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 / 作者：王霄冰 / 日期：2026-06-24 / 浏览：24 次
再语境化与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溯源研究
王霄冰
摘要：溯源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国际文博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最早源起于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权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艺术品的占有权的质疑，进而扩展至对殖民时代以来从世界各国采集到的所有藏品的流通史的溯源。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大部分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家、商人、旅行家、学者等在19世纪后有目的且系统化地从中国搜集、采购获得，相关研究十分滞后。借着西方文博学界当前这股溯源研究的东风，我们可从本土的立场出发，推动对于流落海外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对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溯源研究不仅旨在追溯其采集过程和入藏渠道，而且还应以还原遗产在历史上的存在与使用语境为目的。文献与文物产生的社会背景、工艺源流和文化功能，正是海外藏文化遗产“再语境化”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文物溯源；海外藏文化遗产；华盛顿原则；再语境化
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活化利用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已经整理的资料也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与文物遗存，需要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研究视角。除了传统的文献整理、文物编目等方法之外，溯源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海外收藏机构的研究重点所在。这一研究方向最早源起于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权打劫的艺术品的占有权的质疑。1998年，44个国家通过了《关于纳粹所没收艺术品的华盛顿大会原则》（Washington Conference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以下简称《华盛顿原则》），要求对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进行确认、归还或进行其他合适的处理。由此在西方文博学界掀起了一股对馆藏文物进行溯源研究的热潮，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的艺术品，而且也包括历史上以各种不道德方式获取和入藏的物品。虽然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所使用的对文献与文物入藏途径进行追踪的方法值得借鉴。作为本土学者，我们除了对采集与流通渠道进行追踪之外，还可以通过将馆藏文献与文物进行“再语境化”研究的方式，进行更为深入的内容上的溯源，即在其原生的社会语境中考察它们生产和使用的轨迹，这些物品在当地人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以及人们对于它们的情感态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利用的可能性。将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放置回到当下活态的生活语境中进行考察，可让“死”的文献与文物重获生命，得以传承和持续发展。
一、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脱语境化过程
凡有在西方博物馆或图书馆观览经历的人，都会惊诧于其中展出或收藏的中国文物与文献数量之丰、种类之繁和价值之高。有些藏品在国内或已散佚无存，但在这些收藏机构中却得到了系统的收集和保留。这与19世纪以来，受西方博物学和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外国传教士、外交家、商人、旅行家、学者有目的且系统化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搜集收购文物书籍等文化遗产的行为有关。尽管早在秦汉时期，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就经由陆上的商贸之路流往中亚和西方诸国，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不仅同近邻友邦且远方诸国都保持着一定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但大批文化遗产流往国外，却只有在19世纪中国国门在西方势力胁迫之下被强行打开之后才有可能。尤其是在清朝覆灭之后的战乱年代，传统文化所依托的制度框架和精神信仰也随之崩塌，国人普遍缺乏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国内的文物与古书市场一度十分混乱。一些西方人趁虚而入，轻易地从国内带走了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就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20多年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人前来中国搜集和采购文物与古代文献，也并非全都出于恶意。美国汉学家和人类学家劳弗（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又译“劳费尔”）于1901－1904、1907和1923－1924年三次前来中国，曾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一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期间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搜集了近两万件中国文物。与他的同时代人大相径庭的是，他摈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充满了景仰之情。他非常热爱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各种艺术形式十分欣赏，曾自称已被“中国化”（sinicized），认为中国人活得比欧洲人更好、更健康。面对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乃至种种偏见，他希望能通过自己广泛而系统的搜集，向欧美看客展示一个真实而非臆想的中国，以达成中西文明的相互理解。学者王海龙因此评论道：“劳弗尔没有沿袭欧洲汉学模式而是力图引入和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论，他不把目光泥滞于‘东方’‘神秘’的窄路而采用比较文化和文明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中华文明的成因、发展及其独特成长的历史，特别是将其文明与民族精神、经济及科技跟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他甚至认为，劳弗开创了与旧汉学不同的“中国学”方法，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成为能与欧陆汉学平分秋色的重要流派。
与劳弗醉心于学术研究所不同的是，有些收藏家则纯粹出于营利目的前来中国收购文物。在今天的奥地利应用艺术／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Gegenwartskunst）中藏有3700多件由维也纳艺术品经销商埃克斯纳（Exner）家族收集的东亚藏品，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从战国秦汉到民国时期的文物，种类包括钱币、青铜器、卷轴画、版画、牙雕、玉雕、石雕、竹雕、玻璃制品、纺织品等。今天已改名为世界博物馆（Weltmuseum）的奥地利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也收藏有100多件由这一家族捐赠的民俗文物。据考证，安东·埃克斯纳（Anton Exner，1882－1952）在1908年游历北美时就喜欢逛唐人街，开始接触中国商人。1910年他乘船返回欧洲途中，经过了日本、中国广东和香港、新加坡、孟买、卡拉奇、也门、开罗等地，开始在每个港口收购古董。回到维也纳后他发现来自东亚的艺术品很有市场，就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1月间又返回东亚进货。从1912年起，他几乎每年都要经由陆路即从维也纳经莫斯科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往返北京一次，路上只需走10到12天，比坐船更节省时间。他本人在1944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一共来过中国25次，最后一次是在1937年。1935年，安东的儿子瓦尔特（Walter Exner，1911－2003）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中国。从1936年3月到1937年2月，瓦尔特独自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学习了汉语和汉字书法，期间曾两次前往日本观光。他自称在北京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时光。他发现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所描述的中国与实际情形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向德语圈读者传播正确的中国形象，就于1936年秋创办了一家名为“七峰”的出版社（Siebenberg-Verlag），主要出版与中国文化和汉语及日语学习有关的书籍，印制东亚艺术品的明信片，包括画报、日历和图册等，并且发行了一本题为《亚洲报道》（Asien-Berichte）的杂志。1938年1月，瓦尔特·埃克斯纳最后一次前来东亚，从事商业和文化交流活动，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他在同年5月返回维也纳后再未来过中国。
无论是劳弗还是埃克斯纳，都是采用直接从中国老百姓手中收购文物的方式征集藏品。由于当时很多中国人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所以出售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劳弗曾在书信中提到，1902年他花了600鹰洋（一种产于墨西哥的成色较好的银元），从北京一个皮影戏班子手中，买断了其所拥有的19册唱本连同1000多件影人、影箱等道具，也就是一件文物的平均价格还不到1鹰洋。瓦尔特·埃克斯纳1936年经由中国西北贸易公司购入的一件史前陶器，连包装和空中运输费加在起来才花了78.80圆（估计是当时流行的铜币）。他的朋友在信中告诉他，还有品相更好的出土陶器，但价格也要贵80％，而且不易入手。这些文物被集中起来，成批地打包乘船运往美国和欧洲。在运送途中有时会出现文物丢失的情况。上述劳弗所购的大约1000件皮影文物就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太平洋彼岸，有736件在转运过程中不翼而飞。劳弗为此还怀疑过他的一名中国助手偷盗，但调查未果，最后也只得作罢。所幸部分唱本后来得到了整理和出版，剩下的几百件皮影今天也完好地保存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
表1 部分西方大型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概况
表1是我们根据欧美和日本一些大型博物馆官网所公布的资料汇集的海外藏中国文物相关信息。中国文物数量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当地的收藏机构难以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和展示，很多藏品只能长期尘封在博物馆的库房之内。笔者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2016－2023）项目期间，曾走访过多家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也访问过其中几家的库房，发现不少中国文物藏品都只有简单的登记卡片，连像样的存档照片都没有，更遑论专业的鉴别与研究了。尽管很多博物馆对这些文物的生命史及其在中国原产地的出土或生产语境十分感兴趣，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相关的溯源研究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推进。
二、文物溯源研究的由来与现状
最近20多年，欧美博物馆普遍对文物的溯源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该研究方向的历史背景在于1933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大肆掠夺被占领国家特别是犹太人所拥有的艺术品财富，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文化遗产被纳粹党人以“雅利安化”（Arisierungen）的名义，从犹太人占有者手中没收或强买强卖。这些文物在战后多数未得到及时清理并返还给当事人，有的被作为战利品转移至了战胜国。20世纪50年代，德国虽然出台了相关的归还与赔偿战争中被盗品的法令，但实施效果不佳，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求归还物品的期限也逐渐失效。在战后的几十年中，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欧美博物馆中的馆藏文物数量激增，包括许多二战期间的纳粹没收品也通过拍卖、捐赠等渠道大量流入，相关的溯源研究却几乎为零。鉴于这种状况，国际社会于1998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专门讨论关于纳粹时期被掠夺财物问题的大会，44个国家和13个非政府组织参会，通过了《华盛顿原则》，呼吁各国文博机构谨慎对待所收藏的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应该公开相关的档案资料，鼓励受害人提出追回财物的诉求，建立互换信息的平台，努力追溯文物来源并尽可能地物归原主，等等。虽然这些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倡议性条款，但在西方文博领域仍然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与大规模开展文物溯源研究的风潮。
以溯源研究的中心德国为例，1999年联邦议会通过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于发现和归还因纳粹迫害而被没收的尤其是原属犹太人的文化财物的宣言》（Erklärung der Bundesregierung，der Länder und der kommunalen Spitzenverbände zur Auffindung und zur Rückgabe NS－verfolgungsbedingt entzogenen Kulturgutes，insbesondere aus jüdischem Besitz），并于2001年出台了具体的操作指南。2000年，“失踪艺术品数据库”（Lost Art－Datenbank）得以建立，2015年德国流失文化财中心（Deutsches Zentrumfür Kulturgutverluste）在马格德堡市成立，专门负责解答和处理20世纪特别是纳粹统治时期流失的各类文化财物问题。今天，几乎没有一家涉及历史文物的德国公共博物馆不在进行所收藏物品的溯源研究。不仅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等等国家也同样重视这个问题，“溯源研究”（德语：Provenienzforschong，英语：provenance research）成了国际文博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
迄今为止，对纳粹掠夺艺术品的溯源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被报失踪的艺术品现身于世，其中不单有收藏于公共机构中的文物，也有存留在私人手中的物品。人们发现，许多貌似以正常渠道入藏的文物，背后往往也隐匿着一段违背道德公义的血泪史。例如一些馆藏艺术品是博物馆在古董市场上购得，或由私人收藏者捐赠获得，看起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些物品在战前的原占有者是犹太人，被纳粹党人没收或以强买强卖的方式“充公”后才流落到了古董市场或他人手中，而其原主人有的早已惨遭杀害。
对于学术界而言，溯源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往的文物或艺术品研究多注重物品或作品本身，对其进行断代，研究其制作工艺与创作风格，评估其历史或艺术史价值，而溯源研究则把研究者的关注点带到了藏品的流通史方面，侧重于拥有者和占有权、入藏渠道、采集者身份与动机等等。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围绕物品本身，就舒马赫所总结的那样，首先要仔细检索博物馆的原始档案，包括目录卡和财务账本等，因为每件物品的入藏都伴随有相关的记录；其次则需要细致检查物品本身，不少藏品自身就载有原占有者的名字、印章或记号，还有其他使用过的痕迹；第三是要检索相关文献，比如艺术品目录、拍卖品图册，以及艺术家、古董商、收藏家或艺术爱好者的传记和各类档案记录等等；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类数据库，包括“失踪艺术品数据库”“堕落艺术数据库”“拍卖品目录数据库”“纳粹记录数据库”“盟军记录数据库”等。总体而言就是采取倒推的方法，从现存的物品出发，一步一步地往回溯源，先是考证其入藏时间、缘由和相关人物，进而顺藤摸瓜，发现更早的经手者和辗转历史，直至最终确认其最早的占有者。
这样的研究显然带有特别明显的道德目的，与文化管理事业的政治策略密切相关，而与藏品的内容与形式本身关系不大。随着研究的深入，业内人士也逐渐觉察到了目前这种溯源研究的局限性。由于文物溯源的涉及面极广，且部分领域信息不透明，例如很多拍卖行的档案不对外公开，加上很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所以研究难度大、成功率低。加上溯源研究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但目前主要由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兼职从事，且大多依托短期项目来推进，所以很难在项目期限之内取得成效。各个国家和各个收藏机构之间至今未能形成协作机制，大家各干各的，难以做到信息互通，也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溯源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收藏机构中的藏品，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其他文物并无效力，因此无法开展全方位的调查研究。
另一方面，对于文物占有权转移、流通和入藏渠道予以特别关注的同时，传统的关于物品形式、内容、风格、构造、艺术价值等等的研究却相对受到了冷落。因此有学者呼吁，应将溯源研究扩展至对于“物的生命史”的研究，也就是把研究的焦点从单纯的被谁占有和如何被采集和收藏，转向其原生的语境和原有的文化内涵；把对纳粹打劫的犹太艺术品的追踪，扩展至自殖民时代以来从世界各民族手中以不道德手段获取的所有文物的来源的追溯；把对艺术品交易史和收藏史的考察，延伸至对于艺术史本身的演变和发展史的整体反思。
鉴于中国历史上也有大量的文物流散到欧美各地，有很大一部分被收藏于当地各大博物馆中，对于这些文物的溯源研究也应被提上日程，且需由当地学者和中国方面的研究者共同开展。由于欧美公共收藏机构目前普遍存在资金和人手短缺、展出空间有限等问题，来自中国方面的关注、支持和推动就尤其重要。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民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关心程度日趋高涨，网络短视频《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爆火就是一个明证。在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开启对于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活化利用，自应成为当下文化遗产研究界的一项要务。
三、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再语境化研究
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研究者，我们可以以何种方式加入到欧美文博学界的文物溯源研究中并发挥作用？几年前，笔者在访问德国原汉堡民族学博物馆（现名：罗滕鲍姆博物馆，Museum am Rothenbaum）时，其东亚部负责人展示了一组该馆收藏的署名“三友堂”的贴金木雕建筑构件，并向笔者提了三个问题：这是什么建筑上的构件？使用的是什么工艺？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被售卖给外国人？她的提问给了笔者一个启示，就是文物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并不只局限于对其流通渠道和入藏历史的溯源，而是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其在原产地的使用语境也是值得追究的重要内容。后者恰恰是我们作为本土学者具备优势的研究领域。如果说收藏方的研究是从现存的文物出发，主要以文物本身可以提供的信息和入藏相关档案记录为中心，那么，我们的研究则需要从文物原生语境出发，揭示其在一定历史阶段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形态和文化功能，探究其被从原生语境中剥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
传统的文物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一样，往往只聚焦于物品或书籍本身。例如文献学提出的“书志学”方法，根据天津图书馆研究人员白莉蓉的概括，就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详于原书特征的描述，为鉴定版本提供依据”；二是“揭示原书内容与价值，详于版本及版刻源流的考证”；三是“揭示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及书史知识”。可见书志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书籍本身，关心的是版本、内容和形式，虽然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介绍，却仍然不能明确这些书籍在社会中的存在形态，也无意阐明它们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使用价值。
同样，民俗学家田兆元也曾批评文物学的研究往往“对于非物质类的精神属性的东西不够重视”。特别是针对民俗文物，需要返回其原生区域，注意搜集相关民俗文献，将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无文字的与有文字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确，对于非物质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研究是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特长所在。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又译班尼女士）早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中就明确指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于1923年在《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认为“研究活的对象比研究其死的遗存更具启发性”。这个最初只针对土著语言之使用语境的观点很快被应用到了文化研究诸领域。包括后来在民俗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表演”理论和民俗“语境说”，都源自于这一创新性的发现。
不论是文物还是文献，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无疑都是脱离了原有生活语境的“死的遗存”，但它们在历史上都曾是“活的对象”。从本土的视角出发，还原其活态的生存语境，了解其因何产生、为谁使用和如何使用，就是我们在此提出的“再语境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
“再语境化”研究是否一定要返回到文物和文献的原生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有此必要，然而也有一些文化遗产的原生地点难以确认，或者由于文化变迁的原因，该种文化现象在其原生区域已经消亡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与之类似的地点展开田野调查也是一种可以替代的方法。有时即便在同一地点，由于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无法找到相关的当事人，那么，寻找与其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当事人，询问他们对于该文物或文献的解释，也可能获得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信息。
笔者在主持上述国社科重大项目期间，曾指导多名课题组成员开展海外藏民俗文物与文献的“再语境化”研究。其中，李明洁就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的数百册瑶族文书，在贵州从江县的瑶族村落进行了调查。虽然这些馆藏文书采集自东南亚地区的瑶族，但与国内同一支系的瑶族仍在使用的仪式文书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罗椿淑则就海外藏瑶族文书中的《十二月花王唱》等与花王信仰有关的手抄本，前往广西金秀金门瑶聚居区，对当地仍在活态传承的“补花根”和“架桥接花”等祈子祈福仪式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地瑶族师公手中也保存了不少同类的手抄文本，由此可以确认此类文书在金门瑶族生活中的应用形式。对于一些无法确认具体出产地点的文物，我们也可以通过文献研究来实现“再语境化”。例如王玉冰曾就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于19世纪末采集自福建沿海地区的695件（套）民俗文物，根据现藏机构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所提供的实物图像和数据，结合高延本人撰写的书籍和国内的研究文献，一一追溯了每件物品在当时闽南人民生活中的用途和文化意义。同时，她也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还原了高延前来中国收集民俗文物的经过和方法，以及这批文物经由法国巴黎部分入藏里昂自然史博物馆、部分被出售给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的过程及其展出的情况。
总结以上经验，我们可以得出海外藏文化遗产“再语境化”研究的几个基本步骤：首先是对文献与文物的外形特点的细致观察和描述，结合馆方提供的数据，对其内容和形式先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是文献类的文化遗产，则需要对文本进行细读，包括对手抄本的转写和内容的翻译。其次，在国内查阅同时代的各种相关文献，包括图像资料，寻找与海外藏品类似的文物或文本，并搜索相关研究的二手文献。第三步便是访问文化遗产的原生地点或具有较高文化同质性的田野点，寻访知情人、当地专家或民间专业人士，向其出示馆藏物品的图片或文本，请教与此有关的用途、技艺等问题。遇有当地存留的类似的文献和文物，则可与馆藏品进行比对，发现二者的异同并给出合理的解释。第四部是结合田野访谈和文献搜索，尝试解答文物与文献为何且以何种渠道流播至海外的问题。有时候虽然当地人不能给出直接的答案，但他们从自身立场和角度出发给出的解释也值得参考。
最后，海外藏文化遗产的“再语境化”与人类学、民俗学的“再研究”有所不同。一是目的不同：“再语境化”是为了还原文献与文物的原生语境、生存形态、功能用途和传播途径等，而“再研究”则是为了延续前人的研究，返回到之前的研究者从事调查的田野点进行二次调查，旨在揭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规律。二是研究的方法路径有所不同：“再语境化”不一定非得回到文化遗产的原产地，有时候也可以寻找文化同质性较高的类似的地点。主要方法是通过向当事人出示馆藏文献或文物，或者在田野中征集类似的文献或文物，以考察其产生、使用和流播的情况。“再研究”则必须返回到前人研究过的田野点，可以寻找过去的当事人进行回访，也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新问题的研究，所依据的是前人发表的研究成果，却不一定拘泥于某种物品或文本。
结语
文献和文物等文化遗产被从民间搜集，进入海内外的图书馆、博物馆或其他收藏机构，这是一个“去语境化”的过程。它们被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存在收藏或展出，只能凭靠自身的“价值”（材料的、历史的、审美的，等等）博得关注，获取一席之地。很多来自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遗产因此而被彻底忽视。迄今为止的文物溯源研究往往从文博学的角度出发，局限于对藏品由来的溯源，而对其产生的文化语境溯源不够。人类学、民俗学和非遗学等学科一向重视田野，重视语境，重视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正可弥补这一不足。借助于国际文博学界自21世纪初掀起的溯源研究热潮，我们可从本土的立场出发，大力推动对于海外藏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流播与文化语境的溯源研究，包括：对文献与文物的跨国流动史进行追踪，还原其入藏过程；对文献与文物的采集者的追踪，如来华传教士、外交家、商人、游客、汉学家、人类学者等，从其生活与职业背景出发，了解他们从事相关收集和记录工作的动机，以及采集资料的方式方法；对文献与文物流通史的追溯，以及对不同国家和机构对于同类藏品的处置方式进行对比；结合田野调查，将海外藏文献与文物引回到原生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完成内容与文化内涵方面的溯源。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再语境化”，目的在于考察事物的历史变迁，重构其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掘海外藏文化遗产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作者简介：王霄冰，女，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海外藏文献与文物（广东广州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