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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各民族共创的农遗瑰宝与文明长歌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 作者:闵庆文 / 日期:2026-05-18 / 浏览:100 次

“种之曰稼,敛之曰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稼穑”二字出自《诗经》,泛指耕种、收获等农事活动,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概念。

在万年文化史中,农耕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物质,更在适应自然、追求效率中催生了物种驯化、农具发明、二十四节气等农事智慧以及扦插、嫁接、杂交、套种等丰富的农作技术,衍生出梯田、垛田、圩田、基塘等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林复合、农牧结合、稻鱼共生、草原游牧等生态农牧业体系。


甘肃扎尕那秋收 万军/摄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5项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居世界首位;农业农村部分7批发布了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此外还有一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项目等,它们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农业文化遗产,其底蕴深厚,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1.1万年前,全球气候变暖催生了东亚和西亚地区的农业生产。这一革命性转变,首先体现在物种驯化方面。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大地上孕育了众多经济作物和观赏植物。历经长期生产实践,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植物栽培经验,将许多本土植物精心培育成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物资源要素。

在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中,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2万年的稻作遗存,成为人类驯化野生稻的实物证据,被誉为“中国稻作起源地”之一。至今仍在当地种植的万年贡谷(又名“坞源早”)是保留着野生稻性状的特殊品种,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境基因,遗传资源价值巨大。

距今约8000年前,我国华北地区成功驯化了粟和黍。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中的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碳化颗粒,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被确认为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人工粟、黍栽培遗存,当地也被誉为“旱作农业发源地”,至今仍保留谷子、高粱、糜子、杂豆等传统农家品种218个。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云南省普洱市境内就分布着40余处野生茶树群落,拥有树龄2700年的千家寨野生古茶树和人工栽培长达千年的景迈山万亩古茶园,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树资源的重要宝库,被誉为“世界茶源”。从野生型古茶树居群、过渡型和栽培型古茶园到当下的生态茶园,这里构成了完整的茶树利用发展体系。同时,布朗、傣、哈尼、汉等民族的茶树栽培利用方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展现了良好的文化多样性与传承性,荣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两项桂冠。

枣类皆源于远古酸枣,经过早期自然杂交与人工培育,最终形成各类品种。红枣原产于我国,约7000年前中华先民就已开始食用。位于黄河中游、秦晋峡谷沿岸的陕西佳县古枣园,是我国最早的红枣栽培区域之一,分布着丰富的酸枣和枣树品种资源,拥有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古枣园。

起源于我国的农作物还有糜子、大豆等;干鲜果包括柑橘、荔枝、龙眼、梨、杏等;蔬菜则有白菜、韭菜、茭白、莲藕‌等。此外,水牛、猪、鸡、鸭等畜禽同样是最早在我国被驯化的。这些物种的驯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华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农业器具的重要性,农具与农业同步产生。

农业起源之初,人们使用石锛、石斧砍伐灌木树丛,放火焚烧后垦辟土地,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农业进入耜耕阶段,出现了石铲、石锄、石耜、骨耜、石犁等翻地工具,以及石刀、蚌刀、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和石磨盘、棒、研磨石器和木杵等加工器具。

据史书记载,商周时期木耒、木耜、木牛流马等木制农具已用于耕作,同时出现了锋利、轻便的青铜农具,如铜斧、铜铲、铜锄、铜锸、铜镰等,但当时农具仍以木、石、骨、蚌等材质为主。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铁和畜力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以铁犁牛耕为主要特点的农业迈入精耕细作阶段。铁制农具坚固耐用,在大规模耕作中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耕作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秦汉时期,铁器农具已十分普及,涵盖耕作、播种、收割、磨谷等多种类型。其中,犁被誉为“农具之尊”,代表了古代世界农业生产工具的最高水平。“犁”最早见于甲骨文,出现于商朝,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西汉时期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则出现了可适应深耕和浅耕不同需要的曲辕犁。改进后的犁壁能翻覆土块以断绝杂草生长,极大地提升了耕作质量。

因地制宜借助自然力量,是中华先民的智慧创造。例如,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就以山地高差形成的水流作为生活利用和进行农田灌溉,还作为动力驱动水车磨制面粉,展现出巧夺天工的工匠精神。

在上万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华先民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和技术体系。传统农耕技术以宏大的“天地人”为指向,以精耕细作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形成了四大技术体系:以地力常新壮为特征的土地利用体系,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田间管理体系,以阴阳辨证为特征的防灾抗逆体系,以因地制宜为特征的良种选育体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稻田养鱼的国家,已有2000多年历史。世界上首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遮阴和饵料,鱼的游动可搅拌水体、松弛土壤,同时将害虫、杂草草籽作为食物,起到除虫、除草效果,其排泄物又可作为肥料。在这一系统中,农田生物多样性增加,多种生物相互作用增强了农作物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与之类似,还有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系统、广西桂西北山地稻鱼复合系统等,汉、苗、侗、壮、瑶、水等民族传承了上千年稻田复合种养模式。

作为世界蚕桑业发源地,野蚕驯化、种桑养蚕、蚕丝利用皆起源于我国,蚕桑及丝织业的发展和传播更孕育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桑树适应性极强,寿命可达千年以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之为“东方神树”,其价值体现于农、林、牧、副、渔多个领域。

我国淡水鱼类养殖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代表,广泛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基塘农业系统中,人们将水网洼地挖深成池塘,挖出的泥在水塘四周堆成高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养蚕,蚕粪喂鱼,鱼塘淤泥肥桑,形成种桑养蚕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水乡典型生态农业景观。由此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和鱼文化,创造出“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堪称传统循环生态农业的典范。

土地是农业之本,水利是农业命脉。数千年来,为扩大农业生产面积、提高生产稳定性、应对水旱灾害,土地利用方式优化和水利工程建设始终贯穿我国农业生产全过程。其中,山地梯田和地下暗渠是两种重要的农业工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梯田的国家之一,西汉时期已出现梯田雏形。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便于耕作和保水保肥、增加产量的小面积区田形成,同时开始修筑山地池塘以收集径流进行灌溉。当时,南方丘陵山区的农民出于种稻和保持水土的需要,开始将山麓及沟谷中较缓的坡地修成水平梯田。南宋时期,南方开始出现高山梯田,人们将梯田耕作与沟渠灌溉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利用山地和水资源,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我国南方山地梯田的典型代表。哈尼梯田蕴含着许多神奇之处,堪称生态保护、农业生产、水资源管理、民俗学及乡村治理等领域研究的宝库。例如,森林—村庄—梯田—水系构成了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生态文化景观,一条条沟渠从山顶汩汩流下来,一路串起森林、村寨和梯田,为居民提供生活所需的水源、能源、食源,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与和谐的乡村社会。

此外,入选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组成)、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陕西汉阴凤堰梯田系统以及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等,都是我国古老梯田的典型代表。

我国古代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除前述山地梯田灌溉系统外,以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为代表的洼地垛田灌溉系统、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农业系统和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代表的沟渠灌溉工程,以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为代表的陂塘工程,以浙江吴兴溇港圩田农业系统为代表的塘浦圩田工程,以及海塘工程、井灌工程等,均已入选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或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各族群众创造了被称为“坎儿井”的伟大工程。这一利用地面坡度无动力引用天山雪山地下水的水利系统,在农业灌溉、发展绿洲经济、改善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既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坎儿井早已成为吐鲁番各族群众心中的“母亲河”及“火洲”的生命源泉,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灿烂的农耕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华农耕文化始终体现着兼容并包的气度。史前时期,西亚麦类就通过西域传入中原;此后经海陆丝绸之路,大量“胡”“番”“洋”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我国。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苜蓿、葡萄等物种引入,胡麻、胡豆、胡桃等“胡”类植物先后传入中原。宋元明清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番薯、玉米、土豆、番茄等“番”类植物陆续引入。晚清以后又传入洋葱、洋白菜、洋槐等“洋”类植物。

域外引进的作物品种以渐进过渡方式,通过试种及风土适应逐渐改变品种习性适应当地环境,并培育出本土品种和适宜种植技术。例如,经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引进的葡萄品种,传入河北宣化后,经当地果农世代精心栽种,不仅培育出品质优良、风味独特的宣化牛奶葡萄,更发展出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这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文明的交流互鉴,向来皆为双向互动。茶原产于我国,唐代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则是中外农耕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结晶。茉莉花起源于古罗马,经印度随佛教传入我国福州。宋代兴起茉莉花入茶风尚,赢得“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美誉,也使福州成为“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

作为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我国也向世界输送了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化。汉唐时期,犁就传入亚洲各国,18 世纪再传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当今全球1440多种主要农作物中,原产我国的约占四分之一。如今,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我国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力、全链条保障,牢牢端牢14亿多人的饭碗,也在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着“中国力量”。

多年来,我国着力保护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与知识体系,使之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从中国遗产到世界遗产,从耕作实践到乡村景观,从生态理念到村规民约,伴随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断深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不断丰富,保护实践不断深化,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置于重要位置,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强化农业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通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地焕发出蓬勃生机,在保障供给、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就业增收等方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华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生机盎然的和美画卷。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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