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钩沉
沙俄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内容提要：凭借与中国比邻的地理优势，沙俄是最早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开展研究的欧洲国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文献研究与俄国汉学的发展同步，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西北边疆考察方面，沙俄以俄国地理学会为中心，对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在内的几乎全部中国西北地区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得益于与中国西北比邻的地理优势，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绩，并且形成了区别于法、英、德的独特研究体系，目前国内有关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还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拟对其进行初步的整理与论述，以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和提供参考。
一
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研究始于18世纪，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俄国汉学[1]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研究方式划分为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研究的完整体系。
（一）文献收藏与研究
1.文献的收藏。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沙俄政府成为中国文献资料搜集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出资人。早在1818年，沙俄便成立了第一个专门收集与整理东方语言书籍和东方国家文物的机构——亚洲博物馆。[2]自1874年起沙俄政府每年拨款600卢布用于收集中国典籍，此后该项经费的数额不断增加，至1912年已经达8900卢布/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王西里在所著《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图书札记》一书中说：“（外交部）亚洲司在购书方面不吝啬金钱。在过去的35年中，该机构每年拨付购书款500卢布。累计花费近17000银卢布。”[3]根据《恰克图条约》，俄国向北京派驻了传教团，借此便利条件在北京大量收集图书、地图等文献资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在1818年7月27日给俄罗斯馆（即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下达谕令，让他们利用拨款收集文献，并在发现好书或者珍贵物品时购买两份，一份自用，一份运回俄国。[4]自此以后搜集书刊文献成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主要职责之一。
除俄罗斯馆和亚洲博物馆外，搜集和收藏中国文献典籍的机构还包括俄国皇家科学院图书馆[5]、喀山大学[6]、外交部亚洲司[7]、皇家公共图书馆（现俄罗斯民族图书馆）、圣彼得堡大学、鲁勉采夫博物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以及海参崴东方学院等。搜集的绝大多数藏品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和伊尔库斯克这两大俄国的汉学研究中心。
俄藏中国西北边疆文献主要分为汉语文献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两大部分，俄藏中国西北边疆文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数量大。以亚洲博物馆为例，其汉语典籍收藏量在19世纪中期时就已经达到了1369册。此后在1973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汉籍刻本目录》中收录了3700种汉语典籍；而根据1988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满文刻本叙录》中的统计，亚洲博物馆收藏有337种满文典籍；[8]另外，该馆内所藏的蒙文刻本及写本更是高达7300种。除此之外，收藏在俄国圣彼得堡的藏文佛经数量也不少。据统计，亚洲经典输入工程（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简称ACIP）在20世纪90年代末完成翻译的圣彼得堡各图书馆所藏藏文佛典书目就已近15万册之多。[9]
第二，内容全面。这里的“全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是指藏书的类别多。俄国所藏中国文献涵盖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天文、几何、医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第16和17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阿里克些在1889年为俄罗斯馆中外书房所藏部分中国典籍进行整理和编目时，就曾按西方图书分类方法将藏书划分为12大类，包括：目录、百科、文集；辞书、汉字研究著作；古代经典；诗词；礼仪；象数；舆地；朝代史；藩属和佛学。[10]除了种类丰富的抄本和刻本外，在俄藏中国文献中还有不少中国地图、碑帖图画和档案。例如，孔气在担任驻华领事时就曾为亚洲司收集了不少中国西部地图，并抄录清末塔城道台府档案。而“全面”的另一重含义则是指同一典籍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例如，被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视为镇馆之宝的《元朝秘史》就有汉、满、蒙语三个版本。而俄国所收藏的《甘珠尔》不仅有汉、蒙、藏等不同语言的版本，更可按照印刷的地点分为北京版、德格版、纳塘版和库伦版。
第三，珍品多，甚至还收藏有不少的孤本。“精”是俄藏中国西北边疆史地文献的另一个特点。例如，在亚洲博物馆中保存有为数不少的藏文珍品，像欧洲少人知晓的《汉地佛学流源》《王统世系明鉴》《世界广论》《青史》以及道光年间清政府赠送给俄国的北京版藏文《甘珠尔》等。此外，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中则保存有王西里19世纪40年代在北京找到的蒙语《黄金史》，以及其所获得的原属于康熙皇帝第17皇子果亲王允礼的私人藏书，包括很多藏传佛教经典，其中以《丹珠尔》蒙文抄本、五世达赖喇嘛《密幻传》、元代搠思吉斡吉尔《佛陀十二行赞》以及元代僧人八思巴《彰所知论》最为珍贵。[11]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汉学大家的积极参与，俄国的中国文献收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丰富的文献收藏也为其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献的研究。作为俄国汉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文献研究的发展基本与俄国汉学同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熟期以及繁盛期，其中：
（1）18世纪是中国西北边疆文献研究的初期。在这一时期，皇家科学院是沙俄从事中国西北边疆的主要研究机构，而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拜耶尔、罗索欣、列昂季耶夫等。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翻译西方中国题材著作和中国西北边疆典籍为主。例如，在18世纪俄国翻译出版了杜赫德的《中国帝国全志》、张诚的《鞑靼纪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异域录》《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等重要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著作。
（2）19世纪上半期是中国西北边疆文献研究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编译逐步取代了翻译成为主流的研究方式，同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研究领域的新中心。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包括比丘林、卡缅斯基、奥·科瓦列夫斯基等人。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很多重量级的研究著作，如《西藏志》《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年）》《蒙古纪事》《成吉思汗家系前四史》《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北京使节出使西藏谒见第巴桑结、出使准噶尔谒见葛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诸汗》《蒙古历史》《佛教史》等。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俄国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水平还比较落后，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俄国学者主要采取从各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并根据所掌握的汉语文献对其进行补充修订的方法来开展研究，以达到传递中国信息、了解中国的目的。
（3）19世纪下半期至1917年是中国西北边疆文献研究的繁荣期。俄国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研究机构来看，由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馆为主体转变为大学、传教团、外交机构和专业学会的多元化模式，并且各研究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研究整体。而从研究者来看，既包括大学教授，如王西里、伊万诺夫斯基、屈纳等；也包括传教士，如巴拉第、阿里克些等；还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对汉学研究感兴趣的俄国官员，如杂哈劳、孔气、伊凤阁等人；更包括不少在华的俄国侨民，如钢和泰等。这些研究者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汉、满、蒙、藏等各种语言文献，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不少成绩，缩小了俄国与欧洲的差距，甚至在藏学、蒙学、突厥学等方面曾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史地考察
沙俄是近代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考察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早在17世纪俄国就曾派遣多个使团来华，记录途中各地区的风貌，开始了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探索。随后，这种考察经历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缓慢发展阶段，最终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迎来了繁荣期，涌现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科兹洛夫、奥勃鲁切夫、奥登堡等一大批探险家，对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以北，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分地区、宁夏北部、甘肃中西部及与其接壤的其他省份边缘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这些俄国考察队搜集了大量的史地资料、留下了详细的旅行笔记，为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中，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贡献最大。
1.俄国地理学会在沙皇统治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考察
俄国地理学会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边疆考察活动，是沙皇统治时期最主要的考察活动组织者，可按时间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
（1）1851～1869年，即探索时期。以一系列短期的边境考察为主要特色，谢苗诺夫在1856～1857年开展的天山考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察活动。它不仅为日后的考察活动奠定了基础，更确立俄国地理学会“广义地理学考察”的风格。除此之外，俄国地理学会还开展了其他一系列的考察活动（见下表1）。
表1 俄国地理学会1851～1869年间主要中国西北边疆考察活动一览表[12]
总体来说，俄国地理学会在这一时期考察活动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从地域上看，以两国边境地区为主，涉及蒙古、新疆的天山、额尔齐斯河流域等地区；第二、从时间上看，以1858年《瑷珲条约》为界，考察活动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特别是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增幅尤为明显；第三、考察目的上，以地理测绘考察为主线，但到后期也出现了以贸易为对象的考察活动；第四、绝大多数考察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服务于俄国侵华政策的政治属性。例如，巴布科夫在1869年的中俄勘界考察过程中借机肆意树立界碑，将原本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巴布科夫自己曾在《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按照中国常设卡伦线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我国（俄国）领域内。”俄国通过这种方法仅在斋桑泊周围就从中国非法掠夺走了25960平方俄里的土地。[13]
（2）1870～1898年，即黄金时期。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地理学会进入了中国地理考察的繁荣期。普尔热瓦尔斯基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共主持了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分别是：1870～1873年的蒙古及唐古特考察、1876～1878年的罗布泊考察、1879～1880年和1883～1885年的西藏考察。其中以第一次历时最久、路线最长，同时它也是俄国地理学会派出的第一支中央亚细亚考察队。而其最具争议的考察当属罗布泊考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对罗布泊位置的论断引发了其与李希霍芬之间的激烈论战。因普尔热瓦尔斯基在19世纪70～80年俄国中央亚细亚地区考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俄国地理学会的副主席谢苗诺夫曾在其《1845～1895年俄国地理学会半个世纪活动史》一书中将1873～1885年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时期。[14]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活动并非孤立的，俄国地理学会同时还派出了多支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考研究。如：波塔宁于1876～1877年和1879年两次受学会委托前往蒙古西北部进行考察，此后还受学会的委派分别于1884～1886年和1892～1893年完成了唐古特—西藏考察和川藏考察。而别夫佐夫则受学会委托于1876年、1878～1879年和1889～1891年分别完成了准噶尔、蒙古及中央亚细亚之旅。同时，波兹德涅耶夫分别于1876年和1892年完成了两次蒙古考察。其中，在第二次蒙古考察时，波兹德涅耶夫选择了恰克图—库伦—科布多—库伦—北京的路线，并在当地主要开展了语言、民族和考古等层面的研究。[15]随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893年组织了以罗博罗夫斯基为首的中央亚细亚考察。该团的主要考察对象是天山东部山区，准噶尔、噶顺戈壁、北山、南山和西藏东部。[16]除此之外，俄国地理学会在这一时期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见表2）。
表2 俄国地理学会1870～1898年间主要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考察一览表
通观俄国地理学会1870～1898年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考察活动，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上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俄国地理学会的考察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央亚细亚地区（杭爱和阿尔泰山脉以南，长城、南山和阿尔金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以及帕米尔以东的区域）[17]；而在考察的内容上，俄国地理学会依旧秉承谢苗诺夫所倡导的广义地理考察理念，对一个地区进行包括自然与人文在内的全面考察，不仅在沿途地区进行地理勘测、绘制地图、收集动植物标本，还对当地的经济水平、贸易状况以及民族关系开展调查和研究。同时应指出的是，俄国地理学会考察重点的变化与沙俄侵华活动的发展紧密相连。19世纪70年代后，沙俄政府的侵华活动逐渐从东北地区向西北的蒙古地区以及西南的青藏地区转移，所以作为政府情报资料“搜集员”的俄国地理学会也将考察的重点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尽管考察重点的迁移和考察内容的变化无一不体现出俄国地理学会服务于沙俄政府的半官方科研机构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它在1870～1898年所开展的一系列考察与研究活动确实取得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
（3）1899～1917年，即白银时期。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俄国地理学会也进入了自己的新时代。科兹洛夫成为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虽然在科兹洛夫独木支撑下俄国地理学会不复当年的璀璨光辉，但是依然取得了一些极具价值的成果，因此可以将1899～1917年称作白银时期。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科兹洛夫六次深入中国西部边疆地区进行考察，[18]并于1905年第一次以俄国地理学会的名义正式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此外，他因在1907～1909年考察活动中在死城——哈拉浩特的重大考古发现成为西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除科兹洛夫外，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1903年对蒙古西部和图瓦进行了考察，并出版专著《蒙古西部和乌梁海地区》[19]；奥勃鲁切夫分别于1905年、1906年和1909年对准噶尔地区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并出版三卷本专著《边疆准噶尔》[20]；卡尔·古斯塔夫·马奈尔格伊姆于1906～1907年受学会委托开展新疆考察；多罗郭斯泰斯基在1907年对蒙古北部进行了考察。此外，俄国地理学会在这一时期还在经西北前往西藏考察方面有所斩获。它于1899年派遣了齐比科夫经西北前往西藏进行民族学考察。在这次考察中，齐比科夫从伊宁出发，首先到达塔尔寺，再到拉卜楞寺，最后到达拉萨。由于当时外国人是绝对被禁止入藏的，所以旅程是秘密进行的，齐比科夫装扮成了布里亚特喇嘛，他也成为了第一个从恰克图穿过中央亚细亚到达拉萨的俄国人。此外，学会还于1905年派遣布里亚特人巴拉津以朝拜僧侣的身份对西藏地区进行了考察。
总体来看，俄国地理学会在1899～1917年间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考察，在地域上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所派遣考察队的数量明显减少，规模也远逊于鼎盛时期的水平。而在这一时期，俄国地理学会的考察多以民族学调查和考古挖掘为主要研究任务。这种状况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经过俄国地理学会六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其考察版图几乎囊括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所有省份，基本完成了对当地的初级地质地理勘测研究。因此，在这一时期需要改变以往以数量取胜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实现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进行更深入的民族、历史、考古等方面的考察。
第二，随着20世纪初各类专业的东方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俄国地理学会在中国西北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大大削弱。首先，俄国东方学学会于1900年2月成立，紧跟着，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随后俄国东方学家协会于1910年在哈尔滨组建。此外，俄国考古学会和科学院各相关委员会也积极开展中国西北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活动。这些专业学会、委员会的成立，改变了俄国地理学会一枝独秀的地位，分摊了沙俄政府所提供的考察资金和资源。特别是当以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奥登堡院士为首的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成立后，俄国地理学会直接被从中央亚细亚地区考察的“一哥宝座”上挤了下来。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的是，俄国地理学会在这一时期还是取得令世界震惊的重大发现，例如在西夏学研究方面。
2.其他学会组织的中国西北边疆考察
除了俄国地理学会之外，1903年由奥登堡等人倡导建立的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是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队派遣机构。该委员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仅在1909年和1914年组织过两次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但是由于在敦煌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因此成为了20世纪初沙俄重要的中国西北边疆考察研究机构。
总体来说，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考察主要以俄国地理学会为中心开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峰，取得了众多考察成果，是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世界亚洲探险高峰期[21]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发展基本上与西北边疆文献研究同步，二者互为补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沙俄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体系。
二
纵观整个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考察研究地域广。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正是沙俄侵华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自克里米亚等战争失败后，沙俄政府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近邻——中国。它趁清政府羸弱从侵占中国东北边疆的乌苏里流域开始，逐步将侵略的触角伸向西北的新疆、蒙古以及西南的四川、西藏等边区。而为了满足政府在制定侵略政策时对当地信息、数据资料的需求，沙俄学者、探险家几乎对整个中国西北地区都开展了考察与研究。
2.研究内容全面。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涵盖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民俗、医学、宗教等各个方面，更在19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义地理学研究法。该方法是谢苗诺夫在19世纪50年代将德国现代地理学之父李特尔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引入俄国并融汇自己的想法提出的。他认为，地理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及人文科学综合体系，其中包括了数学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民族和统计学等各个领域的内容。[22]同时，谢氏还指出，地理考察“不应仅仅局限在地质测绘和山脉确定上，这些只是对一个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应该对其自然、植物王国、在该地繁衍生息的动物世界以及该地自然的主宰——人加以研究。”[23]谢苗诺夫积极应用广义地理学理论，在天山考察中不仅对天山地区，特别是那些从未有学者涉足的地点，进行了雪线确定、海拔测量等地质勘探方面的考察研究，同时还乐于并投入不少精力去广泛地收集当地的动植物标本，对当地各时期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研究，还对当地各民族居民进行了人文调查。凭借在俄国地理学研究界的影响力，谢苗诺夫使其广义地理学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因此使俄国的中国西北边疆考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融汇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研究于一体的跨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体系。
3.带有明显的官方性，重视研究成果的实用。官方性是俄国在沙皇统治时期科学研究活动的共同特点。俄罗斯在沙皇统治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也带有明显的官方性，会根据统治阶层的兴趣和需要来选择研究的内容。例如，19世纪下半期，考虑到侵华政策的需要，学者纷纷对中国西北边疆进行深入的研究，探险家也络绎不绝地前往这一地区考察，并且出版了很多相关著作。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因不属于俄国侵华的首要目标，所以少人问津。同样的，王西里对中国宗教研究尽管精道，但因为并非统治阶层当时的需求而长期不能出版。所以必须指出的是，官方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聚集资源，推动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有限资源过分聚集，造成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和浪费，不利于学科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
那么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成果之于我国边疆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笔者认为，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为我国的边疆研究提供帮助：
1.提供文献资料支持。文献资料是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近代的战乱，很多重要的文献和文物都消失于战火或者流失到海外，还有一些数据资料因为自然环境的改变而灭失。而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建立较为完善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制度，保存了大量中国文献、文物和考察数据，通过与俄国学界合作对这些文物和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相关研究的发展。以西夏古文书的整理为例。中国学者史金波等人自1996年开始同俄国学者合作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进行整理并出版了系列丛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截至2011年已陆续出版了14辑，其内容涵盖语言文学、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和佛教经典等5大类。无疑为我国的西夏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推动我国西夏学的发展。此外，对俄国探险家的游记进行翻译和研究也有助于恢复我国清末北部陆疆的史地风貌。目前，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已翻译并出版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别夫佐夫、科兹洛夫和齐比科夫等重要探险家的少部分游记，但还有大量珍贵的考察报告资料有待进一步开发。
2.可以与我国及其他国家同时期的中国边疆考察成果进行比较研究。马大正先生提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24]而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即是中国边疆与邻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友好合作、对峙与争端、未来展望等方面的问题。[25]俄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国，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与中国边疆学者所提出的边疆学定义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合，从而使两个研究体系具备了可比性。因此，可以将俄罗斯的中国边疆研究成果作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以完善我国边疆学的研究体系。
3.借鉴适合我国边疆研究特点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构建我国边疆学的研究体系。虽然俄国受自身经济和政治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其科学研究水平始终落后于英、法、德等国。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形成像谢苗诺夫的广义地理学理论、王西里的批判主义文献翻译研究法这样独具特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在当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即便对于现代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在研究俄国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成果过程中将这些理论和方法提炼出来，用于我国边疆学学科构建。
综上所述，沙俄时期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虽然起步较欧洲晚，但是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较快，在文献收藏与研究、实地考察、数据收集等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就，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观点和方法。通过对其进行梳理、研究和分析，将为我国的边疆学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1] 这里的“汉学”指的是广义汉学，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及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
[2] 其前身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今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
[3]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4]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175页。
[5] 俄国皇家科学院图书馆成立于1724年，是俄国最早开始从事中国文献收藏的机构。
[6] 其1855年停办后藏书全部转交给圣彼得堡大学。
[7] 其藏书于1864年全部转赠给亚洲博物馆。
[8] 庞晓梅在2001年对这一目录进行了修订，满文典籍的收藏量增补为411种。
[9] 项洁，高巧伦：《台湾大学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计书》，《佛教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8期，http: // www.gaya.org.tw/journal/m48/48-lib1.htm.
[10]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第553页。
[11] 〔俄〕В.Л.乌斯宾斯基著；沉默译：《圣彼得堡诸图书馆的旧藏文及蒙文收藏品》，《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3期。
[12] 本文表1、表2均根据《全苏地理学会半年史》（Л.С.贝尔格，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6年）、《1845—189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半世纪活动史》（П.П.谢苗诺夫，圣彼得堡：1896年）以及该时期出版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年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公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讯》等资料编制而成。
[13] 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5～196页。
[14]Семенов.П.П.Предисловие, История полувек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45-1895（Ч1）.СПб.:1896，стр.XXVIII.
[15] 波兹德涅耶夫此次考察的研究成果——《蒙古和蒙古人》共分7卷，约1300页，但仅于1896年和1898年在圣彼得堡由皇家科学院印刷厂印制、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名义出版了其中的两卷，其余5卷未能出版。
[16] 此次考察的成果于1900～1901年以《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央亚洲考察团的成果》为名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在圣彼得堡出版，该书后于1949年由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在莫斯科以《东天山及南山之旅》为名再版。
[17]Т.И.Юсупова.П.К.Казлов-Выдающий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Китай три века контактов. СПб.: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2006 ，стр.164.
[18] 科兹洛夫的六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分别是：参加1883～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考察、1889～1891年别夫佐夫中央亚细亚考察、1893年罗博罗夫斯基中央亚细亚考察，组织1899～1901年蒙古及青藏高原考察、1905年库伦考察并拜访达赖喇嘛、1907～1909年川蒙青藏考察并发现死城哈拉浩特。
[19]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蒙古西部和乌梁海地区》，列宁格勒：俄国国家地理学会，1926年。
[20] 奥勃鲁切夫：《边疆准噶尔》卷1，托姆斯克：印刷刻印社，1912年；卷2 ，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卷3 ，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0年。
[21] 〔俄〕普尔热瓦尔斯基著；黄继飞译：《走进罗布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2]Л.С.Берг,Всесоюз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за сто лет，М.:ИСО АН СССР，1946，стр.64.
[23]П.П.Семенов,История полувек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45-1895(Ч1)，СПб.:1896，стр.25.
[24]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25]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