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载于《农业考古》2025年第3期 / 作者：王梦琪 陈胜前 / 日期：2026-06-04 / 浏览：2 次
摘要：我国农史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初创期开始，至20世纪末，一直处于“农业遗产”话语的影响下。本世纪初随着“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引入，迎来了一种新的话语转向。这种话语转向表征于话语文本内部的变化，进而在话语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巩固。传统农业知识的科学内涵成为这一话语转向的逻辑起点，在农史研究力图突破内史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借由世界遗产话语转向的契机与遗产话语权建构与博弈的推力，“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不仅开启了本土化与在地化的进程，而且逐渐取代传统的“农业遗产”话语，成为当代中国农史研究领域的一种主流话语，影响了农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王梦琪,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考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陈胜前,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
200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下文简称GIAHS）项目，我国浙江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GIAHS项目的首批试点之一。这既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我国优秀传统农业的认可，也为21世纪初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主题。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兼具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的遗产概念，但它又不同于这些遗产概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以遗产地保护与开发推动乡村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正是粮农组织发起GIAHS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综观2005年以后我国以农史研究为主题的代表性刊物所刊发的文章主题与文章数量，“农业文化遗产”都无疑是一个热门议题，其多以“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殊异，却又不约而同地以遗产保护利用为研究目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可以说，2005年以后的农史研究领域，在传统的农业遗产研究之外，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话语转向。
本文以遗产话语视角为切入点，观照我国农史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从遗产话语转向的多重表征、遗产话语转向的多维缘由以及遗产话语转向之后对农史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基于遗产话语转向进行的分析，一方面旨在认知“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新型遗产概念的本真性内涵，另一方面则希冀以明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当代农史研究的转向，深化对农史研究发展进程与问题的认识。
一、话语转向的多重表征
（一）话语结构内部的转向话语转向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话语结构内部的一种变化。“农业遗产”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史研究中。1955年，王毓瑚发表了《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1956年万国鼎在人民日报刊发《祖国的丰富的农学遗产》一文，同一时期的梁家勉在撰写《逐步丰富的祖国农业学术遗产——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简述》时也采用了“农业遗产”的表达，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命名亦是如此。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对象所指向的是以古农书为代表的传统农业古籍与文献，在表述上采用了“农业遗产”或“农学遗产”的话语表达。改革开放后，农业考古学的出现为农史研究提供了农业遗址、出土文物等新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要求农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农业，应该是一切优良传统的保存者和继承者，同时又是未来农业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彼时学界依然沿用了“农业遗产”的表达，然而在话语对象的指涉上却远不同于前一时期对固态农业文献与考古实物的专注，而是转向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仍然与传统相关的因素。吕平所提出的“农业考现”便尤其强调对这种与传统相关的“活”材料与经验的关注，李根蟠认为“作为‘考现’对象的‘活’遗产，与固化的文献、文物，共同构成‘农业遗产’鼎足而立的三大领域”。从这一角度来讲，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遗产”在话语内部拥有了多重意蕴，包括农谚、农业习俗、农业信仰等在内的活态遗产对象进入了农史研究的视野。2005年以后，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GIAHS”项目，“GIAHS”的概念被引入中国，翻译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此“农业文化遗产”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此后的时间里，“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不仅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快速转变，而且成为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遗产话语。但作为一种被引入的概念，“农业文化遗产”最初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陷入了困境，它与我国农史研究中已成为主流话语代表的“农业遗产”在概念内涵上有何不同？是同一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多种表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遗产观念？还是说前者较之后者的内涵更具科学性与包容性？作为一个无例可循的新型遗产概念，弄清楚“农业文化遗产”并非一件易事，但也只有辨析清楚遗产概念，才能确定遗产保护对象与方法，才能开展下一步的实践工作，而从已有的“农业遗产”概念出发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的辨析成为了一个可靠的切入点。
2006年，孙业红、闵庆文在文章中提到“农业文化遗产，又称农业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将“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等同的说法在当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农业遗产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农业遗产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物质实体，农作物遗存、生产工具遗存……二是非物质遗产，历代耕种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民俗等”。这里将“农业文化遗产”看作“农业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也采用了“农业遗产”的表述，但却明显比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遗产”话语指涉范围更宽广，意味更丰富。苑利所界定的“广义农业文化遗产”与“狭义农业文化遗产”概念，从其保护对象来看，实际上也是受到前一时期活态“农业遗产”概念的影响，将“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概念统合后得出的结论。总的来说，在“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引入中国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话语表述上则处于“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混用的状态。话语表述的含混，一方面反映了学界对“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理解把握尚不准确，另一方面，同样说明了农史研究内部的话语转向，并非一蹴而就。2012年，我国发起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农业部在“GIAHS”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界定，此后无论是在官方文件还是学界研究中，“农业文化遗产”都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专有名词。这一时期，一批学者“开始了创新和重构‘广义农业文化遗产’学术话语体系的尝试，力图将GIAHS学术话语和传统的‘农业遗产’学术话语相融合”。此后十几年间，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共同作用下，融合了传统“农业遗产”话语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成为了代表当代农史研究转向的一种重要言说。
从话语内部来看，话语概念与对象的明晰必然进一步推动话语主题与内容的转向。从1980年至2004年间，《农业考古》《中国农史》等代表性刊物所刊发的论文内容来看，其包括了专题农业史研究、农业科技史研究、农业思想史与经济史研究等多方面，这些研究多采用历史学、考古学等作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农业遗产”学术话语的主要内容。“农业文化遗产”在为农史领域带来概念变革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现实资源，使得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的表征与指涉更加具象。新时期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应用型研究的主题下突出了交叉学科的属性，其研究话语围绕“遗产保护与利用”，呈现出多视角、多主题的样态，从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的研究方法，为“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提供了多种话语策略与言说方式。与前一时期以农业历史发展规律与经验为主题和内容的“农业遗产”话语相比，“农业文化遗产”话语具有了更多被阐释、被探讨的可能，进而吸引了更多不同领域的受众。
话语主体控制着话语的言说与生产，一种话语的转向远不仅仅止于话语主题与内容的变化，也必然经历着话语主体的转换。上世纪的农业遗产研究大多是以四大农史研究基地为中心进行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有一些历史学、考古学的学者转向了农业考古研究，构成了传统“农业遗产”话语言说与阐释的主体。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来讲，其概念最早是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闵庆文研究员引入的，此后诸多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话语主体进入“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群体中。从农业部公布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名单来看，其中不仅包含了传统农业史研究专家，而且囊括了管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多学科学者群体介入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正是遗产话语主体扩大的表现。
（二）话语外部的社会实践转向
话语内部结构的转变表征于话语概念、主题与话语主体的转向，而与话语外部紧密相连的是话语的社会实践，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建构，同样也在实践中得以巩固这种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旗帜的号召下，农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集中于文献古籍的搜集、校注、编目、影印工作，“到1981年出版农书古籍已有一百二十余种”。改革开放后的农业遗产研究除在农业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方面的深入，编纂出版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等书目外，更在研究实践中与考古工作进行了紧密结合。《农业考古》等刊物的创刊，陆续在各地发现的农业考古遗存，使得由考古实物观照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探源农业文明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实践的一种方式，由此推动了农业遗产学术话语的快速进步。这一时期，在遗产的大众话语实践上也出现了多种形式，“山东农展馆、山西农展馆、上海农展馆等许多单位进行了农史展览安排，‘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电视录相片、幻灯片经由河北农业大学农史室电教室制作发行”。“农业遗产”话语经历了一种自上而下，由内向外的话语传播过程，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农业遗产”不再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言说存在，它走出了自身的学科领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连接，以一种更加友好的话语方式获得了大众认可。
“农业文化遗产”在实践形式上与“农业遗产”有所不同，呈现出明显的项目化与学科化特征。我国自2012年起已陆续评选出7批共计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遗产项目涵盖了农业遗址、农业技术、农业民俗等在内的多个遗产类型，遍及全国多个省份与地区。同时，我国积极推动本土的遗产项目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农业大国，目前，我国是世界上“GIAHS”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与开发，“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与开发为核心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社会实践体系。在学科建设上，学界积极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2021年，南京农业大学增设文化遗产学专业，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项目化与学科化的遗产实践为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权威的构建与话语转向提供了动力。
在遗产话语普及与传播中，农业文化遗产采取了一种以遗产地原住民为主体的话语传播策略，因此在保护与开发实践中频频提起对于遗产地原住民的关注，致力于实现一种以遗产地居民为主体，多方参与的遗产保护开发模式。农民不仅是遗产资源的创造者，而且也将成为遗产保护开发的主动参与者。2014年，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的农民金岳品因在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方面的突出贡献，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亚洲模范农民”的称号。2015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读本》出版发行，旨在提升遗产地人民与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使社会大众参与到遗产保护实践中来。在话语普及过程中，遗产主体参与的实践模式使其在“自上而下”的话语传播方式之外，获得了一种内生的大众话语建构动力，加速了“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本土化与在地化进程。
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史研究，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一直处于“农业遗产”话语的影响下，直到21世纪初，“农业文化遗产”话语引入之后，迎来了一种明显的话语转向。这种话语转向起始于遗产概念的辨析，自2012年以后，“农业文化遗产”获得了官方认可，大致结束了其与“农业遗产”话语混用的情况，成为一种正式的遗产话语。比传统“农业遗产”话语时期更加强劲和突出的官方话语的言说效力，成为整个话语转向过程中的主导性力量，伴随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的进步，建构起自身话语权威的“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种话语主流。这种话语主流以其研究对象的复合性与动态性，扩大了新时期农史研究的话语对象，丰富了话语内容与主题，其多元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更推动了多个话语主体介入农史研究领域，使农史研究在历史学的言说之外，拥有了更多被阐释的可能。“农业文化遗产”实践形式的转向，在推动遗产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中，给农史学科的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实践契机。以遗产地保护开发为己任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以其在解决乡村发展、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中表现出的实践有效性，将助推农史研究在新时代完成学科主旨的复归与重构。
二、话语转向的多维缘由
话语理论出现之始便强调其不只限于语言形式层面的表征研究，而是具有透析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发展的功能。对遗产话语转向背后深层动因的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农史研究的转向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一）逻辑起点：中国传统农业知识的科学内涵
话语之间得以实现转向的基础往往来自于两种话语内部逻辑的共通性。无论是以固态的遗产对象为主要指涉的“农业遗产”话语，还是以活态的遗产系统为重要内涵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现实基础都来自于我国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传统农业文明遗存。事实上，作为当代农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种话语，其得以言说的可能都建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科学性上，进一步来讲，这种科学内蕴既是我国传统农业自身活力的体现，也是传统农业遗产向所谓更“先进”、更“科学”的“农业文化遗产”转换的必然因素。“农业遗产”话语得以形成并长期影响中国农史研究，本质原因在于这种遗产概念为传统农业思想与技术经验的保存提供了一种言说途径，彼时的社会语境下，“农业遗产”研究发挥着保存传统农业遗产资源，以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与思想的挖掘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农业遗产”话语内容与叙述逻辑正是基于此展开，并获得了长时期的认可。而与“农业遗产”相比，“农业文化遗产”是诞生于农业现代化危机中的知识概念，旨在保护仍具活力的传统农业系统，从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传统农业在循环利用、有机整体等理念指导下形成的技术与经验积累为解决农业现代化危机提供了方案，从而有力地契合了“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内在逻辑。
“农业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是经历了抽象概括之后的传统农业知识与经验的言说表达。尽管有着不同的话语叙述方式，但二者内在进路的共通性为农史研究的话语转向提供了逻辑起点。
（二）内在推力：农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
循着历史学路径前进的农史研究在20世纪末遭遇了发展困境，“视野向内”的局限性注定其无法与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同步。20世纪末，“文化反思”“文化透视”等热潮的出现，要求农史研究突破内史研究的桎梏，将关注点转向农业与外部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农史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一种自觉的文化史范式的研究转向。“传统农业是一种流传至今的农业文化……有必要树立农业文化的系统观念，建立农业文化的体系，推动农史研究和传统农业研究向着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王星光对传统农业的界定，便可见当时文化史研究转向的影响。王利华也认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是农史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同一时期，邹德秀出版了我国关于农业文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业文化》，其前言中提道：“农业文化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农业，把农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张岱年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认为“研究中国农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文化史研究的视角不仅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同时也将成为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可以说，20世纪末出现的文化史研究转向是农史研究突破自身桎梏的一种尝试，文化史研究范式以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农业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农史学科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发掘了学科内在的包容性与接纳性，进而朝着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
农业以其与社会生活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联的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农史研究的内容与主题一旦脱离社会便缺乏了生长点，丧失了内部的研究活力，其研究指向是以过去的经验反思现在的问题，进而指导未来的实践。因此，不难理解，何以以解决环境问题与农业危机出现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甫一落地便受到了农史学界的关注，并逐步占据了此后的研究主流。文化史的研究范式敦促农史学科“视野向外”，在推动农史学科研究转向的基础上，为话语转向提供了内在推力。农业文化遗产英文名称中并没有“culture”一词，“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本土化的翻译。从话语角度来看，这种翻译也许正是“农业遗产”在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叠加了“文化”内涵之后进行的时代言说。
（三）外部契机：世界遗产话语转向
“农业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从其内涵来讲，其实所指涉的都是农业文明的遗存，无法绕开的正是“遗产”概念。20世纪末遗产研究领域发生的话语变化为我国农史研究的话语转向提供了一个外部契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判遗产话语分析成为世界遗产领域关注的重点，它解构了西方权威遗产话语，强调遗产概念理解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一时期，伴随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进展，人们逐渐深化了对遗产形式多样性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入公众视野，与物质遗产一起构成了世界遗产的多重言说。从时间节点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农业文化遗产”略早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保护开发研究及实践探索拓展了我国遗产领域的研究，为“遗产”内涵的多元化理解与探讨提供了可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对象更倾向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遗存，是一种更具活态性的遗产概念，在遗产保护理念上，教科文组织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群体’之间的关联，要求缔约国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社区的参与度”，由此看此后出现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无论是在动态的遗产话语内涵还是强调遗产主体性与社区参与的保护方式上，都与其有着颇为相似的话语叙述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转向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遗产领域的研究范式，“农业文化遗产”虽然因其与农业的密切相关而被归属于农业农村部管理，但说到底，依然是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正如学者李根蟠所讲的，农业遗产研究能够再度重回农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上世纪末以来不断升温的环境史热，二是2002年联合国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三是2003年联合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四是2005年我国公布的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指南针计划’”。世界遗产研究领域出现的“批判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转向，为21世纪初的农史研究重新反思“遗产”这一话语提供了思路，并进而在话语策略上影响了“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成为农史研究话语转向的一个外部契机。
（四）遗产话语权的建构与博弈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话语“不仅受到权力的制约，更是权力的产物”。话语与权力相互依存，在遗产话语转向背后所呈现出的正是权力对话语的生产与制约。
“农业文化遗产”话语诞生于“GIAHS”保护运动之中，是一种国际性的遗产话语。进入“GIAHS”遗产名录不仅意味着国家遗产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也成为各国展示本土文化与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一种途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一起成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态。自2005年后，“GIAHS”保护运动影响力波及全世界，我国进行了积极响应，首批试点入选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实践探索出了可行的方案，获得了粮农组织的高度认可。2012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2015年颁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成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行动指南，2016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更是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一系列行动实践彰显了官方对国际性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回应与认可，同时建构起了此一遗产话语在本土遗产话语领域的权威。
此外，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南南合作”项目中致力于推动以粮农组织为核心的GIAHS共同体建设，如促进粮农组织GIAHS管理机制完善，与粮农组织联合在华连续举办了多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高级别培训班，帮助多个国家的专家提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能力等。我国在南南合作的实践过程中积极推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建设，从本质上来讲是为取得此一领域的遗产话语主导权与言说国家形象的自主权利。各批次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实践与各国的遗产交流互鉴在“GIAHS”权威遗产话语的指导下展开，又进一步以实践有效性为权威遗产话语提供了有力的辩护。“GIAHS”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共同体中传播并产生影响，又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完善与巩固。“国际社会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叙事之争’。”因此，无论是在“GIAHS”话语权威下的被动适应，还是出于遗产话语权博弈的主动考虑，在当前来看，“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转向无疑都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
三、话语转向之后的农史研究
发生于2005年之后的话语转向发展到今天已趋于成熟，学术研究与遗产实践成果的繁荣同大众话语的普及一起昭示着这种话语转向给农史研究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在这种话语转向背后，正是一种新的农史研究理路的诞生。
2002年，王思明发表了《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他在肯定20世纪我国农史研究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的农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多地偏重于内史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陈旧”“研究领域狭窄”与“时代感较弱”的不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农业文化遗产的出现与繁荣恰恰回应了这些不足。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复合性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而是一个复合的、动态的农业系统，它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农业与其自身之外的环境、文化、族群等发生的长时间的有效互动与联系。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推动农史研究目光向外，同时也尝试成为农业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的一种路径。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最初集中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功能的探讨，采用生态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关注遗产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等问题，而后陆续出现了对区域性、民族性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以及对中外农业文化遗产的比较研究等。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到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社会记忆对农耕社会价值与意义系统的构建，以及从话语视角对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建构问题进行的思考等，这些探索使得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异彩纷呈。在话语转向背后，农业文化遗产为农史研究带来的是崭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是“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是使得这门交叉性学科重归社会视野。而彼时由于多种限制导致的农史研究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时代感较弱”也在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以推动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农业文化遗产实践中迎刃而解了。在这种遗产话语中，时代、社会与农史之间的联结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和牢固。
然而当一种话语逐渐走向权威与标准时，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反思这一话语的真实内涵。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了热门字眼，它代表着一种权威的遗产评价标准和科学的遗产观。与充满活力的主流“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相比，传统“农业遗产”话语逐渐处于一种式微的状态。占据主流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背后所无法忽视的正是其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苑利指出，当前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缺乏对优秀传统农耕技术、优秀传统农作物品种、优秀传统农具制作及使用技术、传统农耕信仰的有效保护”等七大问题，他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首先要充分挖掘祖先智慧与农民智慧。毫无疑问，当前的农业文化遗产领域，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遗产实践中，都还没有充分做到这一点。
诚然，农业文化遗产为彼时寻求内在变革的农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使其重回公众视野，然而过度的话语转向背后陷入“唯开发”论的研究，将会导致遗产概念本真性内涵的偏离与农史学科立身之本的传统研究的缺席。有学者便提到，“过度强调‘活态’或‘社会经济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最终会稀释甚至排斥以古农书为主体的‘农业遗产’概念”。走向权威化与标准化的“农业文化遗产”话语对传统“农业遗产”话语的排斥，必定会导致遗产研究与实践中忽视传统农业的历史价值，缺失对传统农业文化的充分理解。前述中已经提到，“农业文化遗产”并非只是一个舶来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它与前一时期的“农业遗产”话语不仅共享了相同的现实资源，更在内在逻辑出发点上具有共通性。遗产话语是在权力与多种话语的交织与形塑下形成的，与其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先进的遗产观，不如说它是在本土社会的土壤中，在已有农史研究成果的积淀下，在遗产话语权的建构与博弈中诞生的新时期的遗产话语表达。无论以何种方式言说过去，历史都是遗产的首要前提，基于传统农业历史文本资源的发掘与传统农耕话语的提炼，方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本土话语。这也正是传统农业遗产研究在当代仍然不可或缺的原因。
四、结语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时代语境的话语，从整个农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话语并非一种舶来品，将其架空、割裂地看待，无论是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自身出发还是农史学科的发展进路来看都是不合理的。以包容性、合理性的眼光审视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转向，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把握遗产的本真性内涵，对于遗产保护实践工作来讲，避免因过度的应用型研究追求造成只见利用，不见保护的困境，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转向表征背后的深层动因与结果更为观照中国农史发展进程与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概而言之，放置于农史研究的历程来看，“农业文化遗产”是农史研究在新时期的话语转向，是基于传统“农业遗产”话语积淀下的遗产表述变革，是时代在历史轰鸣之间提出的新的指向与要求，更是农史学科强劲生命力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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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农业考古》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