社会国家认同持续加强，进而融入“大一统”中华国家的礼教文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