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四期 / 作者：宋佳雯 邵会秋 牧金山 / 日期：2026-08-04 / 浏览：32 次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巴泽雷克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从物质文化与精神传统两个层面论证了早期人群自东天山向阿尔泰迁徙及文化传播的过程。不同于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南下巴泽雷克文化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影响，本文强调洋海墓地所代表的东天山人群不仅是巴泽雷克人群的重要来源之一，更在其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地区在文化互动上显示出的双向性，进一步印证了东天山—阿尔泰通道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文章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四期）
巴泽雷克文化因埋藏于永久冻土层下的巴泽雷克墓地而得名，以独特的丧葬习俗和保存完好的物质遗存而广为人知，是阿尔泰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由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面貌，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形成问题长期受到学界关注。
现有研究认为，巴泽雷克文化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关于其来源，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南方起源说，认为该文化与来自塔尔巴哈台山、天山、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巴克特里亚绿洲的南方部落北迁有关，其中包括将巴泽雷克人群视为古代月氏的看法；二为西亚起源说，基于其与小亚细亚戈尔迪恩（Gordion）大墓在葬俗和随葬品上的相似性，推测这一文化源自西亚；三是融合起源说，认为该文化由西方族群与阿尔泰本地部落融合而成，强调其多元文化成因。
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三种观点各有依据，但亦存在局限：南方说所涉区域广泛，人群流动频繁，缺乏明确指向；西亚说则面临时空跨度与葬俗差异的问题；而融合说偏重西方影响，较少考虑东方因素。事实上，阿尔泰历来便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巴泽雷克文化的形成更可能是多族群在迁徙、互动乃至冲突中共同塑造的结果。其内部社会结构呈现出的多民族特征，亦反映出文化背景的复杂性。然而，当前国际研究多聚焦其与黑海北岸、伊朗高原等地的联系，对巴泽雷克文化与其毗邻的中国新疆地区之间的互动关注相对有限。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注意到东天山地区与巴泽雷克文化在物质层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涵盖彩陶、圆涡纹样、角壶与仿角壶陶器、服装妆饰以及各类游牧民器物，反映出两地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所依托的对比材料，多集中于东天山地区保存最为完好、发掘规模最大的洋海墓地。该墓地文化发展连续，其第一期和第二期早段年代明显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第二期晚段的较晚阶段及第三期则与巴泽雷克文化大致同期，这一时间框架为研究东天山与阿尔泰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形式，尤其关注东天山地区在巴泽雷克文化形成过程中可能发挥的影响。
一 物质遗存与工艺传统
观察到器物本身的相似性并非考古对比研究的终点，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些相似性反映了工艺传统的传播与延续。这些传统不仅能通过物质文化的表象得以传承，还能够在技术、制作方法和文化价值层面得到体现。这种技术与文化的延续，将揭示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接触和互动。下文将从鞍毯与马蹄扣技法、马鞍的承继与创新、裤子形制演变与迁徙线索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1.鞍毯与马蹄扣技法
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栽绒毯的“巴泽雷克地毯”（图一，1），出土于巴泽雷克墓地5号冢，该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末。整块地毯以羊毛为原材料编织而成，长2米、宽1.83米，形状近正方，纹饰精美，是研究巴泽雷克文化与周边文化联系的重要实物之一，用途上被判断为鞍毯。以往研究普遍认为，这块鞍毯的装饰纹样受到了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学者们提出其可能来自伊朗高原、亚美尼亚或中亚等地区。我们认同其设计风格确实体现这些地区特点，但单以纹饰母题和排布来解读来源，还难以全面反映其文化内涵上的复杂性。实际上，在地毯等纺织品研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不宜仅凭设计风格来判断其来源。在分析织物的设计时，必须结合技术与工艺实践的研究，因为一旦掌握了纺织与织造技能，便可终生使用，而新的设计图案则可以在不改变任何技术的情况下被织造出来。因此，相比设计风格，织造技术更具稳定性，也更能作为判定产地的依据。
巴泽雷克墓地5号冢出土的这块鞍毯，其编织工艺与洋海I号墓地中出土的7件栽绒毯（共出9件，可供分析7件）完全一致。以较完整标本IM87:23（图一，2）为例，其面积（残长40、宽78厘米）及下方叠压缝缀的四层白色毡，表明洋海墓地出土的栽绒毯功能同样为鞍毯。二者在绒头拴结的结扣上均采用“土耳其结”或称“对称结”技术，国内称为“马蹄扣”或“剪刀扣”法（图一，4）。从洋海I号墓地栽绒毯的出土单位来看，其所对应的墓葬年代均较早，其中偏早者如IM87:23属于第二期早段，偏晚如IM138:11（图一，3）也属第二期晚段。这一情况表明，该编织工艺在东天山的出现远早于巴泽雷克墓地。
图一 巴泽雷克文化与洋海墓地的鞍毯对比图
1.巴泽雷克墓地5号冢鞍毯及其结扣 2.洋海墓地IM87:23 3.洋海墓地 IM138:11 4.洋海墓地出土鞍毯结扣
尽管“马蹄扣”这一技法在东天山的出现早于阿尔泰地区，但这尚不足以证明巴泽雷克墓地5号冢的鞍毯来自东天山器物的简单输入。此前已有学者质疑其来源于波斯的结论，并从图样、使用毛料及染料来源等方面证得其并非伊朗高原原产。但因缺乏关键技术证据，并未得出最终结论。特别是在染料来源方面，经分析，巴泽雷克墓地5号冢出土鞍毯的红色绒毛含有波兰胭脂虫（Porphyrophora polonica）产生的染料，而非亚美尼亚胭脂虫（Porphyrophora hameli）。东天山地区最早使用该染料的实例见于苏贝希墓地一条羊毛裙上，尽管洋海墓地的织物未经仪器检测，但研究者根据栽绒毯上红色褪色程度推测，其染料应仍以植物为主。这表明，尽管技术由东天山地区传播，阿尔泰地区的染料和纹样选择可能仍受到了其以西地区的影响，这或许也说明该地毯最终是在当地生产再使用的，而非通过长距离交换的结果。
2.马鞍的承继与创新
巴泽雷克文化以体系化的葬马习俗和精美的马具闻名于世，尤其是提及马鞍的起源或最早考古实例时，研究者往往会首先想到该文化。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马鞍，显示出高度发达的安定性马具体系。其中，一般认为第一图艾克塔大墓中所出的马鞍（图二，1）年代较早，为公元前5～前4世纪上半叶，被视为该地区马鞍发展的重要实例。而在洋海墓地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至少3件马鞍，较早的包括第三期的IIM205:20（图二，4）和IIM138:20（图二，5）。由于后者保存情况不理想，难以深入分析，因此已有研究主要针对IIM205:20展开工艺和形制分析，并获得了直接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727～前396年，作为通过检测分析明确年代的考古出土马鞍实例，极具研究价值。
图二 巴泽雷克文化与洋海墓地的马鞍对比图
1.第一图艾克塔大墓出土马鞍及同出木质支架 2.巴泽雷克墓地1、2号冢出土木质支架 3.别列里墓地11号冢出土马鞍及木质支架 4.洋海墓地 IIM205:20 5.洋海墓地IIM138:20
结合跨度较大的测年数据和形制相近的展平图，目前似乎难以判断洋海墓地马鞍与同期巴泽雷克文化马鞍早晚关系。然而，若进一步考察其结构特征，二者差异便较为明显。根据既有研究，第一图艾克塔大墓所出马鞍属于“软马鞍”类型：鞍垫由两块带有填充物的软垫拼合构成，断面呈半月形；中央预留空隙以适应马脊；表面使用绗缝技术，可见大量密集针眼。进一步分析原始材料可知，该半月形断面由内嵌木质弓形支架实现（图二，1～3）。相比之下，在洋海墓地马鞍的鞍垫中尚未发现有此类内支结构，其断面呈棱镜状，采用平针缝、交叉缝以及鞍缝法等较为简单的工艺，尚未使用绗缝技术。尽管在技术上略显粗糙，结构上较为简单，洋海马鞍却已具备缓解马脊压力的基本功能，与“软马鞍”的核心特征相符，因而可视为是在形态上早于第一图艾克塔大墓的一种软马鞍雏形。值得注意的是，洋海IIM205墓葬所属分期年代与巴泽雷克文化大致相当，但其所出马鞍在形态上更为简朴，无论在装饰性还是结构复杂度方面均显原始，反映出更侧重实用的功能导向。此外，在洋海马鞍IIM205:20上可见多处修补痕迹，表明其使用时间较长，亦可能并非该墓主生前专属之物。尽管洋海墓地出土软马鞍年代较早，但此前研究者并未充分认可其原生性。在此，我们推测洋海墓地的软马鞍极可能为本地制作，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证据。
首先，从出土马具和使用马作为动物殉祭的发展脉络来看，洋海先民对马的使用和认知呈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期墓葬中已出现辔头、马鞭等制御性马具，显示出初步的骑乘与驾驭技术，可能已具“骣骑”能力，且出现随葬马尾现象；第二期随葬马具种类进一步丰富，如衔、镳以及节约等，并开始使用鞍毯，也在墓中放置马肢；至第三期，在上一阶段基础上出现软马鞍，随葬马匹更趋完整，岁龄增加，显示出洋海先民驭马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马匹的情感投入及其象征意义的不断提升。这种系统性的发展趋势表明，洋海墓地软马鞍并非突兀出现，而是当地“马文化”不断演进的结果。其次，洋海墓地出土皮革制品丰富，工艺水准较高，表明该地区在皮革的制作和使用上已具备成熟的手工业传统。此外，第三期出土马鞍IIM138:20的墓葬还随葬有多种手工业工具。根据既往对洋海墓地皮革制品的专题研究，其中木锉刀被认为是鞣制皮毛的加工工具，因此该墓主至少掌握制皮技术。此墓还出土了用于整直箭杆的器具，进一步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名工匠。工匠墓随葬皮质软马鞍表明洋海墓地具备生产鞍具的能力，并进一步支持软马鞍当地制造的观点。
综上所述，洋海墓地软马鞍的出现，植根于本地长期的驭马传统与成熟的皮革工艺；而巴泽雷克文化的马鞍则在承袭洋海软马鞍结构与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本地和西来的文化特色，在功能与审美上作出发展和创新，以使其更贴近当地的骑乘需求与偏好。
3.裤子形制演变与迁徙线索
服饰，尤其是裤子的结构变化，也揭示了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之间的联系。此前已有俄罗斯学者发现，新疆地区出土的羊毛长裤与巴泽雷克式长裤在形制上存在相似性，而洋海墓地出土的几条较完整长裤与巴泽雷克式长裤在细节上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在裆部织片的设计上，二者均采用将正方形或菱形织片对折成三角形再缝合的方式（图三，1、4）。事实上，洋海墓地出土裤子的形制演变表明（图三，2～4），这种正方形折成三角形再缝合的裆部织片已是较晚阶段的产物，显示出与巴泽雷克文化间明确的传承关系。
图三 巴泽雷克文化与洋海墓地的裤子对比图
1.巴泽雷克文化裤子方形裆片示意 2~4.洋海墓地裤子裆片演变示意（ “十”字形、阶梯形、方形） 5.阿克—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 6.洋海墓地 IM26:9 7.洋海墓地 IM21:23 8.洋海墓地IIM77:6
具体而言，结合洋海墓地出土毛纺织物整理报告和图版，共发现可辨识形制是裤子的有11条，裆部织片可分为“十”字形、阶梯形和方形三类。第一期和第二期裆部织片显示为阶梯形和“十”字形共存，方形裆部织片第三期出现，并延续至第四期。测年数据提示，“十”字形可能早于阶梯形，洋海墓地裤子的裆部织片从“十”字形到阶梯形再到方形，这种演变体现了覆盖性的增强，也反映了缝制方式的持续优化以及功能性的改进：早期“十”字形裆片在拼接时易留缝合间隙，而阶梯形通过逐步填补，改善贴合度，最终发展为方形，则进一步提高了包裹性和支撑性，使裤子在骑乘或其他活动时更加舒适耐用。同时，缝制方式也经历了从较复杂的拼接技巧向更便捷、规范化工艺的演变，使裤子的制作更加高效。
与此对照的是，所见于巴泽雷克文化中裤子的方形裆片，恰好与洋海墓地第三期及以后的实例高度一致，且二者出现的时间也极为契合。这一现象表明，巴泽雷克文化中裤子的方形裆片，可能正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文化传播，继承了洋海墓地的设计。
洋海墓地裤子裆片是当地社会在服饰设计与制作技术上逐步积累与发展的结果，从“十”字形到阶梯形再到方形，这一过程体现了明确的工艺创新与技术传承。相比之下，巴泽雷克文化中方形裆片的突然出现，这种跳跃性的变化与典型的内生演化模式并不相符，因而更可能是受到洋海墓地裤子形制演变的直接影响。洋海墓地在第三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形裆片工艺，为巴泽雷克文化继承与发展。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设计与制作不仅反映技术发展和工艺水平，还直接体现社会需求、生活方式以及环境条件的变化，并且能够敏感地呈现时代特征。巴泽雷克文化中仅见洋海墓地二期以后出现的裤子形制，进一步提示洋海先民迁徙的时间节点，或正发生在从第二期向第三期过渡、方形裆片逐渐普及的阶段。
二 精神传统的延续与变迁
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在物质遗存与工艺传统上，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习俗和社会实践。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在丧葬习俗、身体装饰、仪式实践等方面展现出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精神文化的延续，不仅彰显了群体间的深厚联系，也揭示了特定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轨迹。以下将从丧葬习俗与人群变动、身体与象征母题、仪式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1.丧葬习俗与人群变动
从墓葬资料能反映的文化面貌而言，葬俗一般比器物更具保守性，而巴泽雷克文化在其中的多个方面都呈现出突变性特征，这一现象或可从东天山地区，尤其是洋海墓地的文化影响中找到合理解释。
首先，在葬式方面，巴泽雷克文化墓葬普遍采用墓主头向东、侧身屈肢的埋葬方式。这一习俗在阿尔泰地区的出现较为突然，且在当地早期并未发现清晰的延续传统。例如，在此前的迈耶米尔时期，墓主人骨通常左侧屈肢，头向西南，与巴泽雷克文化的葬式存在显著差异，二者缺乏明显的过渡演变或直接的文化传承。这种现象表明，巴泽雷克文化中头东的侧身屈肢葬习俗或许并非源自阿尔泰本地传统，更可能受到外来人群的影响。此外，在巴泽雷克文化周边地区的考古遗存中，亦难找到与之完全一致的埋葬方式。这种习俗上的突变，或可通过洋海墓地的人群流动来加以阐释。
洋海墓地的葬式统计数据显示，侧身屈肢葬在各期所占比例呈显著波动（图四，左），尤其在第二期出现明显下降，可能反映了部分原有群体的迁出或人口结构的重大调整。在经历人口的快速增长后，部分人群随之向外迁徙，而这些迁出的群体可能正是巴泽雷克文化屈肢葬习俗的主要携带者。值得注意的是，洋海墓地葬俗变化的时间节点，恰与巴泽雷克文化屈肢葬盛行的阶段相对应，这一同步性增强了人群迁徙的可能性。此外，前文基于裤子裆片形制演变的分析，也呈现出相近的时间趋势，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
图四 洋海墓地葬式、头向变化图与巴泽雷克文化墓葬葬式、头向占比图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区域性文化特征的比较。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所见彩陶，其来源可追溯至新疆东天山地区的焉不拉克文化；而学界普遍认为，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苏贝希文化，其主源为焉不拉克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巴泽雷克文化中彩陶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为卡通河下游，结合对该区域的墓葬葬式进行的统计（图四，右），我们发现其在人骨摆放方面的丧葬习俗十分复杂，但可与新疆东天山地区大量对应。这表明，在巴泽雷克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东天山地区的影响不仅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还延伸至丧葬观念与实践。卡通河下游的案例为这种文化联系提供了有力例证，进一步支持了东天山地区在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在葬具方面，巴泽雷克文化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主要包括木质和石质两大类。木质葬具又可细分为圆木搭建的木椁（木屋）、木板制的木盒、独木挖空的木棺，以及墓葬底部铺设木板构成的木床等。其中，需搭建的木结构葬具，可以根据其角部的衔接方式分为榫卯结构和非榫卯结构两种。在这方面，木材的连接方式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还能够反映出更广泛的工艺一致性。例如，现今俄罗斯乡村房屋横木的垒砌方式，也能帮助判断屋主是否为外来移民，这与我们通过木结构葬具辨识文化归属的方法颇为相似。在洋海墓地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同样观察到木质葬具的使用，尤其是安置人骨的木床，其床腿与床帮之间采用榫卯结构。这一细节显示出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在木结构葬具制作上的共通性。进一步分析洋海墓地葬具所使用的天山云杉等木材的来源，我们还可以发现其生长地博格达山北坡距离墓地最近的地方约70公里，不仅说明当时洋海先民的生业活动范围已扩展至山北，其远距离也从侧面印证了木质葬具在其葬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洋海墓地竖穴土坑墓中普遍使用圆木覆盖墓口，这一做法亦与巴泽雷克文化对木材在墓室营造中的重视相吻合。
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在葬具使用方面的相似性，不仅表现在材质选择和制作方法上，更共同体现出一种对木质葬具特殊重视的文化传统。虽然，二者在葬具形制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可能源于自然环境和木材资源可得性的不同，而非丧葬观念的根本性区别。如巴泽雷克文化的分布区位于阿尔泰地区，该地遍布新疆云杉（Picea obovata，亦称西伯利亚云杉），使巴泽雷克人群得以轻易获取大量优质木材，因此在葬具上展现出更为丰富且复杂的木结构形式，如大型木椁墓；而对洋海先民来说，资源限制无疑影响了其葬具形式的多样性与规模。然而，丧葬观念往往比具体的表现形式更具稳定性，二者均强调木材在墓葬中的核心地位，这种共性反映出二者在丧葬理念上的深层相似。因此，相较于关注外在的形制差异，更应将目光投向二者在丧葬实践和观念传统上连贯的延续关系。
2.身体与象征母题
在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文化中，纹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两地都有明确体现，显示出身体承载精神象征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巴泽雷克墓地，得益于冻土条件的良好保存，所见纹身完整且精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而洋海墓地虽因保存条件所限，纹身实物较为罕见，但其存在本身仍表明纹身在当地文化中具有一定地位。目前，洋海墓地已知的五例纹身均位于墓主手部，图案较为简单，年代集中在第一期至第二期早段。第一期墓葬IM146的发掘报告中记载描述了墓主左手背绘有连续彩绘图案，尽管这一信息未在插图与图版中体现，但此记录暗示洋海早期纹（绘）身传统可能较现有实物所见更为发达。此外，从墓葬平面图来看，这些具备纹身的个体均采用头东的侧身屈肢葬，这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洋海与巴泽雷克文化在葬式上的相似性相符，进一步验证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表明它们在精神和仪式传统上有着共同的表现形式。虽然二者的纹身在复杂性与题材多样性上存在差异，不过这既与保存条件（所见纹身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多分布于冻土地区）和年代不同（洋海墓地的纹身较早）有关，也与巴泽雷克文化的来源多样、受到其他文化影响有关，因此其纹身的主题多样且成熟度不一。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二者在使用纹身表达身份、宗教信仰乃至宇宙观等方面展现出高度相似，体现出身体作为象征性表达媒介的跨文化共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主题，尤其是鱼形纹身，进一步说明了两者之间在精神世界上的深层共鸣。
洋海墓地IM80女性墓主手部的鱼形纹身（图五，1）与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墓主右小腿上的鱼形纹身（图五，2）相似，提示两种文化都将鱼形象视作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进一步的对比材料表明（图五，3～9），鱼形象在巴泽雷克文化中具有更广泛的物质呈现形式：在巴泽雷克墓地1号冢、阿克—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及第二巴沙达尔大墓等遗址中，均出土由皮革或毛毡制成的鱼形垂饰，在第二图艾克塔大墓中还见有覆金箔的木质鱼形垂饰；除大型墓葬，鱼形象也出现在巴泽雷克中小型墓葬中，如乌兰德里克墓地3号冢中出土一条原用于悬挂短剑的鱼形皮带碎片，以及一对狮头衔鱼形象的桦树皮镶嵌饰物。与洋海墓地鱼形纹身最为接近的鱼形象，见于阿尔泰山西南麓的奇列克塔墓地5号冢出土的一件鱼形金器（图五，10），二者几乎同时，而俄罗斯学者认为奇列克塔墓地7号冢所出与巴泽雷克文化中的鱼形象关系最为密切，表明该题材在这一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文化连续性和区域扩散特征。
图五 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文化的鱼形装饰
1.洋海墓地 IM80:11女性墓主纹身 2.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墓主纹身 3、4.巴泽雷克墓地1号冢出土鱼形垂饰 5.阿克—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出土鱼形垂饰 6.第二巴沙达尔大墓出土鱼形垂饰 7.第二图艾克塔大墓出土鱼形垂饰 8、9.乌兰德里克墓地3号冢 10.奇列克塔墓地5号冢出土鱼形金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鱼形象除了作为个人身份的标识和起到装饰功能之外，更被认为与水崇拜密切相关。而除了鱼形象，涡纹也是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文化中反复出现的图案之一。这类图案不仅出现在纹身上，还广泛应用于各类材质随葬品的装饰中，显示出水作为精神信仰核心的普遍性，进一步表明二者在精神世界上具有较为一致的文化取向。
3.仪式与社会文化
在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文化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考古出土箜篌实物。洋海墓地已发现5件箜篌（出土4件、收缴1件），巴泽雷克文化目前可见2例，一件出土于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较为完整（图六，1），另一件为巴沙达尔墓地发现的箜篌碎片。尽管两地所出形制略有差异，但均属角形箜篌无疑，演奏方式相同。从出土数量来看，箜篌在洋海墓地中的分布更为集中，说明音乐在该地区具有重要地位。更为关键的是，两地均存在箜篌与大麻遗存共出的情境，这种现象可能揭示了二者在精神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深层共性。以做过许多研究和复原工作的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为例，除箜篌实物外，该墓还出土了的两组“六足架”、两件盛装大麻和被火烧过石块的小型铜容器（图六，2）及装有大麻籽的皮囊等物。结合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斯基泰人蒸汽浴的记载，研究者普遍认为此类遗存与一种葬礼后带有呐喊、歌唱与焚烧大麻的萨满仪式密切相关。与之相呼应，洋海墓地第二期早段的IM90号墓也出土了高度相似的遗存：包括一件保存较完整的箜篌实物（图六，3），一只盛满大麻籽叶的皮编草篓（图六，4），以及一件带有研磨痕迹、出土时仍含有捣碎大麻籽叶的木盆（图六，5）。相关研究将其认定为典型的萨满墓葬，其仪式属性与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极为契合。尤为重要的是，在IM90号墓中，我们还可见到前文已述的多项文化特征：栽绒毯、马具、狩猎器具及典型葬俗等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与巴泽雷克文化相呼应的仪式空间。
图六 巴泽雷克文化与洋海墓地相关器物对比图
1、2.巴泽雷克墓地2号冢箜篌及使用大麻相关遗存 3、4、5.洋海墓地IM90出土箜篌及使用大麻相关遗存（IM90:12、IM90:8、IM90:10） 6. 阿克—阿拉哈3号墓地1号冢出土石制碟 7.洋海墓地出土陶罐 IM148:2
尽管目前尚未在洋海墓地发现通过焚烧大麻实现致幻的直接证据，但在其收缴文物中，发现了与塔什库尔干的曲曼墓地出土木钵几乎相同的容器。后者经残留物分析，已确认其内壁及烧石表面含有四氢大麻酚，表明其所采用的使用方式与巴泽雷克文化中焚烧大麻的致幻习俗高度一致，这一关联具有重要意义。曲曼墓地的致幻实践与巴泽雷克文化之间已呈现明确的仪式共性，而洋海墓地所见与之相似器物，可能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些迹象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事实：无论是在洋海墓地还是巴泽雷克文化中，相关器物的使用均与致幻及萨满仪式密切相关，反映出它们在精神实践层面上所共享的文化逻辑与宗教观念。
大麻的致幻功能与萨满仪式直接关联，而在许多传统社会中，萨满的“巫”与“医”往往并无明确界限，这一现象在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文化中也较为明显。巴泽雷克人群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的环境中，频繁面临各种疾病困扰，使得萨满不仅扮演精神沟通的中介角色，也可能承担一定的医疗职能。例如，阿克—阿拉哈3号墓地1号冢墓主的病理分析显示，她生前可能使用大麻作为止痛剂的同时，也进入改变意识的状态。而该墓中出土的装有烧焦芫荽籽的石制小碟（图六，6）还表明，墓主可能已经意识到其他植物的药用价值，并将其用于治疗。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洋海墓地第二期晚段的IM148墓葬。在该墓出土的陶罐内发现了被有意贮存的大麻果实、枝叶以及刺山柑种子（图六，7），或可表明洋海先民亦已认识到多种植物在药用上的潜能。
由此可见，无论是洋海墓地还是巴泽雷克文化，人们对于音乐和精神体验的追求都十分突出，音乐不仅承担着娱乐功能，更深深嵌入其宗教仪式与信仰实践之中，构成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二者在精神层面的共性。此外，这些人群对植物药用价值的认知，尤其是在医疗与宗教之间的交汇，也揭示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机制。大麻、芫荽以及刺山柑等植物的应用，既服务于疾病治疗，又可能被视为通灵媒介，协助萨满在仪式中与超自然世界建立联系。这种医与巫的融合，不仅体现出原始信仰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度融合，也进一步强化了洋海与巴泽雷克文化在精神传统上的共通性。可以说，音乐、萨满仪式以及植物药用等文化元素在两地均构成精神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它们相互作用、彼此支撑，呈现出一个融合感知、信仰与实践的综合性文化体系。
三 结语
通过对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地在物质文化与精神传统层面展现出高度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单纯的器物传播，而是一种逐层递进的技术传承、人群迁徙以及文化延续的过程。
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巴泽雷克与洋海鞍毯上所采用的相同结扣技法，表明两者之间至少存在某种程度的技术共享，而非成品的简单输入或模仿。进一步观察马鞍的制作工艺不难发现，巴泽雷克人群在吸收该项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地化的发展与创新，这不仅体现出技术的传承过程，也揭示了其在新环境中不断演化的能力。然而技术传播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两地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例如，裤子裆片的形态变化揭示了更复杂的互动轨迹：巴泽雷克文化的裤子形制只对应洋海墓地较晚期的形态，而这一阶段正是洋海侧身屈肢葬先民大规模迁出发生的时间节点。与此同时，巴泽雷克人群的葬式形态也与洋海墓地迁出人群高度契合。这一系列证据共同指向：两地之间不仅存在技术层面的互动，更可能发生了具体的人群迁徙事件。此外，精神传统的延续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断。洋海与巴泽雷克在葬具使用、身体纹饰象征体系、音乐传统及萨满仪式等方面均展现出具有一致性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的延续说明，迁徙人群不仅带去了成熟的生产生活技术，同时也将自身所承载的宗教信仰与仪式实践传入新的环境，并加以本地化延展。
除上述内容外，尚有若干器物可进一步体现东天山地区对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例如，俄罗斯学者已注意到，洋海墓地箭囊内的木撑板与巴泽雷克文化同类器高度相似，且这类器物在洋海墓地最迟于第二期早段已见使用。搅拌棒的演变路径亦值得关注：结合洋海墓地早期纺锤和陶、木质容器的出土情境，以及其后东天山地区诸多墓地中的搅拌棒发展演变，最终至巴泽雷克文化中与木质容器配套使用的成熟搅拌棒形制，这一演变链条或并非偶然，而可能反映出一定的技术与认知延续。此外，尽管有研究指出两地均出土角壶，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年代对比，目前尚难判断其先后或源流。然而，若结合器物类型的演变逻辑观察，我们倾向认为角壶（杯）的出现应建立在当地单耳陶罐（杯）长期演变的基础之上。如洋海墓地中出土的仿角壶陶器被归类为单耳陶罐的较晚阶段类型，而实际出土材料显示，角壶实物出现时间早于仿制陶器。这是否意味着，较早阶段的单耳陶罐已奠定了先民对该类器型的基本认知，才可在此基础上制作出角质的同型器？因此，尽管尚无法明确判断角壶（杯）在两地的早晚关系，我们认为至少该器型的制作观念可能源自东天山地区更早期的陶器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洋海墓地与巴泽雷克文化在人种构成上亦呈现出显著的东西方混合特征。这一事实不仅未与我们前述的文化关联论断相悖，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深层互动。而地理因素方面，东天山与阿尔泰地区距离相对接近，从古至今联系的路线也十分畅通，为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现实条件与地缘支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东天山人群不仅是巴泽雷克人群的重要来源之一，更在其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巴泽雷克文化的复杂性及可能存在的其他来源。本文的研究亦表明，在探讨巴泽雷克文化与中国新疆地区关系时，需更加审慎地考虑年代、技术演变与人群迁徙等多重因素，避免简单地将两者的相似性简化为文化传播所致，而忽略其背后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与演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