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古春霞，安徽泾县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科技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文化遗产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22&ZD211）

【摘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孕育了不同特质的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各民族文化在交往实践中，既有各美其美的灵韵，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又有美美与共的“通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意识和文化基础。各民族文化艺术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情感意志有意味的形式表达，民族文化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抒情，折射出各民族的心理、情感、信仰，容易形成亲和力，产生共情，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情感律动，从共情中融会互通、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新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情；交流互鉴；美美与共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孕育了不同特质的文化，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历史遗存、文化风貌、社会习俗、审美取向等，创造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景观将不同地域的民族精神凝聚起来，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各族民众需要互通有无、千灯互照，将自我认知、民族情感、家国认同根植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中，从而实现超越与升华，更好地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

  经过千百年孕育的中华文明，拥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形态，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别具一格的精神风貌，更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明，灿烂文明也成就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源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和深远影响。”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锤炼出文化融合、美美与共的坚韧性和包容性，在各种社会实践与交往互动中，各民族情感、文化相互交织、互相涵化，呈现出一种交互感应、相互建构的意象世界，孕育出丰富的情感律动。“文以载道”的复调性就是要在多声部价值观的咏叹之中彰显本真、实现共融，呈现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荡气回肠的生命力。

  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专家学者分别从民族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视角进行了阐释。纳日碧力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一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集大成者，该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当代价值。

  本文在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一观点基础上，突出了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往实践耦合中，通过人群流动、文化传承、媒介传播等获得共情的心理机制，既有各美其美的灵韵，又有美美与共、美人之美的“通感”，在共情中交流互鉴，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文化的本真性与异质性互通有无，光光交彻，各取所需，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共生纽带。心理学家罗杰斯等认为，平等地包容、接纳、理解他人，就做到了与他人共情，正是共情的合作能力才使人类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人之美”的前提便是共情的心理机制，中华文明不仅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滋补本民族文化的血脉，还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精神源泉，要立足中华文化辽阔深沉的底蕴，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各美其美的灵韵，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一）“灵”的阐释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各民族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原点意识，纵观“撒叶儿嗬”、萨满仪式、“六月会”等民间文艺事项，可以看出民间艺术的核心内容是氏族的繁衍、生命的延续，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探索和认知，通过“以己度物”的方法孕育出了万物有灵的生命观。“灵韵”在文化人类学中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概念，它通常用于描述某种难以言喻的、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特质或审美体验，这种特质蕴含在艺术作品、宗教仪式、自然景观、社会习俗之中，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与敬畏，再由这种生命原点意识出发，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灵”通常指的是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感应，是人们对未知世界和神秘力量的想象与投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灵韵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在仪式中，人们通过特定的行为、语言和符号与“灵界”沟通，从而体验灵韵的存在和力量，这种体验不仅强化了人们的信仰和归属感，还促进了社会的凝聚与整合。不仅如此，这种自然生成观还让大自然与人类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那些与种族繁衍、生命延续有关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等都会受到凝视，彰显了东方哲学中物我相通、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辩证统一，是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动写照和通俗表达，这种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观的底蕴。

  本雅明的“灵韵”概念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典阐释，是对传统艺术独特气质的深刻揭示，观者对艺术品产生距离感和敬畏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权威性，并构成了艺术品的灵韵，成为受众膜拜的对象。哲学家夫斯凯尔将“灵韵”称为“生命的呼吸”，而各民族艺术中有众多种类的“生命的呼吸”，音乐就是用多种“方言”组成的世界通用“语言”，例如，大地飞歌、木卡姆、梯玛歌、打溜子等作为一个个蕴含东方“灵魂”的艺术案例，更契合东方哲学。在东方传统的艺术精神中，各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带有主观情思烙印和集体无意识，这种熔铸于现实之美的精神之思，形成了有效的集体记忆，代代传承。古哲先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最初的生命律动带有一种特殊的灵韵，表达出一种天地人神的整体观。马克思说：“这时候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这种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存需求，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全方位和谐相处的韵律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灵韵，它潜隐着“和则生力”的自然观，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淳朴关系，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拓展了共同体的文化内涵。罗素曾指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留存至今的文明。”

  （二）“韵”的内涵

  在文化人类学中，“韵”通常指的是某种和谐、协调或共鸣的特质，它体现在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中，也蕴含在各民族的自然景观、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之中。“韵”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音韵的和谐、节奏的协调、色彩的搭配、形态的呼应等，这些形式共同构成了文化人类学的韵美体系。灵韵是审美体验的重要元素，受众通过弗洛伊德式的自由联想，与艺术作品融为一体，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自然景观时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愉悦和审美满足，同时，灵韵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能够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推动艺术的创新性发展。各民族艺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韵”，这种特殊的“韵”具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精神，它能够冲破政治形态、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束缚，通过心领神会的“通感”来实现一种秩序平衡的、和谐的、理想的自由境界。作为人与物或人与人交流的产物，“韵”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赋予文艺作品特殊的魅力和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例如，在艺术领域，充满灵韵的《千里江山图》能引发观者的共鸣和深度思考，面对这样杰出的艺术作品，观者往往会驻足欣赏，流连忘返，甚至愿意倾尽所有去珍藏它。这是因为画作的灵韵触动了观者的内心，让他们感受到了某种超越物质层面的艺术光环和审美情趣，这种感知会促使观者更加珍视和尊重艺术。在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中，一件来自萨满的“神衣”或一幅热贡唐卡所蕴含的灵韵，体现出人与精神的联系，以及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经验，孕育着丰富多彩的地域资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引领各民族坚守共同的理想愿景，彰显文化品格，并“标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成为中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根本，中国的中国性之所在”。

  （三）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的灵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念，56个民族的艺术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七音八调，在高明的艺术家的指挥下可以演奏出美妙、精彩的华章。中华文化不是精确地解构、消弭差异，而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从更高层面建构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审美观。正如纳日碧力戈和毛颖辉所言：“艺术生活是普世与特殊相统一的过程，由无数临场的艺术活动构成，具有自觉和他觉的互动特点，也具有反观和反思的辩证规律。艺术不仅仅是‘走表’的娱乐，而且还是诗学创造与和睦共生的‘大道’，能够通过形物体验、精神升华和美韵交流，把普世与特殊中和起来，达到生存交互性和互属性。”纵然如本雅明所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零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晕。”尤其是与众多仪式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表象的娱乐，具有机械复制文明下的展览价值，更是一种走心的艺术，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灵韵，具有神秘感和距离感的膜拜价值，它还是诗学创造和谐共生的“大道”，能够“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把普世与特殊中和起来，达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生存交互性和互补性的精神高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既有民族传统中独抒性灵、不落俗套的艺术性，又有美美与共的历史文化价值。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多声部的复调性是当下复杂的人口流动的社会现实，人们需要在各种不同声音形成的高下相倾、有价值的复调中去调和各种复杂的冲突和差异，实现自我的他者化或他者的自我化，互相依赖、互相支持，产生共情，从而有效地阐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多层次的文化内涵

  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熏陶与锻造下的独特文明共同体。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谈到“民俗角色”时指出：“在民俗养成的各项活动中，在习俗化过程中，始终活跃着许许多多承载民俗的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身份交流民俗，传习民俗，操作民俗，积累民俗，甚至编制或创造民俗。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少数人，而是俗民群体中的所有的人，他们在民俗活动中都有自己恰当的民俗角色（role）。”在新媒体时代，各民族艺术同样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一方面，民族艺术离不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民大众的生活赋予民族艺术以活性，民族艺术又反映着人们安身立命的真实性，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文艺作品中有对“安身”和“修心”的双重诉求，第一层次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满足了灵魂慰藉需求，涵泳艺海，别开生面。就如别林斯基所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互相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各民族艺术洋溢着一种生命本能的需求和潜意识的生理需求，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巴赫金的“狂欢精神”，又有着自我实现的最高精神需求，这种充满生命本真意识的灵韵，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二、美美与共的“通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意识

  （一）“通感”能弥合裂隙

  民族文化在通俗与高雅、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中似乎总被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阻隔着，显示出一种厚此薄彼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隔阂。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文化意识优越于传统民间文艺的遐想，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异性隐藏着对一种文化的崇尚和对另一种文化的贬抑。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市文化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生态环境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等，使得人们开始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开始向往淳朴自然、空气清新的乡村田园生活，并对诞生于这片生境之中的民间文化艺术充满了猎奇心理。而在大众传播的刻板成见中，民族民间文艺通常以一种他者的陌生化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要么哗众取宠、言语粗俗，要么以一种亚文化的佶屈聱牙、奇风异俗吸引受众。正如廖明君、刘士林在研究中国都市化进程时指出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日益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疏远了火热的生活，这也是不少文史哲等传统学科、学者共同的困惑。理论脱离现实，不仅使学术研究越来越‘圈子化’与‘私语化’，也产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现实问题，如学生就业、科研脱离社会需要等，结果使传统学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都市文化其实是一种精英文化的“画地为牢”，要想突破“私语化”与自我囿限，唯有突破藩篱，与他者的文化艺术相融合，以弥合文化裂隙。这种失调和断裂主要体现在小众化的民族文艺主体性的缺失上。如果说精英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主体大部分是都市中的大众，那么少数民族文艺的主体——农民在都市化进程中则逐渐消失或日渐式微，要想弥合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裂隙，就要让两者产生共振，并且利用文化艺术之间的同频共振去弥合这种断层与分裂，增强认同。“通感”亦称“感觉挪移”或“感觉他涉”，是人们感受外界美的一种重要方式，能产生“通感”的艺术是缝合人类情感裂隙的最好沟通手段。正所谓“艺术无国界”，无论哪一种艺术，都包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和心灵共鸣。“通感”可以通过自由联想，超越对审美对象的单一感觉、感知，形成综合性、整体性的感受，从而丰富、强化美感，提高美的创造力，尤其是提高艺术的表现力、感染力。

  （二）“通感”能突破隔阂

  无论“河图洛书”还是“巴蜀图语”，百家争鸣、流派纷呈，都是中华文明灿烂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地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下的文化有精英圈鉴赏的高雅艺术和广泛流行于民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艺术之分。在人类早期，文化是不分雅俗贵贱的，大小粗俗总是浑然一体的。《庄子·天下》言：“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人可以通过修养而通达“神明”，从而达至超凡境界，这与早期人类思维中主客体不分、知情意浑然天成的状态如出一辙。早期民族文化中的歌唱和舞蹈等是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在战争、祭神、集会表现出来的集体生活之中，不存在这些场所和活动所特有的东西与使这些东西具有色彩、优雅、尊贵的艺术之间的区分。绘画、雕塑有机地与建筑统一起来，而它们与建筑物所服务的社会目的也是一致的。器乐与歌唱是仪式与庆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其中集体生活的意义得到了完满体现。戏剧是集体生活的传说与历史的生动再现”。这种文野不分、雅俗莫辨的状态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渐分化，艺术与日常生活日渐分离。余英时将这种文化自觉称为“超越的突破”，“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现代主义的分野使得雅俗的界限更加明确，有的民间艺术被当成糟粕，被排斥甚至被打入“冷宫”。当今世界，由于人类对物质的过分依赖，雅俗分化走向极致，精英主义、贵族主义以一种“唯我独尊”的架势摒弃非主流文化，大量的民族文化、民间艺术日益萎靡，失去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历来都是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持续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就需要充分发扬吐故纳新的精神，积极吸纳并融合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兼收并蓄，从而创造新的辉煌与奇迹。

  （三）“通感”能铸就共情

  中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文化多样，无论是“五方杂处”还是“夷夏一体”，均源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存，人类共通的情感需要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和挖掘出来。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说：“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一向视为感受或情感的内在本质属性，其实总是被塑造成社会的形式被派上了日常的用途。”回溯5 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著名音乐人谭盾先生在多次赴湖南湘西采风后，创作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艺术案例——大提琴及多媒体交响协奏曲《地图》，其中有飞歌、傩戏、芦笙等。他在乡音之中找到了回家的路，给许多远在他乡的游子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音乐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谭盾将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文化以人类学的视角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营造出一个没有界限的可以共情的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提倡“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审美移情是各民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方式，彼此互相滋养、美美与共。审美“通感”使得艺术作品突破了个体差异和文化背景的限制，促进了各民族艺术的传播与交流。正如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所说：“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序民族文艺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文化的独特性为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提供了精彩案例，在差异之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三、共情中的交流互鉴，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础

  （一）共情的驱动力

  各民族艺术源远流长，长期的沉淀使其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表达形式，是各民族精神的杰出呈现，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没有土壤的艺术是伪艺术，优秀的民族艺术都诞生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它承载着生活的重任又寄托着人们的精神归属，丰富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内核渗透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态中，并且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情感宣泄和心理疏导作用。艺术创作的驱动力会在劳作过程中灵光乍现，有了共情才会有妙悟。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控制着创作过程，同时还会受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叶舒宪在《人类学诗学》“序言”中说：“人类的一切知识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序共情被看作人类道德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因为它能够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从而做出更符合道德规范的决策和行为。共情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现象，在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道德共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每个时代的人类情感结构都有共性，比如对抗灾害、战争、疾病等的共同体悟，特定时空里的聚焦性和敏感性，追求幸福和平、安居乐业的共同愿景，共有的精神面貌、伦理价值和审美移情，这些共性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

  （二）共情的交互性

  各民族艺术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摇篮。一是民族艺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祭祀仪式中，是维系情感的黏合剂，民族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描摹和抒情，与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产生亲近感；二是民族艺术呈现出一种本真的审美状态，率真、质朴、清新，传达的情感淳朴动人，易于沟通并产生共鸣，不同于曲高和寡的精英艺术，民族艺术生发于乡土，充满泥土的芬芳，各民族艺术在逐步地凝聚和酝酿中形成爆发力，折射出朴素真挚的情感。民族民间艺术借助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情感体验，这种双向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交流，通过各种交互的实践表达，创设了一种别开生面的、鲜活的共情体验场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入乎其内”要求设身处地感受他者的内心世界，深入一种文化或者一个社群中去，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做一个真正的体验者；“出乎其外”就是通过感情迁移体验彼此的感受，并做出恰当的回应，在理解和参与的同时，保持一种客观和批判的视角，能够站在更高层面去审视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王明珂认为：“不仅族群是利用‘共同过去’来凝聚的人群，甚至在更基本的血缘团体，如家庭与家族之中，造成人群凝聚的‘亲亲性’都赖集体记忆来达成。”沟通、咨询、互动、交流本身具有积极的疗愈功能，而共情是交流、接纳、理解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审美移情，展现生活的乐趣与美好，让大众充分感受民族艺术蕴含的精神特质，是实现民族艺术复调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之音的有效途径。文化会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演变，吐故纳新、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地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驱动力。

  （三）共情的互补性

  个体在参与民族艺术仪式活动过程中，会在特定的状态里获得深刻的体验，在期待的召唤中获得一种灵性的开示和超脱的体验。这种对自己、他人和“神灵”多层次的递进式感知，彰显了民族仪式特有的超时空性。在民族艺术中，这种人神之间的跨越流动是在艺术神圣的时间和世俗时间之间交替进行的。在先民来看，人与大自然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能够互相转化或相互交融。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原始人由于自发的和必然的采用神人同形同性论类比，所以在自然界中处处看到了与他们自己相像的意志、神灵、灵魂”。比如在傩戏、萨满、毛古斯等祭祀祖先的仪式活动中，充满了富于灵性的巫术性幻想。“所谓的神圣时间，它的各个阶段不是同源的，也不是绵延不断的，更不是一维的。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和节日，它是可逆的、可以重现的、可以找回的，它可以通过一定的仪式而被反复地重新发现，也是一种可以借助于仪式而能重新度过的一种永恒的神圣的存在。所以，当神圣在任何显圣物中显示自己的神圣性的时候，这不仅是时间同源性的一种中断，更是一种绝对存在的展示。”这种多元互补性的展示不是靠逻辑和理性去实现的，而是靠共同的人性基础——情感去维持和实现的，就如维柯所言：“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

  （四）共情的当代意义

  人类进入“元宇宙”的人工智能时代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这是一个众神狂欢的时代，网上的各种短视频、直播等如同万花筒一般，庙堂与民间、雅与俗之间的界限日渐消弭。为了获得流量与关注，共情成了征服大众、征服人心的重要手段。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主角，人人都有一个眼花缭乱、信息超量的可供消遣的网络世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可以拓展数字虚拟空间，助力各民族艺术的传承与传播，以获得他者的关注、共鸣、共情。生活不仅是一场辛苦的劳作，更有远方的家园和诗情，应当给不同地域的人们提供具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交融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可以给他者提供经济价值、情绪价值等。李子柒蛰伏4年后的漆器视频迅速在互联网登上热搜，截至2024年12月9日，李子柒微博上《紫气东来》的短视频已经创下1.5亿次观看量，195万人点赞；在YouTube，李子柒的更新也引发了各国网友的广泛讨论，数万条评论，各国语言齐聚，可以说李子柒的视频是中华文化“世界级传播共享符号”，它唤醒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东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作品的关注。对真善美的共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是李子柒成功的基石，她的短视频作品打破了文化壁垒，消解了语言隔阂。虽然各民族文化因地域、传统、习俗等会有差异，但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文化必然会随着深度交融，形成同构性、联动性，类似的文化基因逐渐熔铸成包容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础。

四、结语

  经由文化，可以促使人与自然建立一种更加默契和合的依存关系，慰藉人的心灵，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精神境界。费孝通先生对于研究“文化的生与死”这一问题，提出要研究“文化的种子和基因”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灵”与“韵”是两个重要的范畴和理念，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来源往往扎根于民间深厚的土壤中，这种携带独特生命力的基因能给文化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基因需要借助共情不断地涵化、传播、传承。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对自然应有的敬畏，提高对传统文化及各民族习俗应有的认知。那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图案、符号、器具，通过人们的想象、交流和意会，会被附上神灵之意，通过审美移情达到共情，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实现多层次、多元化的层层递进和互补，从而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曾有过类似的共情体验，也许是宗教意义上的，也许是审美化的或者世俗生活中的，这种灵光乍现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如影随形，这是一种知、情、意的关联原则。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气度、气场、气韵等，是一个气的宇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必须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找准各民族情感的共鸣点，努力实现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经验的话语转向，将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素材，将抽象的概念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美德赋予在个体的感性认知和生活体验上，用在场的感知确证历史认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基因有它的原点、节点、支点和衍生点。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通过共情连接过去与未来，可以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增强话语感染力，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既照鉴历史，又启迪未来，贮存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回忆和当下历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进步，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民族、国家文明成果的影响，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构成这个灵魂、这种精神原则的有两个事物，而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一者在过去，一者在当下。一个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丰富的记忆遗产；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共同的意志，共同生活的渴望，还有把个体继承的遗产发扬光大的愿望。”各民族文化同源共生，有互嵌的记忆之场、同塑的民族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要取长补短，实现自我更新，同时争取在更大舞台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抵御外侮，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迁徙和定居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了彼此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共情网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凝聚力，构建了愿景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正是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融汇互通之中，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共情驱动力，塑造了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创造了中华文明绵延5 000多年的辉煌奇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而丰厚的历史滋养。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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