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钩沉
姑墨国-西域古国
姑墨国（又称“姑默”“亟墨”）是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一带，中心区域大致在今温宿县至阿克苏市之间。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依托托什干河与阿克苏河形成的绿洲发展，北依天山，南临沙漠。为丝绸之路北道（龟兹—疏勒段）的重要节点，东接龟兹国（今库车），东连温宿国（今乌什），南通于阗（和田）。《汉书?姑墨国传》载：“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候、辅国候、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府治所千二百一十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姑墨国的地理位置
姑墨，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来源于梵语，‘跋禄迦’或‘婆楼迦’，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都城位于今新疆阿克苏市温宿县一带，考古发现显示其核心区域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40公里。控制范围包括今阿克苏河流域的绿洲群，西接疏勒（喀什），东连龟兹（库车），北依天山南麓。处于丝绸之路"北道"要冲：连接龟兹与疏勒的必经之路，商队需在此补充水源。敦煌悬泉汉简中记载"姑墨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匈奴控制下的战略支点：作为匈奴监控塔里木盆地西部的据点，可快速调动兵力阻截汉使。（可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
姑墨国历史
两汉时期（前2世纪-3世纪）
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姑墨已作为独立政权存在，此时姑墨国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属于匈奴右贤王势力范围。匈奴通过"僮仆都尉"（西域总管）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调集兵力。作为独立的城邦国家，姑墨仍保有自治权，但需向匈奴纳贡，并为匈奴提供军事支持。公元前126年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汇报的西域情报中，明确提到姑墨（《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之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
考古实证
博孜敦墓葬群
出土公元前2世纪的青铜短剑、骨制马具，形制与匈奴器物相似，印证匈奴文化影响。陪葬陶器组合（单耳罐、高足豆）显示本地特色与塞人文化的融合。
岩画证据
温宿县库尔归鲁克山岩画中，公元前2世纪的狩猎场景与骑兵作战图案，反映军事化社会特征。
匈奴内乱因素，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僮仆都尉（西域总管）体系崩溃。西汉中央政府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首任西域都护为郑吉，郑吉等历任都护通过军事威慑与怀柔政策，实现“不劳中国而夷狄自服”的治理成效。其管理模式为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交河城）等后续边疆机构提供了历史借鉴。西域都护府初设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毗邻渠犁屯田区，便于控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管辖范围统辖西域三十六国（后增至五十余国），包括龟兹、姑墨、精绝等国，覆盖今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央政权在此持续行使国家主权至西汉末。这期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驻军屯田：汉朝在姑墨设置驿站和戍卒，出土汉简记载“姑墨卒”参与屯田。
赋税管理：《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皆佩汉印绶”，姑墨需向都护府缴纳赋税（如铁器、粮食）。
军事义务：姑墨军队需配合汉军作战，如东汉班超攻龟兹时征调姑墨兵力。
姑墨国趁王莽篡汉后中原政局动荡，于公元1世纪初主动发起对外扩张，击杀邻国温宿王并吞并其领土。东汉明帝时期，龟兹、焉耆等国联合北匈奴对抗汉朝，姑墨国依附龟兹，参与袭扰汉朝在西域的屯田据点，公元78年，班超未遵从朝廷撤军命令，率疏勒、康居等属国兵力突袭姑墨国，攻破其石城（今新疆阿克苏附近），斩杀数百人。此战削弱了龟兹联盟的势力，促使汉廷增派徐干领兵支援班超，为后续收复西域奠定基础。姑墨国在此战后逐渐退出反汉阵营，东汉通过军事压制与外交分化，最终使其重新归附西域都护体系。《汉书·西域传》记录了西汉时期姑墨国的疆域、人口、官职及资源情况，并提及王莽时期吞并温宿国的扩张行为。
巩固统治时期（公元1世纪-3世纪）
班超经略（74-102年）：班超任西域都护期间，姑墨参与平定莎车叛乱，出土佉卢文木牍显示其与汉军协同驻防。文书实证：尼雅遗址出土汉简有“姑墨王献橐佗一匹”的进贡记录，证明其持续臣属关系。文化融合：阿克苏出土的“汉龟二体钱”（五铢钱与龟兹文结合），反映经济体系与中原的深度绑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
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姑墨国被龟兹兼并，成为其附属国，但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名义上隶属于曹魏政权。至南北朝时期，其地位延续，改称“姑默”，继续依附龟兹并接受北魏的间接管辖。这一时期姑墨的军事与外交活动完全由龟兹主导，失去独立决策权。这一时期属于中原王朝的间接控制，尽管姑墨国政治实体弱化，但通过龟兹与北魏的朝贡关系，仍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西域管理体系。北魏在西域设“西域校尉”监督诸国，姑墨作为龟兹附庸，需履行纳贡义务。从《汉书》记载的“姑墨侯、辅国侯、都尉”等官职体系，到南北朝时期仅保留基础治理机构，其军事力量被龟兹整合，不再单独记载兵力规模。史籍记载《魏书·西域传》称其为“姑默”，明确标注其附庸地位；《汉书》对姑墨早期独立时期的记载被南北朝史书间接引用，用以追溯其疆域与文化特征。《魏书·西域传》将其称为“姑默”，明确其附庸地位，并指出北魏时期通过龟兹对其间接管辖。北史》沿用“姑默”之名，延续对龟兹依附关系的描述；三国时期《汉书》相关记载被后世史书回溯引用，作为其早期疆域与文化的参考。
3世纪开始，受贵霜帝国文化影响，佛教艺术兴盛，龟兹作为西域佛教中心，将佛教艺术与宗教制度输入姑墨国，其境内可能已出现小型佛寺或石窟艺术，但未形成独立佛教文化体系。龟兹的语言（吐火罗语）和文字对姑墨的官方文书产生直接影响，姑墨传统信仰（如自然崇拜）逐渐被佛教和中原神灵崇拜取代，语言、服饰等文化符号趋于龟兹化。现存克孜尔石窟部分壁画带有姑墨风格。
448年北魏太武帝西征，姑墨遣使朝贡，见证中原与西域的断续联系。5世纪末柔然汗国控制时期，成为西域贸易网络重要节点。由于历史记录资料断缺，关于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较少。
唐王朝时期（7-8世纪）
唐朝时期，原姑墨国故地改称“跋禄迦”或“亟墨”，并置姑墨州，隶属龟兹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其行政职能以辅助龟兹军事与资源调配为主，失去独立国体地位。姑墨州的军事防御及官员任免由龟兹都督府直接掌控，仅保留基础民政职能，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边疆行政节点。
这一时期姑墨国的农业与矿产延续绿洲农业传统，种植谷物与果蔬，兼营畜牧业；境内铜、铁矿资源丰富，开采规模扩大，但主要用于供应龟兹及安西都护府的军事需求。因突厥、吐蕃等势力对西域北道的争夺，姑墨州商贸地位较汉代下降，更多承担军队与使团的后勤补给功能。姑墨州作为安西都护府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承担铜铁资源供应、驿站维护等职能，是唐朝控制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战略支点；
受龟兹佛教中心辐射，境内出现小型佛寺，但未形成独立宗教体系；官方文书与上层社会语言受龟兹吐火罗语影响。唐代文献记载的“鸠摩罗什传说”亦反映其与龟兹的宗教文化交流。唐朝通过龟兹都督府推行中原行政制度，中原农耕技术、冶铁工艺进一步传入，推动绿洲农业效率提升。汉代姑墨国人口约2.45万（户3500），唐代因绿洲承载力限制及战乱频发，人口规模未显著增长，推测仍维持在数千至万余人水平。
军事驻防：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发现唐代戍堡，出土文书有“姑墨镇守使”职官记载。丝路保障：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跋禄迦国（姑墨）……气序和，风俗质”，表明唐中期仍有效管辖。
姑墨国的消亡
姑墨国的消亡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政治消亡的直接原因
a、吐蕃攻占安西四镇（790年）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抽调安西驻军平叛，导致西域防御空虚。
吐蕃联合葛逻禄部攻陷龟兹、疏勒等镇，姑墨作为安西都护府外围防线首当其冲，军政体系崩溃。
出土于库车的《杨三娘借钱契》（789年）显示，此时西域汉人已出现大规模逃亡。
b、回鹘西迁后的权力更迭（840年后）
回鹘汗国崩溃后，庞特勤率十五部西迁至天山地区，建立安西回鹘政权。
姑墨故地被纳入回鹘势力范围，原城邦贵族或被取代，或与回鹘贵族联姻，政权独立性彻底丧失。
2、经济与文化基础的瓦解
a、丝绸之路北道衰落
中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路商队减少导致姑墨失去中转站经济价值。
敦煌文书P.3532记载，9世纪西域商税收入锐减至盛唐时期的1/5。
b、绿洲生态恶化
塔里木河改道与过度垦殖导致灌溉系统崩溃，巴楚县出土的8世纪佉卢文书记载“水渠干涸，田亩弃耕”。
尼雅遗址年轮学研究显示，780-830年间塔里木盆地出现持续干旱期。
c、宗教文化转型
佛教寺院经济衰退：克孜尔石窟在9世纪后停止开凿，壁画出现人为破坏痕迹。
伊斯兰教东扩压力：10世纪喀喇汗王朝推行伊斯兰化，加速了姑墨故地原有文化的消解。
3、社会结构的解体
a、多元族群替代
吐蕃统治时期（8-9世纪）：引入羌、吐谷浑等族群屯驻，改变人口结构。
回鹘化进程（9-10世纪）：突厥语取代吐火罗语成为主流语言，米兰出土的10世纪文书已出现回鹘文与阿拉伯文并用。
b、军事贵族阶层的消失
原姑墨武士阶层在吐蕃、回鹘政权中沦为次级武装，阿克苏出土的9世纪铠甲形制完全突厥化。唐代《西州图经》记载，原姑墨贵族后裔多改突厥姓氏，如“阿史那”“执失”等。
历史遗迹及考古文献
遗址断层现象
温宿古城遗址显示，8世纪后期建筑层突然中断，上层为游牧部落的临时营地遗迹。
出土钱币序列中，开元通宝（唐朝）之后直接出现回鹘钱币，中间无过渡时期货币。
文献记载的终结
汉文史料最后一次明确记载姑墨为《新唐书·地理志》（1060年），称其地“今属西州回鹘”。
11世纪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Barkul”（跋禄迦，即姑墨）已被标注为“古地名”。
关于姑墨国遗址及文物
1、温宿古城遗址
位置：阿克苏市温宿县境内，被认为是姑墨国都城所在地。发现：城墙残基：现存夯土城墙残高约2米，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建筑基址：出土唐代莲花纹地砖、陶制排水管道，显示汉唐建筑风格影响。断代证据：地层中出土的“开元通宝”与龟兹小铜钱共存，印证唐代姑墨州的建制。
博孜敦墓葬群
位置：温宿县博孜敦乡，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墓葬群。重要发现：青铜短剑：带有匈奴风格的动物纹饰，剑柄镶嵌绿松石（现存新疆博物馆）。骨制马具：包括马镳、马衔，反映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的结合。彩绘陶罐：红底黑彩几何纹，兼具塞种与本地特色。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位置：库车市西北，唐代安西都护府边防体系的一部分。关联性：出土汉文文书残片记载“姑墨镇戍卒粮秣簿”，证实唐代在此驻军。结构：高约13米的夯土烽燧，周边发现唐代戍堡残墙与箭镞、铁甲残片。
2、代表性文物
钱币类
汉佉二体钱（1-3世纪）：铜质，正面为汉字“六铢钱”，背面为佉卢文“姑墨王”字样（阿克苏博物馆藏）。印证姑墨国在汉晋时期的经济双轨制。龟兹-姑墨联铸钱（5-6世纪）：小铜钱，正面为龟兹文，背面刻骆驼图案，反映两国经济联盟。
金属器物
青铜祭盘（公元前1世纪）：直径32厘米，盘内刻狩猎场景，人物服饰显示吐火罗人特征（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铁制农具：出土铁犁铧、镰刀等，形制与汉代中原相似，但含硫量较高，体现本地冶炼技术。
文书与碑刻
唐代戍堡文书（8世纪）：木简墨书“姑墨镇守使牒为补充箭矢事”，涉及军械调配（新疆考古所藏）。佉卢文木牍（3-4世纪）：记录葡萄园买卖契约，提到“姑墨王法庭裁决”，现存大英博物馆。
佛教遗存
205窟壁画参考
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壁画：供养人题记中有“姑墨贵族”字样，人物着翻领胡服，持波斯式来通杯。
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泥塑佛像衣纹带有姑墨本地风格，与龟兹主流艺术存在差异。
3.争议性遗址
库尔归鲁克山岩画群
特征：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岩刻，含骑兵作战、商队运输场景。
争议点：部分学者认为描绘的是姑墨与匈奴联合作战，也有观点认为是塞种人遗存。
阿克苏河故道遗址
发现：8世纪废弃的灌溉渠道与农田遗迹，出土碳化小麦、葡萄籽。
学术讨论：生态恶化与战争破坏何者为灌溉系统废弃的主因，尚无定论。
文物现状与展示
博物馆收藏：新疆博物馆：藏有博孜敦青铜器、唐代戍堡文书。
阿克苏地区博物馆：专题展厅陈列姑墨汉佉二体钱、铁农具、陶器等。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19世纪末德国探险队带走的姑墨佛教壁画残片。（掠夺）
遗址保护等级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克孜尔尕哈烽燧（2001年）、苏巴什佛寺（1996年）。
自治区级文保单位：温宿古城遗址（2014年）、博孜敦墓葬群（2007年）。
4.未解之谜与考古空白
王陵未被发现：文献记载姑墨王“葬于西山”，但至今未发现明确王室墓葬。
文字系统存疑：除佉卢文、汉文外，是否另有本土文字尚无实证。
城市布局复原：温宿古城遗址因现代建设覆盖，完整城市结构难以还原。
姑墨国因地理历史等因素，除汉唐记录比较详细外，其他时间段的记录资料并不完善，更多的都需要后期对文物的发掘及研究获得资料。还有一些因素就是当时新疆处于国外所谓的探险和考古团队的文物掠夺，而遗失了众多的文物，这也容易造成历史记录断代。需要了解更多丝绸之路上姑墨国的历史文化等，可以以现在的库车为重要地点，深入的更详细的了解历史上的综合资料，毕竟姑墨国在丝绸之路历史上也是枢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