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邕之滨 / 作者：冰河 / 日期：2026-08-20 / 浏览：7 次
塔城参赞大臣府治最早设在塔尔巴哈台山北的雅尔地方(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第二任参赞大臣阿桂强调那里的自然环境恶劣，将大臣府治东移到200里外塔尔巴哈台山南面的楚呼楚(即塔城市)重建新城驻守。
塔城一角
楚呼楚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水源丰富，草木繁盛，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居住。参赞大臣阿桂命人在这里选址筑城，这就是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绥靖城建成后，后任大臣们又陆续在城内建造了一些设施。1770年参赞大臣安泰在城中修了一座绥靖寺，寺内请匠人塑了佛像；在正面建万寿宫，城北楼上建关帝庙；南门外建先农坛，每年举行祭祠仪式。1804年绥靖寺的部分房舍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参赞大臣肇兴带头捐出自己的奉禄，加上寺内喇嘛分头募化，将绥靖寺修葺一新，寺内佛象经过重新描绘，金光闪闪，金殿生辉。次年，肇兴又在南门外修建了一座碑坊，取名“迎恩桥”。这时的绥靖城里里外外祥和安宁，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无论从驻军规模，城市人口还是地理位置，都堪称新疆重镇。三次大的修葺完善，使城池的功能更加完善。
曾经的塔尔巴哈台绥靖城
绥靖城坐落西北边陲，历时百年，历尽沧桑。待1872年伊犁将军荣全前往伊犁受阻而不得不驻扎塔城时，被毁弃十余年的城池已成废墟，早已经不能居住。再说，在这样的废墟中升堂议事或接待来宾百姓，也有损政府形象。迫不得已，就择地把将军行营设在绥靖城东的额敏河畔。
光绪四年(1878年)，锡纶接任塔城参赞大臣，当时伊犁还没收复，白彦虎残匪在沙俄的唆使下时常越界到塔城境内抢掠骚扰，沙俄也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以实现蚕食的野心。锡纶及其驻军忙于边界防备和境内剿匪，顾不上修复城池。过了两年，边界稍微安定了一些，锡纶就给朝廷写信，要求拨款修建城堡及衙署。当时正值国库空虚，朝廷拿不出钱来，事情就被搁置下来。光绪十一年(1883年)，因战乱耽误多年的中俄塔城西北疆界划分完毕，边界也平静下来。于是锡纶便在额敏河北岸的多尔博勒津(今额敏县城)选择一块地方，修建了一座土堡，内建文武衙署十余处，作为参赞大臣及其僚属的办公场所。多尔博勒津北通斋桑，南接老风口，东达布伦托海。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加上建伊犁将军行营时已有了一些基础，这时因大臣府衙和大批驻军的生活需要，吸引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买卖人到这里做生意，还有许多自愿搬迁来的各族百姓。随着人口增多，以大臣府衙为中心，各色民房店铺依次铺开，渐渐成了街市，一天天繁华起来。只是没有城郭，不便防守。
塔城北山
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塔城参赞大臣的额尔庆额认为额敏河一带地方虽然土地肥沃，但无险要可守，加上离旧城较远，不好控制，只有旧城地势险要，而且紧靠边境，用来屯兵御敌和巡查边界非常有利。因此请求在旧城之东择地重建新城。
清政府批准了建城报告，并拨出专款。于是额尔庆额便开始着手筹备。他组织了建城班子工总局，特地请来有筑城经验的工匠，命厄鲁特游牧领队大臣图瓦强阿为城建总监工，筹划建城工作。建城工作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开始，光绪十七年(1891年)竣工，共花费白银十九万多两，在建城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塔城地处边远，城建用料市场化低、地广人稀，缺乏各类城建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力，以及必需商品。所以，一切建筑材料全靠自己，砖瓦要自己动手烧制，木材要自己上山砍伐，连建筑工具也是自己动手制作，而建城的繁重劳动大部分都落在驻防塔城各营的士兵身上。他们冒着酷暑，肩挑手提，筑墙垒屋，经三年苦干，终于大功告成。新城呈长方形，城高28尺，厚22尺，周长5里3分。城上建有大城楼、月城楼、角楼10余座，大小炮台7座。全城辟有3个门，东门名绥靖，南门叫雍熙，西门为怀德。城中的衙署、兵营、府第、庙宇、亭台楼阁及民房等建筑设施，从1891年陆续开工，到1901年方告全面完成。重新建造的绥靖城屋宇整齐，道路宽阔，从远处望去，“丽谯圪立，雉堞云连”，景象规模颇为壮观：城内主要居住者都是各级官员和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由于这些居民多是满人、锡伯人和达斡尔人及察哈尔人，故被称为“满城”。
在满城修建过程中，1899年时任参赞大臣春满又将废弃的旧城重新修葺，并把屯防副将和管粮通判的官衙迁移到这里，新疆建省后成立的抚民同知官衙也设在这里。由于城中居民多是汉族官员、绿营兵和后来迁来的内地汉人，所以被称作汉城，也称老城。随着人口的增加，老城也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城区共形成五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错落有致的民宅建筑和各种庙宇、清真寺及官办学堂等。1903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塔城分行就设在汉城。此时两城的人口成分包括驻塔城的清军官兵及其家眷、塔城官府各衙署人员、留在此地坚守的土尔扈特部落人员、前来投奔的流散的满蒙官兵、索伦营、锡伯营官兵及家眷。据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这时仅驻塔城清军官兵当不下数千人，如果算上家眷，数字会更大。普通居民主要有包括战乱前后在塔城务农、采矿、杂役、经商的汉、回民众，还有从南疆逃难来的维吾尔人。
额敏河畔
据《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介绍，1887年新疆省伊塔道设立后不久，该道约有人口10500户，43500余人，在整个新疆属人口最少的道署。因当时伊犁战乱时间长，加上沙俄占领造成的损失，主要人口当集中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据《新疆图志》记载，至1909年，塔城计有人口14200多人。随着伊犁的归复和省城迪化的发展，塔城人口向这些地区自然流动是可信的，但整个地区仅有14200人似乎不够准确。按照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这个数字应该不是全部。
根据日本人日野强在塔城旅行的途中所见，他进入塔城后，仅汉城就有人口600余户，加上各级官员及驻防官兵、满城人数、俄商人数，数量会更大。日野强发现进入塔城沿途的托里、额敏河、二道桥，断断续续，都有一些村落和游牧者。这些人口或因远离城市，或因游移不定，很难完全统计。因此，14000多人口应该不是当时塔尔巴哈台地区人口的全部，而是政区行政中心城镇（塔城的满城和汉城）和主要居民点的人口，即塔城官署人员、官兵和城中居民、商人、手工业及城市周边屯垦务农等与城市联系密切的定居人口，并没有把在塔尔巴哈台草原及和布克赛尔草原游牧的哈萨克人和土尔扈特人统计在内。据《塔城市志·人口篇》记载，乾隆年间的1771年，塔尔巴哈台共有驻防官兵、居民和游牧人口总计3371户，22850余人；到光绪末年的1907年，塔尔巴哈台政区计有厄鲁特、察哈尔、旧土尔扈特等蒙古部落，哈萨克四部落及汉、满、达斡尔、锡伯、维吾尔、俄罗斯和新满营八旗总人口7942户，42950余人；1909年，塔城直隶厅人口为1292户，5758人，这是由直隶厅管辖的农业人口数。这些数据应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据此考察，塔城地区的人口是增长的。如果考虑到距离战乱很久及交通不便等因素，其人口恢复和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正是得益于人口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塔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非常显著。
战乱之后，塔城成为伊犁将军行营所在地。伊犁将军在传统上又重视屯垦，因此，1872年伊犁将军荣全进驻塔城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屯田。受到当时席卷全疆的农民暴动的打击，在新疆的满营旗兵、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以及绿营兵大都战死或溃散逃往他地。荣全在塔城的消息传出后，伊塔地区、包括全疆各地的散失兵勇、及各类亲政府人员纷纷前来依附。荣全在整顿军队时，遵循“弱不胜战者，散之为民”的原则，将不宜再加入军队作战的一些年老体弱者遣散为民，按户拨给土地，由地方当局发给籽种、农具从事耕种，所获收成除交还本金外，余粮按时价收购，每年能获得粮食七八千担，解决了驻军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当时一批在战乱中从伊犁退入俄境，又辗转从巴克图进入塔城的索伦营、锡伯营官兵及家属就被荣全安排在塔城附近，从事屯垦。
乌尔喀夏山
1884年新疆建省后，由于塔城军事政务仍归塔城参赞大臣统辖、伊犁将军节制，因此，军屯这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仍是塔城主要粮食生产渠道。当时的塔城参赞大臣令塔城驻军马步10营分为十屯，分赴塔城北山和巴尔鲁克山等边境地区，以屯代防，每屯发给农具、耕畜、籽种，一面耕种生产，以便守卫边防。新疆建省，伊塔地区设伊塔道，道府设在伊犁，隶属新疆巡抚。1886年，塔城设立隶属于伊塔道的直隶厅，主管屯垦及相关事务。由于巡抚和将军权限划分模糊，加之将军系统权利主要集中于伊塔地区，使辖属于省巡抚系统的塔城直隶厅权限受到限制和削弱。尽管如此，塔城的民屯事业仍然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巴尔鲁克山图尔加辽一景
为加快恢复新疆战乱后的经济，新疆巡抚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以期推动。如令原先散失的民众返归旧地，开挖渠道，兴修水利；实施计户授田，增加补贴，让农民扩耕；裁撤兵屯促使其向民屯转化；改遣屯为民屯，以调动其积极性，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丈清土地，按亩征税，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招抚外来流民进一步扩大耕种。以上种种措施，虽受到将军权利系统的部分消解，但还是得到了部分落实。据不完全统计，1888年塔城附近有汉民屯户140余户，此外还有很多回、维吾尔农民在周边地区垦种。当年军民年总计收获粮食达1.1万石。
稍后，额尔庆额继任塔城参赞大臣，他对屯垦更加重视。他认为，汉人大都是种地能手，而塔城本土汉人太少，致使塔城肥沃的良田大半荒废。而军垦士兵远离家乡，不能尽心尽力。因此，他主张从甘肃抽调兵士，携家眷一同来塔城驻防，守边屯垦两不误，又免了思乡之苦。清政府认为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始征调甘肃士兵携眷来塔城屯垦戍边，并形成制度，塔城的屯垦事业因此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稳定和人口的发展，如额敏一带新垦区不断出现，农业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到1911年，塔额一带有升科土地（已计征田赋的土地）40900多亩，新垦土地2580亩，总计43500多亩，比清朝前期增加了一倍多，并且修有干渠15条，支渠数十条，保证了垦区的灌溉。这个数字比当时重要垦区库尔卡喇乌苏垦区的18000多亩的耕种面积要多出数倍。在牧业上，让战乱中逃亡的察哈尔、土尔扈特和厄鲁特蒙古部众各自返回旧地，助其归牧，通过官方购买再办孳生牧厂，让他们生活有靠，同时恢复和发展畜牧业。1910年，塔城参赞大臣还仿照伊犁招商集股的办法，创办皮毛公司，为地方财政开源。
在战乱中，无论是金矿还是煤窑，采矿业是受到破坏最严重的行业。如塔城的金矿，道咸年间开采最盛时期，无论塔城官方还是挖金个人都获得了不俗的收益。“经回乱，矿工四散”，矿厂也惨遭破坏。新疆建省后，塔城当局在恢复发展农牧业的同时，矿业开采再次被提上议程。1897年，俄商莫斯克温垂涎哈图金矿曾经的厚利，请求租借该金矿，设厂开采。新疆巡抚饶应祺恐利权外溢，与俄国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议中俄合办。后因所请工程师技术不精，获利不丰，于1902年拆伙停办。1903年，巡抚潘晓苏申请公款专项，成立宝新公司，采取官督民办的方式继续开采，后因经费不继，于1906年停办。
与金矿开采有关的还有煤矿的开采，矿厂位于铁厂沟及斋尔山阴煤厂沟一带，起初，主要是供哈图金矿工程之用。后来也渐用于民间的取暖和冶铁之用。开采方式采取小立井、小斜井、小平峒等，全靠人工挖掘，靠人力辘轳或马拉绞盘提升，每年可生产几百吨。
塔城自新疆建省至清朝完结，社会基本平稳，再未发生大的动荡。社会的稳定和睦为塔城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环境，在这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各民族相互学习，互相交流，虽然地处偏远，与内地万里相隔，使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经济社会，包括人口，各项事业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巴克图口岸近在咫尺，极大促进了与俄国及所属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了解接触，经济上互相影响，文化上互相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塔城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期，塔城甚至出现了一些记述新疆乃至中亚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作家和史著，如长期居住塔城的库尔班艾里•哈力德和他的《东方五史》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开发建设，饱经忧患的绥靖城老城早已荡然无存，大部分遗迹也面貌全非，现仅存城北楼关帝庙座基，遗址在今军分区后院。新城留存时间较久，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城上楼台虽然都在雨注风蚀中萎缩毁废，但城墙城门基本完好。后来，城墙大都在城区改造扩建中被推倒拆挖，初来塔城的人，已很难找到和辨识城郭轮廓。现仅留下个别残段，被作为遗迹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