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是蒙元初期杰出的诗人、政治家、思想家。他于“戊寅之春，三月既望”[1]1之际，为实现泽民济世的政治理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征召，开启了“嗟予十稔浪西游”[2]63的西域之行。“丁亥之冬，奉诏搜索经籍，驰驿来燕”[1]1，他因奉诏返回北京搜集经书而结束西行。他在异域的十年间，即元太祖十三年（1218）到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创作了大量表现行程际遇、途中山水与情感心境的诗歌作品。

耶律楚材行经于草原丝绸之路，对丝路上的事物心有所感，将丝路上的情思寄托于具体物象，使之成为情景交融的具体艺术形象。耶律楚材西域纪行诗中的“丝路意象”可分为丝路自然意象与丝路人文意象。丝路自然意象又包括如阴山、天山、闾居河等山水意象，杷榄、葡萄、马首瓜等植物意象。耶律楚材将丝路自然意象与异域独特的人事活动相结合，注入了对丝路沿线自然山水与土物的热爱之情。丝路人文意象即指反映丝路上的社会风俗与节日习俗的意象，耶律楚材给予渴望民族文化融合的思想内涵。

1对汉文化的接受

耶律楚材是精通汉文化的少数民族诗人，“学唐比宋”的文化追求是耶律楚材学习汉文化的终极目标。

1.1“宋型文化”的接受

处于金元易代之际的耶律楚材充分学习汉文化，其思想精髓与苏学的融通性是相一致的，应该属于苏学余派[3]，也可采用“宋型文化”这一宽泛概念来表达。傅乐成先生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宋型文化”，他指出“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而收敛”[4]。学界已从兼容创新的意识、雅俗融合的态度、理性自省的精神等不同层面与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的特征。而本文介入的视角则是“茶、琴”这一文化载体，聚焦于流行两宋的“四般闲事”，将其中的茶事与琴事展开，进一步凸显耶律楚材知识结构中对“宋型文化”的继承。

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之时大多忙于政务，但于闲暇之时依旧会焚香、抚琴、斗茶，而此三者也是“宋型文化”所特指的“四般闲事”。“茶、琴、香”意象在西域纪行诗中出现频率较高，尤其是“茶、琴”意象。《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是诗人为纪念讨要“建溪茶”而作的组诗，他在组诗中详细地介绍了宋代点茶饮法的工序。“红炉石鼎烹团月”[2]108，首先用微火将茶饼烘炙干胞，然后将之碾碎；“青旗一叶碾新芽”[2]108碾茶的时候需要用干净的纸将茶包裹严并捶碎，最重要的是捶碎后要立刻碾，使茶色显白。“玉屑纷纷碎白芽”[2]107，宋人在点茶时对鲜白色泽的追求极高，点茶尚白是宋人对茶道审美的最高追求之一。“玉杵和云春舂月”[2]108，楚材的碾茶用具是玉杵，用玉杵磨茶别有一番滋味。碾茶后要进行罗茶，茶罗的孔很密，茶末便可以浮在水面上。“黄金小碾飞琼屑”[2]109，这里的“黄金小碾”指的不是茶碾器具，据蔡襄的《茶录》载：“茶碾：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不入用。”[5]深谙汉文化的耶律楚材不会不了解黄金的茶碾会对碾茶造成不良效果，所以他应是拿黄金比喻茶末的贵重与珍视。茶末是“点茶”的关键环节，宋人有也“碾成黄金粉”这样的说法，用黄金表示茶末的细腻与贵重。最后一步是候汤，将点茶用水煮沸，就会出现“碧玉瓯中思雪浪”“雪花潋滟浮金蕊”[2]107的现象。

“琴”意象是耶律楚材对“宋型文化”接受的另一重要表现。他将琴视为参禅悟道的方便法门，“《白雪》《阳春》寡和音，谁人解听没弦琴”[2]61，在楚材看来，琴人应当通过弹琴领会无非妙音的万法平等境界，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没弦琴”之境。他将琴乐严分雅俗，认为“白雪阳春吟雅调，高山流水奏明泉”[2]125。此外，楚材常常将“琴书”并称，借以表达内心的旷达与闲适，“伴我琴书聊自适，天涯此外更何为”[2]69。耶律楚材将琴、茶意象等量齐观，这无疑充分彰显出楚材“宋型文化”的文人趣味。

1.2“汉代情结”的书写

所谓“汉代情结”[6]51-55，是指在诗歌中出现的与汉代有关的文化现象。据笔者统计，耶律楚材于丁亥年的诗歌创作中涉及到的“汉代”意象有20处。

耶律楚材在汉代人物题咏中抒发了对汉臣英雄的呼唤。首先，他借萧何、曹参表达自己想要实现萧曹勋业的愿望。耶律楚材在西行期间也效仿萧何保存西域文献，如在成吉思汗攻取西夏之时，“诸将争掠子女财币，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痊愈”[7]。正是由于楚材的远见卓识，才使得边将战士幸免于疫。楚材一直以萧曹勋业来标榜自己，“巢许家风乌可少，萧曹勋业未为多”[2]57,“萧曹”二人是喻指古代取得“勋业”的贤臣，楚材借用“萧曹勋业”来表达自己对建立功业的渴望。“深思篱下西风醉，谁羡班超万里侯”[2]97，班超曾两次出使西域建功立业，震慑西域诸国使之不敢侵犯汉朝，这使得楚材不禁感叹自己竟未留下如班超一样的功名。此外，楚材对张良也十分钦佩，“自料荒疏成弃物，菟裘归计乞封留”[2]50“封留”即张良，张良是古代士大夫政治追求的最高模范，楚材不仅倾慕其功业成就，同时也希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能出现如张良一样的贤臣使天下秩序回到正轨。

耶律楚材在丁亥年诗歌创作中的“汉代情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反映诗人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以及宗汉心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情结，反映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他在《还燕京题披云楼和诸士大夫韵》中云：“闲上披云第一重，离离禾黍汉家宫。”[2]64“离离禾黍”是引用《诗·王风·黍离》这一古典。春秋时期周王室东迁洛邑，有周大夫回到故都镐京，见宗庙宫殿皆长满庄稼，感慨万千。从这首诗题《还燕京题披云楼》可见，诗人题咏之地是燕京，“汉家宫”应代指此地。燕京虽是原金朝中都，用“汉家宫”作比，不仅表现出故国之思，更具有另一重文化象征意义，即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应处于平等地位。耶律楚材曾在金朝做官，而金朝是女真族执政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家宫”则代表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楚材通过引用汉代典故，表达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耶律楚材的“汉代情结”反映出诗人渴望从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使其行为更符合被历史认可的一种价值评判[6]41。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耶律楚材景仰汉代并不是盲目推崇汉代或是跟随唐人脚步抒发“汉代情结”，而是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西域安危的思考，是为缩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差距而进行的深刻反思。

2诗性情思的审美建构

耶律楚材是契丹族文人，他在西域纪行诗中加入了独特的诗性审美情思。其诗性情思的审美建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丝路意象与异域田园风光完美融合，二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采取“吏隐”的方式在异域“诗意的栖居”。

2.1丝路意象与异域田园风光的融合

耶律楚材的西域纪行诗将诗笔延伸至中亚地区，多方面地展现了河中地区（今阿姆河流域撒马尔罕一带）的城市风光，因此耶律楚材堪称中国古代边塞诗史上表现地域最远的诗人[8]。耶律楚材于1220—1222年间驻守河中地区，他的西域纪行诗反映了河中地区的民俗风情、经济状况与城市风貌。河中，即中亚名城河中府，在文献中又被译为寻思干、撒麻耳干、撒马儿罕等别名[9]，其地沃野千里，一直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据《西游录》记载：“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1]3河中地区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诗人久居于此，对河中的一草一木自会十分熟悉。

耶律楚材描写了当地百姓家中的田园土物。杷榄是楚材喜欢的土物之一，楚材描述“杷榄”为“状类匾桃，肉不堪食，唯取其核”[1]2，从楚材描述的特征上看，“杷榄”应是一种形似核桃的食仁果品。楚材夸赞其花香为“花开杷榄芙蕖淡”，杷榄花开，其香味使得芙蕖都稍显逊色。楚材还在炎热的下午品尝西域新瓜，“自愧不才还有幸，午风凉处剖新瓜”[2]169，他又称西瓜为马首瓜“土产瓜大如马首”[2]114。耶律楚材对草原丝路上自然土物的热爱溢于言表。

耶律楚材的“河中诗”多描写异域的田园风光，《寂寞河中府》这组诗记录了河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描绘了一幅幅河中人民勤劳耕作的田园生活画面。河中人民在劳作时“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诗人自注云：“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西人皆悬碓以春。”[2]115可见河中当时磨麦的方式比中原先进了许多。农业的发展自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与货币的流通，河中的货币是“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2]115，河中的货币没有中心孔，可见中亚的钱币异于中国的钱币。

耶律楚材的西域纪行诗将诗情与物像融合起来，着力于客观描摹河中地区的田园风光，并且注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这也是与元代重状物摹景而轻抒情写意的扈从纪行诗的最大不同。

2.2“吏隐”与“诗意的栖居”

耶律楚材在西域纪行诗中多次提及“隐”，其“隐”之含义为何，它又如何建构了诗性情思？首先要明确耶律楚材是“中隐”还是“吏隐”？白居易在《中隐》诗中明确提出“中隐”思想，“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可见中隐既不是隐于朝廷之上，也不是隐遁山林，而是以失势或被黜的“留司官”的身份享受生活的闲逸。耶律楚材虽然在《湛然居士文集》中几次提及“中隐”思想，如“中隐强陪人事过，禅心不与世情委”[2]36“中隐冷官闲况味，归心无日不山林”[2]70。但是他一生都在为蒙古政权奔波，为元代初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与以“亦官亦隐”为生存状态的“中隐”生活方式极大不同。其实楚材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他曾说“诗章平淡思居易”[2]6，他潜心学习白诗平淡易懂的诗歌语言特点，如“牛粪火熟石炕暖，蛾连纸破瓦窗明”[2]97等，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可见耶律楚材只是学习白居易，他并没有将“中隐”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归，如果说他在河中地区产生了“中隐”的想法，那不过是他在享受异域田园风光、安逸休息时所引起的向往罢了。

与其说耶律楚材受到“中隐”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倾向于“吏隐”，即崇尚虽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10]。中唐以后，“吏隐”一词出现频率颇高，至于宋代，宋人的“吏隐”是对白居易“中隐”的继承与超越，它继承了白居易世俗化的人生方式并将其提高到生命本体的高度，从而在“吏”与“隐”中寻求心灵的安顿。耶律楚材在西行期间也曾流露出想要归隐的想法，“撇下尘嚣归去好，谁能骑鹤上扬州”[2]126“骑鹤上扬州”是诗人对尘嚣世俗的摒弃。“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2]21，楚材想归隐却“曷敢归”的原因是他并未实现“济世泽民”的政治理想。但是楚材并非一味追求功名，他是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名利与人生，“富贵荣华若聚沤，浮生浑似水东流”[2]104。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楚材找到了让二者平衡的途径，“安世不知安世计，隐居常慕隐居闲”[2]120，他尽可能地在喧嚣的官场上保留精神的纯洁，真正实现了世俗社会中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超越。

耶律楚材对“吏与隐”采取的态度是仕中有隐，这也是吏隐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成就了他诗性生存体验的吏隐人生。耶律楚材始终不放弃对诗性精神的追求，楚材靠着内在心理的自我调节，使西行之旅诗意化，异域生活达到生命化。“眉山云迈归商路，痛恪新诗寄子由”[2]106，“新诗”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它一方面指楚材为赠送好友而作的新诗，另一方面则表现出诗人于西域期间要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生活，“新诗”即生命的自由与诗化。“惟有诗魂常伴我，闲吟陶写个中玄”[2]117正是有了“诗魂”，才使异域生活变得闲适与诗意。西域作为楚材的栖身之所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新诗”成为诗人心灵的寄托之地，从而有了“可居”的真实依托，进而实现“诗意的栖居”。耶律楚材以“仕中求隐”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他将异域生活生命化、诗意化，在闲适、充实、诗意的“吏隐”世界里达成诗意的栖居，实现了诗意审美的表达。

3文化寻根的纪实书写

耶律楚材始终认同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在西域纪行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寻根。他提出了“华夷一混”的民族观，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亲和的情感，更超越了民族界限，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具有先进性与进步意义。

3.1“文化寻根”与民族身份认同

耶律楚材始终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崇拜并歌颂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耶律楚材的家族是辽、金、元时期的契丹族贵族世家，其九世祖耶律阿保机是辽朝的建立者，而耶律楚材是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孙，“皇祖辽太祖，奕世功德积”“赫赫东丹王，让位如夷伯”[2]270，无论是功勋卓著的辽代之祖，还是急流勇退的东丹王，他们都是耶律家族的英雄。楚材身处西域时，也时刻警醒着自己的民族身份“我本东丹八叶花”[2]165，作为辽代后裔，他的身上有一股不甘人后的血脉。他在寄好友的诗歌中也会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2]60。

怀抱着救民兴国理想的耶律楚材，行走在异域辽阔的土地上，他追忆着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契丹文化，于是在他的心中升腾起一种深沉的寻根意识。耶律楚材在西域的十年里，常常会流露出漂泊之感，“嗟吾浮海粟，何碍八风飘”[2]22,“八风”代指自己是东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孙，一个“飘”字将诗人的漂泊之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身处异域的楚材面对心灵的孤寂，漂泊之感油然而生，这不得不迫使楚材找寻契丹民族文化以此来填充身处异域的困顿。耶律楚材想到的解决方式是进行文化寻根，“冷官清淡泊辽西”，楚材自注云“林牙耶律大石率余众保河中府，自称西辽”[2]129，于是耶律楚材开启了对西辽的文化寻根。楚材于初春之际踏上寻找西辽历史的文化旅程，他来到西辽的旧址“西胡搆室未全终，又见颓垣绕故墉”，并标注了西辽旧址的地理位置“寻思干有西戎后里檀故宫在焉”[2]101。在西辽宫殿的遗址上，他捡到一截废弃的宫门门框，“得故宫门坚木三尺许，斫为琴，有清声”，并亲自将它做成了一张琴“伞柄学钻笛，宫门自斫琴”[2]116。

由此见之，耶律楚材在描述西辽时，每首诗歌均有夹注或是小字注释来揭示西辽的由来、地理位置与先祖的贡献，这不仅是向世人展示自己本民族文化以及辉煌的历史，更表达了诗人与西域的天然亲缘关系。即使耶律楚材十分精通汉文化，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种与汉族诗人的差距，也会经常感到“学术忠义两无用，道之将丧予忧惶”[2]27。

3.2“华夷一混”与民族亲和情感

耶律楚材继承了儒家正统思想，他有着浓厚的“华”“夷”观念，同时他又受到辽、金两代北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他对严守夷夏之防的主张进行扬弃与开拓，从而为元代“华夷一体”历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认为华夷之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区分华夷的标准不是民族，而是文化。首先他认为应该打破中原与地域文化上的隔膜。玉门关意象已经程式化，它带给人们以荒芜、凄凉、遥远之感。但是耶律楚材在西域纪行诗中并未过多提及西域的极端气候，反而歌颂异域秀丽的风光，“异域风光恰如故，一消魂处一篇诗”[2]52。楚材与西域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心中早已打破了中原与西域的地域与文化界限。“从今不用玉关泥”是诗人对今后国家的美好理想，诗人期待中原与西域华夷一统、共为一家，只有做到华夷和平相处，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其次，耶律楚材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兄弟有着亲和的情感与博爱的情怀。他对四海太平寄予厚望，“四海从来皆弟兄，西行谁复叹行程”[2]96，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具有进步性。

耶律楚材关心的是中原文化如何在各民族文化混合而成的多元文化中得到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并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色，并进一步实现“华夷一混”的理想。“华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长桴未可乘”[2]105。耶律楚材希望蒙古政权能以中国正统自居，并且将中原文化播散到域内四方，实现“百蛮冠带文轨同”[2]26，只要各族人民都学习中原文化，他坚信“华夷之别”定会被“华夷一体”取代。在西域途中，楚材送别友人王君玉时依然谈到“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2]26，他祝福自己的好友建功立业，期许征战的将士们平定天下，早日实现“华夷一混”。耶律楚材“华夷一混”的思想加速了各族士大夫阶层思想观念的融合，从而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共性”。

耶律楚材不仅热爱丝路沿线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其西域纪行诗中的丝路意象更具有人情味，他是站在“人”的高度去思考人的未来、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共同生存的问题。耶律楚材所行经的草原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历史依据，其西域纪行诗中反映的“华夷一混”的先进民族观，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李治甫（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