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 作者：张晏齐、李军 / 日期：2026-06-16 / 浏览：20 次
推动农耕文明的传承与转化：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时代使命
张晏齐 李军
【摘 要】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历经百年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农史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系统梳理了农史研究的完整演进历程：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萌芽，到新中国成立后以王毓瑚先生为代表的奠基时期与体系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农史研究室建立，直至形成当前多元一体的研究格局。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农业科技史延续发展、农业经济史的学科化建制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兴起三大支柱协同并进的格局，凝练出以我为主、面向全球的研究视野，经世致用、服务大局的现实观照，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兼收并蓄、学科融合的开放姿态等学术特质。面向未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须在弘扬传统、深化交叉、创新育人、强化资政和拓展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以大历史观理解“三农”问题、服务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理论借鉴。
【关键词】 农业史；学术传统；学科建设；教学改革
【作 者】 张晏齐，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李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习近平，2022：3）。这一论断揭示了任何时代的实践都深受既往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以深厚农耕文明为底色的国家，农业史塑造了“大国小农”这一基本国情，也深刻影响着当今的农村制度与民族精神。因此，系统深入地梳理和研究中国农业史，绝非单纯怀旧或考据之学，而是一项具有深刻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的基础性工作。此项工作旨在厘清农业经济、技术、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传承脉络，理解当前诸多“三农”问题的历史成因，并为当前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视角与理论支撑。
中国农业大学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起源地，自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肇始，便承载着振兴中国农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的重要回信中，勉励中国农业大学“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在中国农业大学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使农史研究成为学校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交融的重要标识，孕育了深厚的农业史研究传统。回顾与总结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既是对学校优良办学传统与学术脉络的自觉梳理与弘扬，又能为当前进一步推动农史学科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珍贵的历史镜鉴，将农耕文明和乡土中国情怀融入现代农科教育之中，培养真正“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新型人才。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建设成就，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从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重要回信精神，为新时代农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和农林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提供坚实的历史借鉴与学术支撑。
一、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的渊源与奠基
农史是研究农业发生发展历程及演进规律的学科（杨直民，2000）。中国农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知识体系的传承、转型与发展是理解中华农耕文明现代演进的关键线索。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起源地，中国农业大学及其前身的农史研究历程，不仅映射了百年来中国农业从传统经验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宏观图景，而且具体而深刻地呈现了一门交叉学科在国家命运与学术自觉交织下的萌发、奠基与蓬勃发展。
（一）中外碰撞之际农业史研究的滥觞
中国的农史研究既根植于中国悠久的耕读传统，又与现代学术体系交融共生。其源头可追溯至历代史籍对农业活动的系统性载录，后随西方实验农学的传入迈入近代。在这一关键历史交汇点上，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创立及其早期学术实践成为连接传统农学智慧与现代农史研究的重要桥梁，孕育了近代专门农史研究的雏形。
在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活动的记述不绝于史书。历代官修正史中往往单设《食货志》，其中的“食”和“货”均源于《尚书》中的“洪范八政”，“食”意为“农殖嘉谷可食之物”，代指农业生产。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一种经验科学，因此农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成为农业科学经验的总结和流传，是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教材。
近代以来，西方农业科学逐步传入中国，传统的经验农业逐渐被实验农学取代。1905年，作为京师大学堂八个分科大学之一的农科大学开始筹建，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最早源头（李春顶，李宁静，2025）。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农科大学虽然将西方实验农学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但是依然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梳理和研究，形成了中国近代专门农史研究的源头。农业经济学科奠基人许璇认为，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应当以特殊的历史为基础。他任教期间不仅讲授农政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村合作、农业关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社会学科课程，而且讲授地质学、气象学、畜产学等自然学科课程。他在这些课程中追溯我国农业的历史渊源，千方百计地收集整理各类数据资料，并伏案涉笔。其遗稿中发现了不少从清道光、同治等历史时期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史编委会，2015：14）。这些研究尽管还称不上现代农史，但是标志着中国传统农学与近代实验农学在历史碰撞中的重要交汇，为后来的农史研究从分散的经验总结走向系统的现代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石与精神气质。
（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尽管历史学家对农业的关注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农史研究学科化的努力始于20世纪初期（王思明，200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农史研究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农史研究仍是自发的、初步的、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农学遗产”的号召，农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具备了开展更为系统、广泛和深入研究的条件与动力（杨乙丹，樊志民，2017）。1955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主持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提出要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我国古代农书和农史资料，标志着农史研究从零散自发状态向系统自觉状态的深刻转变。
北京农业大学作为当时国内农林领域的最高学府与学术重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觉担当起整理与研究农业遗产的学术使命。在此过程中，学校凝聚学术力量，初步形成了以王毓瑚先生等人为核心的农史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人才基础。在这些学术泰斗中，王毓瑚先生是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早期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转向农业史研究。他在古农书整理、校注，以及农业经济史、技术史、思想史、比较史等领域均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与南京农业大学万国鼎、华南农业大学梁家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石声汉并称为“东万、西石、南梁、北王”。王毓瑚先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潜心古农书整理与点校工作。1955年，王毓瑚根据农业部苏联顾问卢森科关于“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应该创造一套新的、中国的农业技术”的有关建议，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数千年来自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原则之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农业学术。而所谓本国实践，也应当包括总结过去本国原有的农业学术在内”（王毓瑚，2005：8）。尽管北京农业大学彼时尚未成立专门的农史研究机构，但王毓瑚同胡道静、张仲葛等一道开始整理中国古代农书。1955年后，王毓瑚整理了《农桑辑要》《梭山农谱》《秦晋农言》《区种十种》《郡县农政》等古代农书，系统编写了《中国农学书录》（王毓瑚，2005：24—26）。在王毓瑚的努力下，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也收集了一大批农书珍藏品，包括325本著录，其中主要有农业总论101本、农业气象13本、农田水利4本、农具4本、耕作作物栽培总论19本、作物栽培分论12本、作物虫害防治8本、园艺总论6本、园艺分论87本、茶竹植树2本、畜牧医2本、桑蜂20本、渔业7本（渡部武，刘小燕，1988）。这一系列文献收集、整理、分类与研究工作，不仅抢救与梳理了我国古代农学典籍，而且系统构建起中国农书体系的科学分类框架。
第二，推进农业史与农业经济史研究。王毓瑚先生早年前往欧洲学习经济学，取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之长，将科研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史上。20世纪30年代，王毓瑚先后发表《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等著作，在经济史领域颇有建树。从1946年起，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源头之一的北平大学农学院聘请王毓瑚担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王毓瑚随北平大学农学院并入北京农业大学，主讲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等课程，并对唐宋以后屯田、营田等封建社会的“国有”田地性质进行了深入论述（王毓瑚，2005：502—512）。在以王毓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北京农业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农经系学生讲授农业史课程。王毓瑚晚年以高屋建瓴的视角总结了中国农业经济与气候水利之间的关系，认为水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中“除水害第一，兴水利第二”（王毓瑚，2005：350）。王毓瑚还关注到农业经济与农业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农业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历史上农耕区向北不断拓展给草场带来不可逆转的退化和水土流失，需要对牧区的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王毓瑚，2005：390）。这些研究开拓了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为改革开放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三，开拓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和农学思想史研究。王毓瑚极力主张着手安排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和农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即便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致力于拓展农史研究的国际视野。1976年，他翻译了法国学者马佐耶（Marcel Mazoyer）的论文《作为开发自然界的农作制———其演进与分化》。该文探讨了不同地区耕作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工具、动力、技术发展的关联，揭示了农业生产与人类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联系，具有显著的学术前瞻性。王毓瑚的译文成为当时农史领域及时吸收欧美研究成果的重要桥梁之一。他所开拓的比较农业史和外国农史研究方向，在其身后由其助手与学生继承并深化。1980—1990年，北京农业大学相关团队在比较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农学思想史等领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推动了该研究方向在中国的系统发展，体现出其学术生命力的延续（王毓瑚，2005：649）。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学科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品格。以王毓瑚为代表的先驱者们初步确立了农史研究的文献基础与分类框架，并出色地回应了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将国家需求、学术自觉与个人志业紧密结合，完成了学科的奠基与初步体系化建设。其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开创的研究范式与培育的学术梯队，不仅为改革开放后农史学科的深化与繁荣储备了关键力量，而且深刻诠释了在强农报国使命驱动下，一所高等学府对传承农耕文明、构建中国特色农业学术体系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与主动担当。
（三）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的成立
改革开放以后，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也逐步恢复，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在王毓瑚、杨直民、董恺忱等老一辈研究人员的支持下，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正式成立，最初有专职教研人员5人、兼职教研人员7人，拥有中文线装古书16000余册（杨直民，1982）。农史研究室继承了王毓瑚教授的学术脉络，主攻农业科技史，同时兼顾农业经济史、中国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农业古籍整理分析、农学思想史、畜牧史、中兽医史等，并注重中国农业史与外国农业史之间的比较分析。
第一，农业技术史始终是北京农业大学农史学科的基石与特色。农业技术史是这一时期北京农业大学农史学科研究的重点，其特点在于不仅关注具体农业技术的演进，而且注重探析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思想源流及其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关系，体现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的鲜明学术取向。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杨直民研究员毕业于农学系，继承了王毓瑚先生在古书校对等领域的衣钵（杨直民，2008），承担了农业科技史、科学技术史、栽培植物起源、中国农业史等学科的授课任务，在农业技术史和思想史方面均有建树。在农业技术史方面，负责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等著作的编写工作。董恺忱先生也是王毓瑚先生的授业弟子，辅助王毓瑚先生主持编辑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和编辑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董恺忱，2000）。他对耕作制度与农时节令理论有系统研究，还将视野拓展至中外农业文明的比较领域。在一大批学贯古今、文理兼修、具有全球视野的学者的带动下，北京农业大学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点进行招生，研究方向涵盖西方科学观点的发展史、现代农业思想的发展史、生态农业的发展等内容。至此，以农业技术史为核心、兼容比较视野的研究路径得以确立，并通过学科建制与人才培养实现了学术传承。
第二，畜牧兽医科技史研究不断深化，成为专门史领域的重要分支。畜牧史是北京农业大学农史学科的特色之一，早在1958年，王毓瑚教授就编写了《中国畜牧史资料》。农业史研究室成立后，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张仲葛与王毓瑚同辈，是畜牧兽医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创立者。1986年，张仲葛与朱先煌合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包括总论、畜牧、兽医、杂项四部分，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畜牧技术发展史、家畜驯化史和兽医发展历程，涵盖畜牧兽医、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畜牧史系统研究的空白（张仲葛，朱先煌，1986）。于船教授是现代中兽医学的奠基人，也是畜牧兽医科技史的另一位学术巨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于船先生就不遗余力地发掘中兽医古籍，整理出版了《元亨疗马集校注》等佚散民间的兽医著作，并主持了《中国古代畜牧兽医丛书》的编选工作（杨志强，王华东，2024）。20世纪80年代后，于船教授继续深耕中兽医学研究，于1982年校注清代兽医著作《串雅兽医方》，抢救了宝贵的兽医史料。在当时科学技术史硕士点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畜牧史上，包括原始畜牧业的诞生、封建社会的养马业、牧区畜牧业发展史、近代对国外畜种的引入等。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兽医科技史研究已从早期的资料汇集，发展为体系初具、代际传承的特色学科分支。
第三，农业思想史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农业思想史研究并非脱离技术实践的空泛思辨，而是深深植根于对具体农业技术演进历程的剖析之上，常常将农业思想与技术相结合，不少学者从技术史转向对思想史的探讨。例如，杨直民教授凭借扎实的农学与科技史功底，在系统梳理农业技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致力于挖掘和阐释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与观念体系。其著作《农学思想史》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中的中外分野，以“古今中外”的视野，将农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史前时代的思想滥觞、古代经验农学思想、近现代科学实验型农学思想和现代综合型农学思想（杨直民，2006）。张湘琴教授同样有深厚的技术史背景，兼修农业思想史，他从思想史视角对古今农书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其研究方法立足于原著文本。这种注重原典的研究取向，在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已形成一种倾向”（渡部武，刘小燕，1988）。当时培养的研究生的研究，不仅探讨了中国古代农学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而且将视野放到西方农业科学思想的引介、传播上，内容涵盖遗传观念的演化、现代生态系统思想的产生、农业系统思想从朴素到科学的发展等。
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在研究室的支撑下，形成了技术史和思想史交融互促、畜牧兽医史纵深开拓、三大方向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这种既扎根本土又面向世界的学术取向，推动了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与专门化，为1995年两校合并后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推动学校农史研究进入承前启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历程。
二、当前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农业史作为历史学、农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其活力和深度源于与相关领域持续而开放的对话、借鉴和融合，因此天然要求超越单一学科边界的视野与方法。1995年9月，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成为一所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趋综合化的新型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继承了北京农业大学时代的研究遗产，在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交叉互动中获取新动能、开辟新领域，逐步形成多方向协同并进、相互滋养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农史研究本质与时代需求共同塑造的必然结果，彰显了在应对农业系统性命题时，跨学科整合的必然性与优越性。
（一）农业科技史研究传统的延续
农业科技史研究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谱系中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方向，始终承载着梳理农耕技术演进脉络、解析传统农学科学内涵的核心使命。自农业科技史研究奠基之初，便确立了立足本土农书典籍、融通现代农业知识的治学路径，形成了注重考据、文理融合的学术风格。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科技史研究不仅坚守着这一深厚的学术传统，而且在理论与方法上持续深化，展现出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正中发展的鲜明特点。
1997年，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硕士点保留了学位授予权，张法瑞、左淑珍、迟仁立在时任校长毛达和农史室董恺忱、杨直民老先生的支持下，团结校内热心农史的教师，在农史室恢复硕士招生，并组织开课和开展农史方面的活动（农业考古编辑部，2000）。在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室系统开设中国农业科技史、农业历史文献评介与选读等核心课程，致力于培养兼具历史学素养与农学知识背景的专业研究人才，为研究的代际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农史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范畴不断拓展与深化，其选题呈现出纵贯古今的研究视阈。不仅注重对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与经营模式进行深入探究，而且将研究视阈延伸至近代农业的转型机制，进一步触及当代农业发展和全球农业史研究的相关议题。
国际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成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农业大学农史学者积极搭建国际对话平台，通过接待国外知名学者来访、组织专题研讨、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促进了中外农史研究的深度交流。在与日本农具史专家的系列学术互动中，不仅深入探讨了农业技术的传播路径等学术问题，而且以实物证据促成了国际学者对既有学术观点的反思与修正，生动体现了严谨实证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通过策划举办中国传统农具专题展览等文化交流活动，成功将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成就推向国际舞台，服务国家人文外交，展现了农史研究在促进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价值。
（二）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学科化
农业经济史研究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谱系中渊源深厚、特色鲜明的重要分支。它从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的维度切入，致力于解析农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长期规律，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农耕文明演进的整体性认识，而且为理解当代农业农村问题、服务国家农业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视角与经验借鉴。自王毓瑚先生以经济学视野奠定基石以来，这一研究方向历经几代学者赓续学脉，逐步从依附于农史研究的专题领域，走向建制化与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在王毓瑚等前辈创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韩德章、陈道、詹玉荣等学者为代表的承前启后的学术梯队。他们积极拓展研究视野，探讨了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韩德章，詹玉荣，1986）、近代农村金融（韩德章，詹玉荣，1984）等问题，总结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历程与重大事件（阎万英，尹英华，1993），推动农史学科在理论方法与研究领域上向系统化、专门化发展，为学科的持续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中就有不少师生将研究重心放在农业经济史领域。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正式在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农业经济史专业博士点，成为国内该领域首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专门建制，实现了学科建设从研究方向到独立学科的关键跨越，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李军等，2018）。以此为里程碑，农业经济史成长为一个拥有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拓展新议题的成熟分支，彰显了农史研究回应时代需求、推动学术创新的内在活力。
第一，农业经济史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属性。农业经济史学科自创设之初，便确立了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深度融合的定位，其核心目标是为偏重量化与模型分析的当代农业经济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历史维度与理论纵深。为此，学科建设着力构建跨学科的师资队伍，汇聚了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观点、内容的有机融合，构成了该学科最根本的特色，旨在培养兼具历史视野与经济分析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未来构建更广阔的农业经济史学术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农业经济史构建了系统化的学科体系。作为独立设置的学科方向，农业经济史突破了以往依附于某一研究方向或课程模块的局限，获得了体系化发展的制度性支撑。在课程建设上，学科规划实施了一套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以中国农业经济史、外国农业经济史、农业经济思想史为核心基础课，同时融入经济管理学院的前沿课程资源，形成了从通论到专题、从历史叙事到经济分析、从基础知识到学术前沿的完整教学链条。在教材建设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汇聚国内十余所高校学者共同编撰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纲要》。该教材摒弃了传统的朝代叙述框架，创新采用专题式结构，并贯穿经济学理论分析，目前已出版至第三版。
经过近20年深耕，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已结出丰硕果实，累计培养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基于博士论文成果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体现了研究的深度与延续性。该学科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完善了中国农业大学自身的学科生态，而且其以交叉融合为核心、体系建设为支撑、高质量产出为目标的发展经验，为国内同类学科的建设与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范式。
（三）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兴起及其乡村振兴实践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王毓瑚就提出“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口号，将农业遗产的概念植入农史研究之中。随着全球对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关联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复合性的遗产类型，逐渐进入国内外学界与政策界的视野，并为农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李根蟠，2011）。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敏锐地把握时代趋势和历史传承，将学术触角延伸至这一新兴交叉领域，实现了从农业生产史研究到农村生活史研究、从历史文本研究到面向当代社区实践的拓展。
2014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依托人文与发展学院成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以青年师生为骨干，持续深入陕西佳县古枣园、内蒙古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系统等多处遗产地进行田野调查，不仅系统抢救了濒危的农业生产技艺与地方性知识，而且通过学术行动唤起了社区的文化自觉与认同，为遗产保护注入了人文关怀。2019年，在原有研究团队的基础上，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其核心使命是关注乡土社会、记录农耕文化、呈现民间记忆，旨在通过对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进行学术介入与文化干预，探索基于遗产价值的乡村发展路径，激活乡土重建的内生动力。
第一，推动传统农业史研究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研究中心突破文献考据的单一范式，积极引入口述史、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社会科学方法，对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微观层面的文化志记录。通过系统搜集民间技艺、村落历史、生计方式与生态知识，形成“陕西佳县古枣园村落文化丛书”“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文化志丛书”等系列成果。不仅拓宽了农史研究的史料边界，而且实现了历史叙事与当代社区经验的对话。
第二，聚焦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现实功能与实践路径。研究始终坚持“为遗产地服务”的行动导向，通过举办乡村青年研修班、组织遗产地摄影展、推动乡土文化出版等多元形式，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与公众教育，凸显了农史研究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现实价值。同时，这一系列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社会实践，与遗产保护本身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让保护工作从外部推动转变为社区自觉的内在需求，使农业遗产在动态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延续其生命力，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范式（孙庆忠，张金垚，2025）。
中国农业大学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标志着其农史研究在前沿领域的重要突破。它将学术研究从书斋引向田野，将历史观照与当代发展实践紧密结合，通过多元化的行动介入，不仅丰富了农史研究的内涵，而且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方案与人文思考。
当前，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已构建起特色鲜明、动态发展的多元一体学术格局。“多元”体现在其并未固守单一范式，而是积极拥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潮流，各分支之间相互滋养、协同并进；“一体”则体现在农史研究牢牢扎根于王毓瑚等前辈学者所开辟的学术传统，共同指向对农业这一复杂系统更全面、更深刻的历史理解。这一发展路径深刻表明，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不仅成功守护了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志趣，而且在与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文化遗产学等领域的持续对话中，获得了旺盛的创新活力与广阔的成长空间。它既是学术薪火的传承者，又是前沿领域的开拓者。
三、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体系的学术特质
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在逾百年的演进历程中已从最初对传统农学的整理，逐步发展为体系完备、特色鲜明、多元发展的成熟研究体系。这一历程不仅是研究领域与组织建制的拓展史，而且是一部学术品格与精神的凝练史。在继承前辈学者“整理农业遗产”初心基础上，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在与时代互动、回应社会需求、吸纳多元方法的实践中逐渐沉淀并凸显出自身独特的学术特质。这些特质既是过往成就的内在支撑，又构成了面向未来持续发展的核心基因。
（一）以我为主、面向全球的研究视野
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演进，始终贯穿“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既深刻扎根于中国农业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土壤，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学术对话。这种“以我为主、面向全球”的取向，并非简单的中西二分，而是在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吸收、比较与对话，不断深化对中国农业独特道路与普遍价值的认识，致力于在全球农史图景中发出清晰的中国声音。
一方面，农史研究的根基深植于本国农业的历史与现实。自肇始起，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先贤便将系统整理与研究中国自身的农业遗产置于核心地位。从王毓瑚等学者对大量古农书进行校注、分类与理论提炼，再到当代学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与社区记录，一脉相承的是对本土农耕知识体系、技术经验与发展逻辑的执着探寻。这种以我为主、立足本土的原则确保了农史研究的研究议题、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始终紧扣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历史经验，避免了在西方学术范式下的失语或简单套用。
另一方面，农史研究始终秉持开放姿态，在全球学术语境中积极吸收前沿成果、开展比较研究并致力于传播中国声音。首先，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主动引进与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方法。王毓瑚先生晚年译介法国农史学者马佐耶的比较农作制研究，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参照，并开创了比较农业史的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农业经济史学科在建设中同样注重构建“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持续保持与国际知名学者的交流合作（李军等，2018）。这些举措旨在通过他者的镜像，更清晰地定位中国农业的特质与共性。其次，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在国际学界享有良好声誉，其全球视野逐步升华为主动参与国际话语构建的实践。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其国际学术影响力。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将中国古老的农耕智慧转化为可供全球分享的知识，展现了从学习借鉴到对话贡献的学术自信。
综上，以我为主、面向全球的研究视野使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既能避免狭隘的本土主义，又能克服盲目的学术依附。它使农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保持了独立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生命力，并通过有效的国际对话，使中国丰富的农业历史经验成为全人类共同知识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世致用、服务大局的现实关照
农史研究因其对象关乎国计民生之本，自其诞生之初便承载着超越单纯学术考辨的实践使命。它不仅是理解过去的钥匙，而且应成为观照现实、启迪未来的智慧源泉。真正的农史之学，必然具有鲜明的经世品格，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服务于国家农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在这一普遍共识之下，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始终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时代命题、国家大局紧密相连，形成了深厚且一贯的服务大局的现实观照传统。这一自觉的学术品格，不仅使农史研究始终葆有鲜活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而且深刻诠释了一所高等农业学府及其学者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奠基与初期发展直接响应于国家建设对农业历史经验的迫切需求。20世纪50年代，面对百废待兴、亟须确立符合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以王毓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大学农史先驱敏锐地将国家战略需求内化为学术研究的核心使命，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行动纲领贯穿早期农史研究始终。王毓瑚先生系统地校注、整理古农书，其根本目的在于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梳理出可资当代借鉴的技术经验与管理智慧，为“创造一套新的、中国的农业技术”提供历史依据与本土资源。他提出，“现存进行这种整理工作，必须是具有现实意义，换言之就是要同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不应当是为整理而整理，一意钻到故纸堆中，忘却实际”（王毓瑚，2005：8—18）。这一时期的农史研究，实质上承担了为国家农业政策与科技发展提供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的智库功能。
农史研究的范畴与实践模式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而持续拓展与深化。面对“三农”问题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农史研究的“经世”导向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农业史研究开始向农业经济与政策、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等领域靠拢。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中，研究团队将农业文化遗产视为蕴含生态智慧、社区组织与文化认同的活态资源，聚焦探索基于遗产价值的乡村发展路径，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农业经济史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指向“为当前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史学及理论素养”（李军等，2018）。这种人才培养设计，正是为了应对国家对于既懂现代经济理论又深谙国情的复合型战略人才的迫切需求。农业经济史在经济规律、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理解当代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农村金融等重大议题提供了历史纵深与经验借鉴，持续发挥着资政启民的现实功能。新时代，中国农业大学组织编撰的《耕读教育十讲》，系统梳理了中华农耕文明与文化精神，探讨了传统耕读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农业科技创新，突出“三农”价值塑造和“三农”情怀教育，使农史研究的时代使命更为凸显。
综上，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品格一以贯之、与时俱进。它超越了书斋里的考据，始终将学术探索的终极价值锚定服务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宏大目标。这既是其深厚学术传统的核心精神，又是其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的重要源泉。
（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
农史研究的学术生命扎根于对历史真实的不断迫近与严谨求索。纷繁复杂的农业现象、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和口耳相传的地方知识，都要求研究者具备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在百年发展脉络中，始终将这一品格奉为圭臬，并将其内化为从文献考据到田野实践、从理论建构到人才培养各个研究环节的核心准则，形成了注重原始材料、强调客观分析、尊重历史语境与立足本土实践的鲜明学风。
首先，这一品格奠基于对原始文献与历史证据的严谨考辨与系统整理。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始于对古籍农书的扎实爬梳与科学整理。王毓瑚先生“从事农史研究，坚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力主根据丰实材料，得出合体的结论”（王毓瑚，2005：650）。这种对第一手材料的极度尊重与严谨态度，成为研究体系薪火相传的学术基因。同样，在畜牧史研究领域，张仲葛、于船等学者对《中国畜牧史料集》《元亨疗马集》等典籍的辑佚、校注与出版，也体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精神，为专门史研究树立了标杆。
其次，这一品格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对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不懈追求。这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即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性，选择并发展适切的研究路径。在农业经济史学科建设中，强调历史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引入制度经济学、量化史学等方法，旨在超越单纯的现象描述，探寻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研究团队采用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通过长期、深度的参与式观察与口述史访谈，全力抢救濒危的生产技艺和生活记忆。这种田野工作的核心正是为了获取真实、鲜活、动态的地方性知识，避免研究脱离社区实际与历史语境，确保学术结论建立在扎实的经验证据之上。
最后，这一品格深刻塑造了农史研究的学术对话姿态与理论建构路径。农史研究在吸收国际前沿成果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性眼光。无论是译介外国作品，还是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其目的都不是简单套用外来理论，而是旨在通过科学方法的借鉴更清晰地定位中国农业的特质与共性。在理论构建上，农史研究反对空疏的议论和脱离史实的预设，强调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和现实经验中提炼概念与解释。例如，对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的研究、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价值的阐释，都是基于大量具体案例的归纳与分析，体现了从实证到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科学认知路径。
总而言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渗透于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中的治学精神，体现在对文献的敬畏、对方法的审慎、对理论的自觉之中。正是这一严谨扎实的学术品格，确保了研究产出的知识具有可信度与生命力，使其能够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并为经世致用的宏大目标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学理支撑。
（四）兼收并蓄、学科融合的开放姿态
农业本身即是一个融合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技术实践与社会文化的复合系统，这种特点决定了农史研究方法论必然要突破单一学科的边界。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在演进历程中始终自觉地秉持兼收并蓄、学科融合的开放姿态。这并非方法论的策略性选择，而是源于对农史研究本质的深刻认识，形成了在坚守农学与史学核心阵地的基础上，主动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文化遗产学等多领域进行深度对话与有机融合的学术生态。
这种开放姿态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与自觉的学术倡导。农史研究的奠基人王毓瑚先生身体力行地树立了跨学科协作的典范。他明确提出，农史研究需要汇集“长于历史、长于农业技术、长于文献校勘、长于地区特点、长于国外情况、长于专项研究、长于综合概括”（杨直民，2008）等不同背景与专长的学者，并强调“互相尊重，彼此借助”是共同推进学术的关键。在实践中，他不仅与石声汉等农史领域的同辈关系良好，而且与本校农学系、园艺系、土壤农化系、气象系、畜牧系、兽医系等多学科的教师广泛切磋，双方受益。在其牵头组织的对农史典籍跨学科研读的会议上，王毓瑚先生邀请耕作学专家孙渠教授等自然科学的大专家共同参与，将文献考释与农业科学技术原理的解读相结合。这种打破院系与专业壁垒的早期实践，为农史研究奠定了开放协作的基因。
这种开放姿态确保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能够不断引入并创造性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在农业经济史研究中，自觉融合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方法，运用计量方法，使农史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与分析深度；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深度融合社会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运用口述史、参与式观察、文化志深描等方法，实现了对遗产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解。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更是农史与农学、畜牧学、兽医学天然融合的产物，张仲葛、于船等学者是跨领域的大专家，其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学科知识的无缝对接。正是由于不固守藩篱，农史研究得以敏锐地捕捉到全球范围内新兴的学术与政策焦点，持续引领前沿议题，在坚守历史传统的同时，不断汲取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养分，与更广阔的学术共同体和社会现实展开互动，从而在动态发展中巩固了其作为现代交叉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与竞争优势。
四、中国农业大学农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1995：585）。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农史的研究不仅是对经验的总结，而且是未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历经百余年的薪火相传与守正开新，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已从一粒深植于农耕文明沃土的学术种子，生长为枝繁叶茂、结构清晰的参天大树。它不仅在文献整理、经济史、科技史、思想史、文化遗产等多元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凝练出鲜明学术品格。未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将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在传承固有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以下四个关键维度的深化与拓展。
第一，拓展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创新动能。学科交叉并非简单的工具借用，而是农史研究应对复杂对象的内在要求。农史的本体是历史上人与自然、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复合系统，这决定了其研究必须超越单一学科视角。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改变了农业的面貌，而且必然对农业史研究产生新的影响。面向未来的农史研究必须主动对接自然科学前沿，引入新的认识维度与方法论工具，以更精确、更宏观、更深入的方式揭示农业系统演变的内在机制。
第二，创新育人体系，培养复合型卓越人才。农史教育的价值具有双重性。在专业层面，它培养具备深厚历史素养和跨学科视野的学术专门人才。在更广泛的层面，农史知识承载着国情教育、文化认同与价值塑造的核心功能，开展农史教育是农业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且不可或缺的环节。为此，必须从培养知农爱农人才的高度看待农史教育教学，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农史通识教育，将农史通识教育嵌入大思政格局之中。通过对农耕文明精髓的阐释，造就新一代筑牢知农底蕴、拥有爱农情怀、练就强农本领、投身兴农实践的学术传承者与实践创新者。
第三，提升资政能力，增强服务国家的战略支撑。农史研究的资政价值根植于历史研究揭示长期规律、提供深层镜鉴的独特功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尤其需要从本国农业发展的长时段历史中汲取智慧。这要求研究超越对一时一事的考证，着力剖析农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农耕文明延续的内在韧性以及历史上重大农业政策的社会生态效应，从而为应对当前粮食安全、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等系统性挑战提供蕴含历史纵深的理论参照与战略预判，让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更强效能。
第四，深化国际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在“面向全球”的视野下，未来需搭建更高层次、更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平台。不仅要继续引进国际前沿成果，而且要系统策划和推动中国农史经典著作外译、参与中国学者主导的国际研究项目以及在中国本土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农史学术会议。推动农史研究开展国际对话，其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是学术层面，通过平等交流提升研究水准，并在全球农史图景中清晰定位中国贡献；二是文化层面，将中国农耕文明的生态伦理、治理智慧和人文价值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这不仅是研究影响力的拓展，而且是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重要途径。
未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应植根于其厚重的历史积淀与鲜明的学术特质，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时代变革的宏观浪潮。唯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本土与国际贯通，才能不断强化研究内生动力，在传承中华农耕文明、资鉴当代农业发展、培育强农兴农人才的宏伟事业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原文刊发于学报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