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人类遗物常常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尤其是奢侈品。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结果，所带来的后果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推测。总括起来，这些粗看起来或许是毫不相干的主题却都是本书的核心议题，胡汉之间，也因以为书名。”

“丝绸之路”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概念，尽管德国学界之前早已使用过该词汇，但是自1877年李希霍芬首次将“丝绸之路”限定在中国至地中海世界之间，才真正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研究的起点。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丝绸之路”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其指涉与内涵不断模糊与延伸，已逐步从“区域史”上升到了“全球史”的范畴。一方面，冠以“丝绸之路”名义的研究蔚为显学；另一方面，有关“丝绸之路”概念的争议也无时不有。中文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的时间较晚，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交通”一词为人所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21世纪以后，变化开始出现，丝绸之路研究形成热潮。如何既接榫清季以来的“西域南海之学”的传统学术脉络，又真正与国外同行在同一个平台和高度开展学术对话，是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在2004年首次出版即获得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二十年后推出修订本。本次修订在内容上损益甚多，体现了“守正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理念：修订旧文，同时替换三篇，新增《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从山陵为贵到不封不树——北朝墓葬封土的转变》《北周史君墓出土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使全书更加符合“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这一研究主题，同时也体现作者近年来有关丝路研究的新成果与新突破。此外，更新了部分文章的插图，如外国金银币、漆棺画采用了更清晰的图版，对一些线图也进行了重绘，以图证文，更方便读者引证；并重新制作了索引，补充了重要人名、地名索引词。

过去，学界对《职贡图》印象大都来自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绘本，虽然成果卷帙浩繁，但讨论主要集矢于旧藏南京博物院宋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阎立本《王会图》和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图》则相对措意较少。在《邦国来朝？》一文中，作者选择从国、族名称入手，仔细比照异同，依照其特征分析出这两种传摹本与《职贡图》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认为残缺的《职贡图》所缺少的国家和部族排列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两种传摹本的完整信息来呈现，从而体现出南梁与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最后还就《职贡图》文献资料的来源做出推测，认为职贡图的题记文字来自官方档案的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官修史书在摘录档案时具有明显的便利性。将图像还原于特定文本，可谓利用新材料讨论旧问题。

考古学是20世纪舶来中国的新学术，考古工作者的视角与观察是明显不同于传统文献史家的。学界曾对墓葬封土起源与发展关注颇多，但是对于封土的堆砌过程却鲜有关注。在《从山陵为贵到不封不树》一文中，作者从北朝时期地上封土形制与地下房屋模型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入手，认为孝文帝改革后，“孝悌”观念影响了墓葬封土的营建，汉代流行的祠堂建筑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墓葬地下设施；北周时期，受“不封不树”薄葬思想影响，地上封土规模进一步缩小，一种以长墓道、多天井、单室或多室墓的全新规制普遍出现并成为了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同类型墓葬的先河。在分析中，作者利用固原北周田弘墓封土的发掘与解剖复原了封土堆砌的全过程，并通过计算封土四侧土方堆积量的多寡大致推算出二次葬的位置从而得出封土顶部偏移的原因。田弘墓封土的发掘以及由此得到的有关封土堆砌过程的复原，对于讨论北朝晚期至隋唐合葬墓二次下葬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北魏时期封土下建筑设施起源议题的讨论，对现今十六国晚期至北魏早期墓葬内土雕房屋模型的形制渊源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18世纪中期俄国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成员在其彼尔姆庄园内发现第一件萨珊银瓶至今，学界对胡瓶形制已有了直观认识，将其分为粟特型、萨珊型和突厥型。其中萨珊型胡瓶最典型者要属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瓶，讨论尤多。《北周李贤墓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一文，尝试通过构造、图像、人物故事内容、艺术风格、刻画铭文、产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对银瓶作全景式观察，提出新的问题。首先，作者梳理廓清“胡瓶”这一概念，在《太平御览》转引《前凉录》的影印本原文中发现“缾”应为“瓶”字，继而通过梳理包括《十六国春秋》在内的文献中银瓶、金瓶相关记载，认为胡瓶最早当在西晋时期已经传入中国。随后，通过图像志分析和形制比较，作者认为李贤墓出土银瓶应属巴克特里亚风格。最后，通过分析鎏金银瓶制作工艺，还发现了银瓶鎏金的部位充分考虑了与器形和图像的关系，使李贤墓银瓶的相关讨论形成定谳。

对标国际一流学者，探讨“核心议题”，是近年人文学术的主题。银瓶一文，作者在结构上借鉴了深井晋司《阿那希塔女神装饰镀金银制把手付水瓶》，议题与之相近，但在材料挖掘方面更具深度，兼顾东、西洋。除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外，还使用了包括亚瑟·厄普姆·波普《波斯艺术综览——从史前时代到现在》与田边胜美《古代东方博物馆——文明起源的探淵》在内众多银器材料，同时发掘特殊且鲜见材料，如首次向学界介绍斯奈尔格格伍从西藏贵族手中获得的一件银碗，其辗转英国、日本两地，现藏日本古代东方博物馆，经作者分析认为其属于巴克特里亚风格，于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

“考古学研究人类遗物常常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尤其是奢侈品。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结果，所带来的后果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推测。总括起来，这些粗看起来或许是毫不相干的主题却都是本书的核心议题，胡汉之间，也因以为书名。”《修订版序言》中如是说，这或许是作者对考古资料能否复原古代社会一贯所持谨慎态度的显现。

美国历史学家韩森也曾指出，“如果说任意时间点上的运载量、交通量或旅行者人数是评估一条路线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丝绸之路可说是人类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说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条路线”。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丝绸之路呢？

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细小问题的长时间思考，固然会失去系统处理问题的机会，细小问题本身可能也会影响问题的系统性，但是对它们的多角度观察，仍是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唯一窗口。因此，全书力图解决的各个问题与其说是“碎片化”呈现，毋宁说是对当前学界司空见惯的架空立说和热衷“大历史”“普遍性”的纠偏。丝绸之路在本质上是交流之路，由此产生的接触、交互、吸收和转化虽是片面和零散的，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或许我们需要沉下心来思考更多“碎片式”的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使这些碎片最终汇聚成为江海。“接续传统、接轨国际；回归实证、对标前沿”，相信会成为中国学者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