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疆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自汉代起，我国历朝正史续有记载，并构筑了一套独有的历史叙事体系。新时代新疆历史叙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本文论述了新疆历史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新疆历史演进轨迹特点的系统梳理，阐明了新疆历史的基本史实和研究的主要观点，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疆历史研究叙事构建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地域辽阔、山河壮美，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汉代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自此皆在“大一统”中华历史文化影响之下，成为护佑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战略屏障，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传播的重要门户。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悠久历史中不可缺少的华彩篇章。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其认识和阐释因带有主观性而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新疆地区历史的研究和阐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惟此才能准确科学地呈现新疆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基本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疆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 新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地位
今新疆地区，古称“西域”，西域之名汉代见诸史籍。历史上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1]
新疆的地貌特征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即从北到南排列分布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以及夹在三座山脉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新疆的西端是高耸入云的帕米尔高原，崇山峻岭，戈壁荒漠，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区位特征孕育了新疆地区诸多部族、民族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各族人民不断克服这些地理障碍和不利因素，以空前的创造力和不懈的努力寻觅着自身与环境的共同和谐发展，开拓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2]三面高山环绕，使新疆形成一个天然的相对封闭地理单元，其与外界的联系交往有史以来就存在着天然的东倾性，这使新疆地区成为肇基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大地诸封建王朝对外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衔接起中原、北方草原、青藏高原诸地的文化走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历史演进中，新疆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考古研究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地区就有人类活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就有密切联系，如新疆地区发现远古时期的生活器物形制和文化类型有的同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相吻合。《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国先秦典籍中就有早期新疆地区地理人文、族群聚落、物产习俗的描述，河南省安阳考古发现的商代后期妇好墓中出土了许多用新疆地区玉石雕琢的玉器制品，这印证了新疆与中原地区早已存在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一客观事实。
秦至西汉前期，中国北方匈奴强盛，置僮仆都尉管理西域，因“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西域诸族“不相亲附”[3]，匈奴还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汉武帝时期，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顺应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政治需要，制定联络月氏“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派遣张骞“凿空”西域。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西域军政事务，“汉之号令班西域矣”[4]，实现了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新疆地区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奠定了新疆地区在维系中国陆上交通、护卫中原诸王朝之西北地区边防安全的政治基础。东汉时期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中途抵达条支（今伊朗西南部布什尔港一带）、波斯湾，致使“条支、安息（今伊朗）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5]，开辟了中原王朝与西亚地区政治经济交往联系的新纪元。
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诸朝对西域地区的持续管辖治理，新疆地区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原诸王朝对之高度关注，无不励精图治，用心经营治理，治疆方略遂成为“古帝王治外夷安中夏之长策也”[6]。期间历朝中枢中不时出现质疑西域地位的争论，但都没有成为主流观点。
历史证明，新疆地区作为中国西北边防的战略屏障，与中原地区间关系密不可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发展，皆离不开新疆地区的统一安定，新疆与祖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汉代人就认为，若西域诸城沦陷，“则河西四郡危矣”，而“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7]。近代以后，新疆地区成为西方列强激烈争夺、图谋瓜分中国领土的前沿地带。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诸地，沙俄侵吞伊犁地区，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新疆地区政局安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奉命收复新疆的清朝重臣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8]清代官方修编的《新疆图志》“序”中也指出，新疆地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9]这些深刻见解既是对清朝时期新疆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认真研判，更是对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新疆地区在大一统中国历史进程中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
二新疆地区历史的特点
对于新疆地区历史演变轨迹、特征的准确认知和把握是还原其历史真相、阐明其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也是在中华视野下进行新疆地区历史阐释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因为境内地理分布、自然环境、人文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全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物质生活形态和历史文化习俗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区域性、多样化特征，这在地处中国西北边疆、地域辽阔的新疆地区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新疆地区历史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丝绸之路对新疆历史进程的影响
新疆地区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陆上交往的重要通道，以丝绸之路枢纽享誉天下，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申请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在中国境内相关的22处遗址中，新疆地区就多达6处，展示了新疆地区在古丝绸之路中的显著地位。
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西行，经过河西走廊，“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途经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漠戈壁、隘口峡谷，极大满足了东西方各地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所需，为推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的开辟、贯通极大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一方面新疆地区及以西各地的农作物胡麻、蚕豆、大蒜、苜蓿，以及石榴、葡萄等输入中原，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及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等物品通过此道输入新疆地区或由此西传欧洲，有力推动了天山南北各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铁铧、铁锄等农具，掘井、冶铁技术以及农业经验等伴随着屯田士兵传入天山南北各地。丝绸之路的畅通带动了古代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城镇、集市的兴盛和发展。经济交往扩展营造的稳定社会环境助推各族民众的国家政治认同意识，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常建所谓“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10]即其真实写照。
丝绸之路的开通给新疆地区各族民众带来了东西方多样化的文化艺术成果，极大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发展繁荣。众多部族、民族的流动、交融带来了多种语言文字的流行，祆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先后传入天山南北各地，极大影响了当地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来自中原地区的儒家、道家经典给予西域诸族以巨大影响，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楼兰、尼雅等地发现大量丝织品，其中织有汉字或花纹的丝中精品——锦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11]思想文化观念在经济活动中的浸润和影响，对于新疆各族民众树立“大一统”中华历史观念，增进国家认同意识起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历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重要保障。汉朝统一西域之后，“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2]中国历朝各代，尤其是统一时期俱采取有力举措对新疆地区的交通道路进行有效的管理、维护，驻军屯田、建置立制，并依中原例，拓展交通，完备的驿馆烽堠体系，使政令畅通，物畅其流，增进了各族民众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有力推进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二）多民族共聚生活的大家园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也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独有的地理环境和区位特点使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历史上众多部落、部族、民族在此迁徙聚居，交往融汇，谱写了中华各民族间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千古佳话，成为新疆历史演进发展的一抹亮色。
人类学家对属于史前时期的新疆小河墓地等诸多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测定研究表明：最早的一批居民中具有东亚、东北亚人群特征，大概在距今4000～5000年前后，才有一些西部游牧民迁徙新疆，所以导致这里的人群出现东西方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13]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一般将当时活动在西部地区的部落、族群统称为“西戎”，其中所谓西部氐羌诸族与黄帝、炎帝有着密切的族源联系。[14]以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大宛列传》为开端，新疆大地的部落、族群分布情况逐渐清晰了起来，当时以天山为界，在北部地区活动的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部落，为“行国”，天山以南则主要是农耕定居的“城郭诸国”，即西域“三十六国（城）”主要所指。当时在天山南北各地游牧、聚居的部落、部族还有羌、匈奴、月氏、乌孙、秦（汉人）[15]等。匈奴是公元前2世纪从漠北进入新疆地区的，月氏和乌孙原先都活动于“敦煌祁连间”，后来西迁伊犁河谷，同时引发了新一轮北方族群的大迁徙，其影响波及广大中亚、西亚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续增柔然、高车、鲜卑等部落、部族集团，秦汉时期活跃在新疆各地的塞人、乌孙、月氏等大都消失不见。隋唐前后，中国北方新兴的突厥、回鹘等游牧部落、部族相继进入新疆地区，如突厥还设立“土屯”监理当地诸族事务，昆仑山南部的吐蕃挺进天山南部各地，之前曾游牧活动在天山南北各地的匈奴、悦般、柔然、鲜卑、高车等鲜见于史籍，融入当地部族。此间今吐鲁番盆地，“编户之氓，咸出中国”，“置立州县，同之诸夏”，汉人数量很多。至宋元时期，之前曾占据新疆各地，并一度非常活跃的突厥、吐蕃等部落、部族都已不见了踪影。至明清，之前在此地非常活跃的契丹、党项、乃蛮、哈剌鲁也销声匿迹，同时新增了一些新的民族成分，例如：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卫拉特蒙古等。至清末，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了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16]他们中有些是之前新疆当地古族的遗裔后代，有些是诸族融合演化而成，还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迁居至此。
新疆历史上众多部族、民族杂居并存的局面，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新疆民族关系演进发展的重要内容。期间一些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中，一些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因此一些新的部族、民族集团不断形成和发展，另一些则在经历过一度的发展辉煌后逐渐消亡，尤其是在历经长期的民族交往融合之后，现代新疆的各民族已几乎没有哪一个是汉唐时期生活在新疆的民族原体之嫡传，除汉族之外，甚至没有一个民族文化是按照那个时期某个民族文化模式和发展轨迹而直接延续下来的。[17]以维吾尔族的先民主体——回鹘人为例，隋唐之际初兴于漠北草原，后逐渐发展，9世纪中叶其中一支迁居新疆地区，在融合了当地诸多部落、部族之后不断壮大，演变成为新疆地区人口数量居多的近代民族。
历史证明，多民族共居并存一直是新疆地区历史的重要特征，并且迁移到天山南北各地的众多部族、民族多来自中国的东部或者北部地区。[18]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乃是民族关系的基本常态和发展趋势。由此可见，曾在新疆地区活动和生活的古代部族和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中的众多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广袤辽阔的西北边疆，共同书写了绚丽多姿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
（三）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
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间已经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和联系。西汉统一天山南北后，中国历朝历代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边疆地区管理体制，使国家统一局面进一步巩固。
据史书记载，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早先控制新疆地区的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设立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各地事务，汉朝官员、都护郑吉奉命“立莫（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19]。西域都护是汉朝政府专设的一个职官名称，主管当地政治军事，但民政事务一般封任本地首领代为理政，[20]自后，这种管理体制一直沿用到清末建省之前，这种管理体制（后人称之“军府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军政合一，以军统政，其具体表现形式集中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羁縻政策。军府体制实质上是中国历朝统治者遵从中华文化的内核要义，从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因地制宜，以俗施治，在边疆地区进行经济社会治理举措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礼记·王制》中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还在新疆某些局部区域推行中原地区通行的郡县制，或者两种管理体制交叉并用。据记载，西晋末年，前凉政权创建者张骏于公元327年发兵西征，征伐西晋设在高昌地区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张骏占据高昌后，在该地设立高昌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里，[21]郡太守理政在田地县（今鄯善县鲁克沁）。高昌郡之设置是中原诸朝在西域推行郡县制之开端。隋朝建立后，在新疆建立了鄯善、且末、伊吾三郡。[22]
唐贞观四年（630），原属西突厥的伊吾（今哈密）城主率所属7城归顺唐朝，唐朝于此置设西伊州（后改称伊州）。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初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贞观十四年（640），唐军击败随西突厥反唐的高昌麹氏王国，于该地置西州，又设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23]与此同时，唐朝还以交河城为治所，设立安西都护府以统领上述三州之地。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的首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显庆二年（657），唐朝平定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叛乱，西域局势稳定下来，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今库车市一带地区）以统管天山南北各地事务。长安二年（702），为强化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辖，唐朝于今吉木萨尔县境内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
五代辽宋金夏时期，中原地区群雄割据、民族变迁交融的大变动对于新疆天山南北各地的局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中原诸王朝对新疆地区的军政管辖时强时弱，但是两地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比如辽朝管辖范围曾达到吐鲁番盆地等地，辽天赞三年（924），“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24]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县境）是当时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所在。北宋时期于阗地区同宋朝关系密切，嘉祐八年（1063），宋朝册封于阗王“特进归忠保顺鳞黑韩王”，所谓“黑韩，盖可汗之讹也”[25]。元丰四年（1081），高昌回鹘派使节进贡上表文称宋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以示其同宋朝的臣属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中国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为中原诸朝的一部分，并以此为荣。
元朝统一天山南北各地后，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先后在新疆地区各地设置了诸多机构、职官进行管辖治理，如在吐鲁番、吉木萨尔等地设立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和在别失八里、和州等处设置的宣慰司等机构、职官分理西域各地军政事宜。元宪宗元年（1251），元朝在新疆地区设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在中亚地区设置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分理两地军政事务。[26]元朝治理天山南北各地，除了大量运用中原传统政治管理体制，同时沿袭本族游牧传统体制，还借用了新疆本地各族的管理体系，例如，鉴于畏兀儿地区地方政权最早归属蒙古，蒙古大汗授予其首领亦都护特殊政策；对于其他绿洲地区的城郭诸国则采取元朝中央直接管理的政策；对于天山北部的黄金家族成员，则采取蒙古草原游牧传统习俗，封地入户，实行藩王管理，分封其二子察合台于伊犁河谷，将其三子窝阔台封赐于塔城等地。
明朝建立后，于永乐二年（1404）封哈密当地蒙古后裔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27]四年，设立哈密卫，给印章，封官授勋，辅助忠顺王。哈密卫在维系明朝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保障东西方经济贸易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治理过程，大体上以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为界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段，之前实行以军府制为主，兼及多种行政管理体制，之后新疆建省，转换为统一的郡县制。自此新疆与全国行政管理建置相同，政令一致。新疆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增强了防范西方列强与新疆本地封建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国家统一局面和新疆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归属感进一步加强。
（四）历代中央政权的屯垦戍边政策
中国屯垦戍边肇始于秦朝，自汉代成为历代王朝经营边疆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新疆屯垦戍边兴起于汉朝，但是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以及种类之全都在中国屯垦史上无出其右者。[28]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西汉在取得征伐大宛胜利后即在天山南部置使者校尉，“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29]这里轮台、渠犁俱在今天山南麓的巴州境内。西汉士卒的屯田范围向西延伸至楚河上游地区。东汉承袭西汉在西域各地屯田戍边战略，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军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后置宜禾都尉管理屯田事务。翌年，西域都护府复建，各地屯垦事宜随之恢复。
汉代屯垦戍边的成功实践为后来中国历朝各代沿袭，并续有发展。魏晋南北朝先后在海头（若羌境内的罗布淖尔）、高昌和伊吾三处地区实施屯田，所设立的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以及隋朝设立的伊吾郡等都曾负责屯田事宜。唐朝统一西域后，屯垦规模和范围都有很大进展。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域诸地的唐朝驻军数量多达44000余人，当时安西大都护府治所龟兹有20屯，疏勒有7屯，焉耆有7屯，北庭大都护府治所有20屯，伊吾军有1屯，天山军有1屯，共56屯。[30]若以唐朝每屯50顷定制计算，军屯当有垦田2800顷，这个数字已经颇为可观。
元朝统一西域后，依旧关注天山南北各地屯垦事业的发展，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曾派遣侍卫新附兵（汉人）千人屯田别失八里，并“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31]。除此，西域各地的屯田地点还有哈梅里（今哈密）、忽炭（今和田）、可失哈儿（今喀什）、且末等地。屯田组织形式也多样化了，除汉唐时期常见的兵屯外，还出现了民户屯田的情况。
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活动以乾隆时期为始端，之后续有发展。清政府为了保障平定准噶尔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命令进疆士卒屯垦以自养，垦荒的主体是绿营兵，屯田的地点主要限于东疆地区的哈密、吐鲁番和巴里坤一带。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倡行垦荒活动，新疆的屯垦事业得到空前发展。[32]除传统的兵屯之外，由于清朝政府的政策导向，新疆的屯垦事业开始出现了民屯、回屯、旗屯、犯屯等多种屯垦形式。新疆建省后，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清朝逐渐调整了在新疆的屯垦政策，从原来的重北轻南转向南北兼顾，清朝政府为此制定《新疆屯垦章程》，大兴屯政，鼓励农民垦荒生产。清朝新疆屯垦戍边战略的实施对于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步都有着巨大带动作用。
屯垦戍边这种集约化农耕生产模式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推广，屯垦活动还改变了天山北部传统游牧区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农业居民的迁徙流动、乡村城镇的建立，以及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对推动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增进当地各族民众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具有巨大影响和意义。
（五）文化多样性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状态。新疆地处丝绸之路中枢地段，既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又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认知世界其他文明的门户。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视我国敦煌和新疆地区同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唯一汇流的地方”[33]。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融汇，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多元、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
考古发现揭示，史前时期，东西方各种文化现象已经在新疆地区交流融汇，例如，来自中原地区形象独特的彩陶制品，更多带有中西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具，初步展示了远古时期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点。
秦汉以后，新疆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进程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段；一是汉唐时期，新疆地区文化主要受到东部华夏文化的影响，例如：汉语文的推广传播，大量出土的汉文简牍证实了这一点，还有汉文经典在该地的流行，义学的建立等。与此同时，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新疆地区，当然还有中亚、西亚波斯系统文化的传入（例如，龟兹乐舞中“苏幕遮”源出中亚，“狮子舞”则来自波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匈奴、月氏、突厥、回鹘等）也影响西域地区。二是唐末至元明时期，中原政局动荡变化，引发了新疆地区诸族分布格局和文化形态的变动，中原地区汉文化继续滋润着新疆大地，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自9世纪末10世纪初传入天山南部地区，至16世纪，伴随着宋元时期中亚、西亚大量军士、商人、工匠等进入或者滞留新疆地区，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对当地原有文化结构，诸如语言文字、史书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时佛教文化体系虽然衰败，但是，因为多族群聚居共存的基本格局未变，新疆地区依旧呈现多元文化共存状态。[34]
历史上中原华夏文化在新疆地区的通行和传播，有力推动了新疆各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成为新疆地区文化发展的主脉。汉语文自汉代起就成为新疆唯一从未中断的通用语言文字，新疆楼兰遗址和甘肃悬泉置遗址先后出土的汉简，2021年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出土的各类汉文纸质文书、木简文书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35]近代新疆地区出土的汉代纸质文书说明，中原地区造纸术产生不久即西传天山南北各地。当时西域各地诸族倾慕中原文化礼仪，时有龟兹王绛宾“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36]。这反映了西域人乐慕汉文化且加以吸收的真实境况。晋唐之际，《论语》《孝经》《三国志》广泛流传新疆各地，并且成为一些义学启蒙课本，王羲之《兰亭序》《尚想黄绮帖》系当地的习字范本。唐代西域地区还出现了许多汉化的佛寺系统，中原地区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汉文本都流行于这里，甚至一些中原地区的禅学经典《神会语录》等也传到西域地区。[37]唐朝时期的西州地区（今吐鲁番市），居民多为汉人，当地“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38]。这显然都是新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增强，国家大一统局面日益巩固的结果。
在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大背景下，新疆各族民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成果，龟兹乐舞享誉天下，鸠摩罗什、慧琳、尉迟乙僧等在推进佛教本土化和中国化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例如，回鹘文的流行和传播极大促进了我国北方各族文化的变革发展，宋辽时期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箴言哲理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
宗教生活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传播过程往往与不同区域间的商贸活动密切相关。历史上新疆地区东西方众多部落、民族的频繁迁徙和交融，助推多种宗教信仰在此交融共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重要特点。
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39]最早是原始宗教阶段。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同世界上大多数人们的早期信仰经历相同，新疆地区各族历史上也信仰过原始宗教，罗布泊古代氏族墓葬四周立有七圈环列木桩，如同一轮红日光照天下，所呈现的是当时罗布人的太阳崇拜现象。在小河墓地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中，还表现有生殖崇拜。这些都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真实反映。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形成阶段。除了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外，这一阶段新疆地区还流行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公元前4世纪以前，源于古代波斯地区（今伊朗高原）的琐罗亚斯德教进入新疆地区，公元前1世纪，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于阗诸地，并很快扩散到天山南北各地，[40]于阗、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焉耆、高昌等地悉为佛教圣地，寺院林立，香火甚盛，以龟兹为例，“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侣近万人。[41]中原地区的道教于公元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地区，吐鲁番盆地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就发现有道教的内容。摩尼教、景教于6世纪相继传入新疆。
第三阶段是伊斯兰教与佛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演变阶段。唐末五代以后，在中亚等地诸族信众的影响下，伊斯兰教约在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传入天山南部的疏勒等地。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之后，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向信仰佛教的于阗地区发动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最终使于阗政权覆灭，迫使当地各族民众信仰了伊斯兰教。[42]至西辽统治时期，新疆地区的宗教形成了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宗教并存的格局。这种状况一直沿袭至元明时期。
第四阶段是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发展阶段。公元14世纪中叶，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由于他及其后代的强力推动，诸多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信仰了伊斯兰教，天山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居民相继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43]同时佛教、道教在新疆仍具有一定影响，天山北部大量的卫拉特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从公元18世纪开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地区。新疆多种宗教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
新疆地区历史上文化多样性及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既与其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密切相关，也是古代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重要体现。
三新疆历史研究中应阐明的几个基本观点
我国历朝对新疆地区的高度关注和统一管辖还体现在不绝如缕的历史记述中。从西汉司马迁《史记》开始，中国历朝正史都有对新疆地区极为丰富的文字著录，这不仅给后人清晰认识新疆地区历史提供了精确具体的珍贵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疆地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和重视新疆地区历史的研究阐释工作，国内学界先后编写了《新疆简史》（三册，1993年）、《西域通史》（1996年）、《新疆史纲》（2003年）等通史类著作，各种专门史成果不胜枚举，有力推动了新疆地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新疆地区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出于殖民分化肢解中国的政治图谋，长期蓄意对新疆地区历史研究进行渗透干预，致使新疆历史叙述体系长期以来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政治化状态。时至今日，西方话语仍对新疆历史叙述体系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新清史”“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此类著述采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法，有意回避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新疆各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否认新疆地区始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基本史实，过度强调新疆历史的“内亚性”区域属性和单一“民族性”特征，在历史叙述中刻意“去中国化”，这对新疆地区历史叙述体系的科学构建，以及新疆的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构成严重危害。英国著名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坏的历史并非无害的历史，它是危险的历史。敲在明显是无关痛痒的键盘上那些句子，却可能是死亡的判决。”[44]因此，科学研究和准确阐释新疆地区若干历史问题，不仅“关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关系中国的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45]更是学术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新疆历史的理论体系、史料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新疆历史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现实要求。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疆地区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新疆地区历史的研究阐释，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将新疆地区历史的叙事和阐释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进程中认识，放到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历史融合中认识；放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关中认识；要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观视野，准确认识和分析阐释新疆地区历史中的统一与割据、整体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辩证关系，正确揭示新疆地区与伟大祖国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新疆地区各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关系，以及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下，中央政权始终对新疆地区行使管辖权，是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疆域范围基本是19世纪中叶形成的，但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渐形成的，其中既包括汉族王朝疆域，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疆域。[46]自西汉王朝置设西域都护府，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中国历朝皆对之进行有效的管辖治理。虽然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并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与整合中，国家疆土既有统一时期又有割据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始终是发展方向和主流。无论是统一时代还是割据时期，新疆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联系和交流，皆从未中断过。中国历代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治理既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和不断深化的结果。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增强和升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统一局面进一步增强，祖国西北边疆日益巩固。
2.新疆各族民众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政治的“大一统”天下观，奠定了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深厚思想文化根基。崇尚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是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永恒追求，汉代西域都护府置设，西域各地民众“思汉威德，咸乐内属”[47]。天山南部的“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时西域的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地“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48]。之后不久，中原局势不稳，据守西域的西域都护班超奉命回朝，于阗王广德及民众闻之“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疏勒都尉黎弇竟拔刀自尽以示对汉朝的忠诚。元朝初期，蒙古西北藩王叛乱，元至元十二年（1275），兵围吐鲁番盆地，诱骗城中元朝属臣、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投附，遭到严词拒绝，后者曰：“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49]显示了畏兀儿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清朝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地区的失地，所到之地，都得到新疆广大维吾尔、蒙古和锡伯等各族民众的支持和配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各族民众纷纷倾囊捐款捐物，踊跃支援前线，体现了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历史证明，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西北疆域，为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重要贡献。
3.历史上的西域政权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
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史进程中，尤其是秦汉之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境内，除了代表正统地位的封建王朝外，某些时段，尤其是中原地区动荡割据时期，局部地区，包括边疆地区诸族都曾出现过一些区域性的地方王朝和政权组织，他们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50]无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还是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察合台汗国，明代叶尔羌汗国，从中华民族各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政权形态都是不同时期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存在的割据，与近现代的分裂有着不同的政治内涵。受中国古代国家建构观念“天下观”的影响，新疆地区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地方割据政权，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例如，宋代西域著名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作者的故乡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他们的“汗”也自称“桃花石汗”（意为“中国汗”），这是历史上新疆各族民众认同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典型例证。[51]再如，元末至明朝西域地区蒙古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各个汗国，清朝初期的蒙古准噶尔汗国都曾积极向中原进贡方物，自称臣属，并以得到朝廷赐封为荣。[52]值得提及的是，新疆地区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情况，但是，不论这些政权割据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其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统一始终是新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也是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的共同祈盼。
近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同其他地区一样，新疆也存在着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各族民众和封建主义、民族分裂势力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斗争，各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和斗争往往交织在一起，而各族民众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与民族分裂主义行为具有本质区别。要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反抗阶级压迫、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对于阻碍国家统一、煽动民族分裂的活动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和反对。
（二）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
1.新疆历来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53]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是中原各族及文化与边疆诸族及文化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部落、族群和民族的人群大量进入新疆地区繁衍生息，交往融汇。现时新疆地区共生活着56个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可以在新疆找到其活动生活的踪迹，他们或是历史上在新疆地区活动聚居的一些部族、民族的遗裔后代，或是不同历史时期新疆诸部族、民族交往融汇的结果，还有一些则是从祖国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推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2.新疆民族关系的演变，是中华各民族关系演变的一部分，团结凝聚、共同奋斗始终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
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朝历代对西域故土的认识，客观决定了历史上新疆地区部族、民族的迁徙、融合及其与外界联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东部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这些俱在中国众多史籍记载和天山南北各地古代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得到有力印证。汉代西域都护府置设，开启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进行有效管辖治理的历史进程，政治和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各族间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程度日益加深。汉朝远嫁公主到乌孙和亲，唐朝皇室多次将公主下嫁回鹘可汗为妻，其后代自称唐朝之外甥并引以为荣。唐开成五年（840）回鹘迁居西域后，其所建立的诸政权仍同中原宋朝维持着密切关系，北宋元丰四年（1081），向北宋进贡的喀喇汗王朝使臣在表文中称宋朝为“汉家阿舅”。同时期的高昌回鹘首领也在其表文里对宋朝自称“西州外甥”。《宋史·回鹘传》明确记载：“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正因为如此，宋代著名的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将那些居住在“桃花石”的回鹘人称为“塔特·桃花石”，“塔特”就是“回鹘”，“桃花石”就是“秦人”，元人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有“桃花石谓汉人也”[54]之说。有人将此径直译为“秦回鹘人”，可谓恰如其分。[55]
正是历史上新疆各族民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民众在新疆地区经过长期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民族关系，团结凝聚、共同奋进始终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这种以和谐为主导的民族关系，极大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疆各民族的中华向心力和归属感不断增强。
（三）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1.新疆地区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样文化并存地区，各族人民都为中华文化发展繁荣贡献了力量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根脉和魂魄，更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延续绵长、人心凝聚的强大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新疆地区各族文化始终在中华文化沃土中交流融汇、繁荣发展，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繁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疆地区古代各族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汉语、于阗塞语、佉卢文、焉耆语、龟兹语、疏勒语、回鹘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丰富性，来自西部的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来自东部的道教于此交相汇聚，促进了新疆各族文化的发展进步。龟兹人鸠摩罗什对佛经翻译的贡献，疏勒人慧琳的巨著《一切经音义》，以及宋代喀什噶尔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等，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魏晋时期、隋唐之际西域音乐舞蹈（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传入中原，经过交融重组，成为中原诸朝宫廷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元朝时期的畏兀儿人廉惠山海涯、沙剌班等曾直接参与了《宋史》《辽史》《金史》的编修工作。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等英雄史诗成为中华文明宝库的瑰宝。凡此种种皆科学诠释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史实，以及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显著特点和经久不衰的动力根源。
2.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在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培育并形成了崇仁爱、重民生、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以及崇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并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新疆地区一直都是中华文化交流交融、扩散传播的大舞台，新疆各族积极吸纳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养分，极大充实了新疆地区各族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以语言文字为例，从汉代新疆纳入祖国版图起，汉语就一直是官方通用语言之一，并始终伴随着中国历朝历代对新疆地区的统一管辖治理进程，中华文明光辉普照新疆地区，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的高昌（今吐鲁番）“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汉晋时期新疆地区出现的多种双体钱币（汉龟二体钱），印证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制度和经济文化对这里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的浸润影响。即便是当地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龟兹语、于阗语、回鹘语）中，也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词汇。宋代典籍《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当时回鹘人官方文牍都使用汉文。[56]元初出行西域的中原道士丘处机曾记录当地各族自言“桃花石（中原汉人）诸事皆巧”，清楚表明了当地各族对中原地区文化的仰慕和吸收情况。中原文化对西域各族文化的巨大影响，既推动了新疆各族文化的发展，也极大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思想文化内涵。
事实证明，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地区之前，新疆各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57]
（四）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1.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区域，如前所述，历史上新疆地区各族民众曾信奉过原始宗教、祆教、佛教、摩尼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残存至今的吐鲁番盆地吐峪沟遗址就是一个多教并蓄的“活化石”。新疆这种状况与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史实相吻合。尽管新疆地区不同时期某些宗教的地位发生过变化，但是，从未出现过一教独存局面，一教或者两教为主、多教并存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交融共存一直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先民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用以及宗教上层间的教派斗争，进入新疆地区的各种宗教也发生过多次战争或冲突，10世纪末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曾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武力手段迫使于阗等地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14～15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子孙都用武力方式推进伊斯兰教在新疆东部地区的传播，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并给各族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但是，在新疆漫长的宗教历史上这些都是支流，各种宗教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和平包容才是主流。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中不仅有佛教、道教内容，也有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内容。直到元初，前往西域地区的丘处机曾在别失八里见到儒、道、佛、景教等宗教共处一地的情景。[58]
2.新疆地区各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兰教
人类历史发展揭示，任何外来宗教的传入、生存和发展，皆必须与所属社会相适应，都曾经历一个本土化、与所在地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各种外来宗教的传入、落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后，新疆一些部族、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本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包括一些中原地区的文化元素，一些原有的宗教观念、仪式、风俗习惯经演化得以存续，并相互影响。例如：伊斯兰教原本反对朝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与物，但是，维吾尔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朝拜，在麻扎上立高杆、挂旗幡、悬羊皮等现象，这是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一种遗留。[59]新疆地区诸多始建于清朝年间的清真寺，在修建过程中采用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梁柱式结构，在寺院屋顶、瓦当，以及屋脊、照壁、砖雕或壁画上的图案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以后沿着中国化方向发展，经过长期与新疆各民族传统信仰和文化融合，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60]这种历史现象既体现了宗教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也是包括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在内的中国各种宗教优良传统和经验的总结。
（五）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濒临灭亡的边缘，到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重大历史事件。[61]这一巨大社会变化应是包括边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几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近代以来，新疆地区面临周边诸列强环伺的恶劣环境，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在抵御外侮、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不断得到提升。共同体理念的建立为近代新疆各民族建设、保卫祖国西北边疆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1.新疆各民族在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过程中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近代以后，新疆各族民众不畏强权，奋起抗争，为祖国西北边疆的稳定安全和进步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从19世纪60年代新疆各族民众反对中亚阿古柏、沙俄入侵新疆的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各族人民踊跃为抗战捐献物品、支援前线，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一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情怀。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民众自觉担负起捐款捐物、运输粮草、支援前方抗敌的重担，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于阗一位穷困的维吾尔族老人将亲生儿子送往前线，且嘱道：“倘其子不忠实抗战，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如无该子，宁死不见子面。”[62]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正如当时一篇文章中写道：“深切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因之他们都以迫切的心情和坚定的意志卷入解放祖国的洪流中。”[63]抵御外敌的实践让各族民众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力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作用。
2.在反对分裂和增进各民族团结过程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代以后，西方列强意识形态和文化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影响，尤其是“双泛”思潮的输入，严重影响到新疆地区的政局稳定和文化安全。民国时期，由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和别有用心的干预，新疆地区曾出现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等分裂政权，严重影响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些情况引起新疆社会各族民众的极大警觉，唤起人们对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辛亥革命爆发后，伊犁革命党人提出“五族共和”“振兴中华”的主张深得人心，该地当时出现数种文字出版的提倡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的《白话报》，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各族民众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民国时期，面对国内军阀混战的政局，1928年，新疆回部八大王公上书建言，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建言上策，恳请各族各界“化除私见，共济大同，内谋建设，外图抵御，戮力同心，共商国政”[64]，以此强调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新疆各族民众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一直是近代新疆历史的主流，各族民众在反对分裂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表达了新疆各族民众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共同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强烈愿望。
3.中国共产党人在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以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宗旨，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诉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主心骨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关注新疆各族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伴随着党的力量壮大，一直以各种形式影响、引导、推动新疆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六大中，曾对新疆问题作出决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之后中共应新疆地方当局的邀请，派遣干部来疆帮助工作。这些入疆的共产党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工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心一意为新疆各族民众做好事，不仅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光添彩，更是用先进的民族平等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理念深刻影响了当时新疆各族民众，凝聚人心，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将中华一体的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到新疆各族民众中，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建设，也为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新疆历史更是进入一个发展进步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中国7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推动新疆各民族更加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与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注释：
[1]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60页。
[2]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见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9页。
[3]《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72、3930页。
[4]《汉书》卷七○《郑吉传》，第3006页。
[5]《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910页。
[6]霍韬：《哈密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六。
[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页。《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记录了班勇一段话：“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第1588页）另参见《资治通鉴·东汉安帝》延光二年事。
[8]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年，第649页。
[9]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麟等整理：《新疆图志》建置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0]常建：《塞下曲四首》，《常建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288页。
[11]例如在东汉尼雅遗址中曾出土了“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
[12]《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13]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37页。
[14]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9～101页。
[15]“秦人”即后来的汉人，文献中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至《汉书·李广利传》则改为“汉人”。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17]孟凡人：《略论新疆汉唐时期民族文化的共性和现实意义》，见著者：《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18]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
[19]《汉书》卷七○《郑吉传》，第3006页。
[20]有文献记载，汉朝曾授予西域“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参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28页。
[21]徐坚：《初学记》卷八陇右道车师国田地县注引，中华书局，1962年，第181页。
[2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伊州》，中华书局，2005年，第1029页；《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816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2013年，第6257页。
[23]《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第1643～1645页。
[24]《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中华书局，2013年，第20页。
[25]《宋史》卷四九○《于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08页。
[26]《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45页。
[27]《明太宗实录》卷三二，永乐二年六月甲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573页。
[28]马大正：《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3页。
[29]《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73页。
[30]《唐六典》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223页。
[31]《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1569页。
[32]参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3]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第29～33页。
[34]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35]张海峰：《唐代“沙堆烽”考古最新收获：99%的出土文书为汉文》，《新疆日报》2021年12月30日第3版。
[36]《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16～3917页。
[37]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38]《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载〔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249页。
[3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2016年6月）。
[40]陈世良：《西域佛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41]《晋书》卷九七《龟兹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3页。
[42]参见《宋史》卷四九○《于阗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07～14109页。
[43]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9～165页。MirzaHaydarDughlatʼs Tarikh-i-Rashidi，AHistoryofKhansofMoghulistan，PersianTexteditedbyW.M.Thackston，PublishedatHarxardUniv.，1996，pp.10-15.
[4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1页。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第25页。
[46]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4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30页。
[4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4页。
[49]〔元〕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中华文史丛书之五，台北：华文书局，1968～69年，第1444页。
[50]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51]“这就是说，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认是中国的国王，他们的王朝是中国的王朝，他们王朝统治的地域也是中国的领域，这种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亚地区人们（甚至包括中东地区的阿巴斯王朝）的普遍认识。”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52]参见拙文：《关于元明时期西域历史的几个问题》，《西部蒙古论坛》2020年第2期，第3～14页。
[53]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54]〔元〕李志常著；党宝海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
[55]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29～42页。
[56]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RobertDankoftJemeskelly：ComperdiumofTheTurkicDialects，VolⅠ.HarwardUniversitypress，1984，p.82.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第16页。
[58]〔元〕李志常著；党宝海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59] 马品彦，祖力亚提·司马义：《交融共存是新疆地区宗教关系的主流》，《求是》2018年第20期。见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10/15/c_1123554547.htm
[6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第23页。
[61]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氏著：《七十后治史丛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编：《不能忘却的记忆档案中的故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56页。
[63]《抗战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新疆日报》1942年5月5日。
[6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编：《不能忘却的记忆档案中的故事》，第30～31页。
（作者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伊犁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