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角度揭示了游牧的内涵，阐述了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牧业的基本形式。作者认为，游牧是有别于食物获取经济（狩猎、捕鱼和采集诸形式）和其他食物生产经济（刀耕火种、游动的园艺种植和犁耕农业等）的一种独特的食物生产经济形式。对牧业的分类，不仅是理论工作使然，还是基于数世纪以来牧民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标准，对我们了解牧业的多样性，把握牧业经济诸多形式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游牧
术语是我们应当同意、不予争议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个规矩实际上往往得不到遵守。在这方面，游牧民（nomads）这个词也不例外。游牧民一词，对于不同学者有着不同含义，但长期以来主要用于表达两种基本趋势。有些学者将游牧民定义为所有过着流动生活的人，而不论其生活的经济特性；另一些学者则将游牧民描述为粗放、流动的牧民，他们或者与农业毫无关系，或者将农业作为一种次要或辅助的生产活动，参与程度有限。
游牧民的第一个概念曾广泛流行，现已逐渐被淘汰，但仍时有所见。[2]我认为，游移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是一回事，流动的牧民又是一回事，二者几无共性，难以用一个词归纳他们。前者获取食物，后者生产食物，二者经济基础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流动的原因和特点都不同。克罗伯在对比“牧民游牧”[3]和“原始游牧”的时候，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4]同样，游牧民这个词对于其他流动群体是不适用的，不管是吉普赛那样天生流浪的族裔群体、东南亚“海上游牧民”、游动的园艺种植者，还是当今工业社会中特定的工人群体（所谓的工业游民）。
因此，“游移”一词对于居无定所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包括半游移、半定居等情况）、“游牧”一词对流动的粗放型牧民都是最贴切的表达。近来，很多学者都持类似观点。[5]
当然，把所有移动放牧者称为游牧民，不免失之于宽泛，也欠准确，因为流动牧业有多种不同形式。显然，将牧民游牧定义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依据的应该是那些经济特性的总和，就是在这些经济特性上，牧民游牧与其他性质、形式甚至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
我认为，界定游牧业经济本质的最重要特点是：1.牧业是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2.与保持畜群终年无舍棚地自由放牧相关的粗放性特点；3.按牧业经济需求，在特定放牧区域内或这些区域之间周期性[6]地移动（与迁徙相对）；4.所有或大多数人参与流动放牧(相对于仅有少数人参与的由专职牧倌在远处草场放牧的牧业迁徙)；5.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相对于今之资本家牧场或乳品业）。第5点现在不再适用于或者说仅仅部分地适用于已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某些游牧民群体，却是昔日游牧业最具特色之处，尽管当时牧民游牧在经济上还不能自给自足。畜产品当时并非专为图利，虽然畜产品常常大多用于交易。
以上就是游牧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方面，这些特征凸显了游牧作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种独特形式的特性，使之与其他种类、形式的经济活动有所区别，并反映了自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这些特征也令我们可以在其他能出现差异的次级特征之上，将经济活动的相似类型及子类型（在牧民游牧业这个给定的实例中）汇集在一个标题之下，并将其系统化。最后，与这些特征或多或少相关联的，是游牧业的基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指标，甚至包括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如此，从经济角度可以将牧民游牧定义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独特形式，这种经济以粗放的流动牧业为主要活动，并且大多数人都要参与周期性的牧业迁徙。也许可以加上一条，即牧民游牧和经济的其他主要形式一样，与技术发展的某个特定水平有关，这一水平代表了新石器与工业化这两次革命（包括其后果）之间的时代特征。
根据所建议的定义，游牧是有别于其他食物获取经济（例如，不同形式的狩猎、捕鱼和采集）和其他食物生产经济（例如，不同形式的刀耕火种、移动园艺种植和犁耕农业等）的一种单一形式的食物生产经济。当然，还得承认，游牧从经济上难以完全脱离其他食物生产经济，相反，一系列过渡形式将它与其他食物生产经济相联系，牧业在这些过渡形式基础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对这些（过渡）形式的分野并不总是恰当，[7]这有时导致对游牧的曲解。因此，尽管“牧民”与“牧业”这两个词被广为使用，它们本身却很不准确，也不具体。
二、牧业的基本形式
目前，关于牧业的不同形式尚无普遍接受的分类法。此外，某些人类学家有时甚至怀疑进行分类的必要性和益处，[8]这里，他们显然采纳了利奇（Leach）的原则（1961：3），该原则认为，所有那些发明类型学和分类法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文化人类学捕蝶者”[9]。为了证明其观点，这些人类学家往往会指出，在特定社会的经济框架中存在着个体与群体的变型。
这种怀疑，尽管常常基于田野调查，但没有足够说服力，因为牧业基本形式的分类，是从整体上对特定社会经济的检视，并且很自然地聚焦于这个经济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趋势。例如，在许多以半游牧或混合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甚至在某些农业社会中，一些家庭和群体根本不务农，而全力从事牧业，由此而推断这些社会可称为游牧社会，就会出错。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同一社会内职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问题，而在一个真正的游牧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劳动分工是预设的。
诚然，从20世纪初开始，地理学家，尤其是来自法国的地理学家，在牧业经济的分类上确实做了相当多的工作，[10]但当时他们的研究课题中并没有明显的对于分类法的偏见。“分类法是地理教学的基础”[11]。不过，这些地理学家提出的许多分类法具有区域性。另外，这些分类法反映的是其提出者自身研究领域的原则和关注所在，因而，并不总是、也并非在每个细节上被人类学家所接受。
为分类而分类自然毫无意义。当然，也没有哪一种人类学分类法能适应具体案例的所有多样性和每一种地方性的和临时的特殊性，因而它本来就不应该太严格或绝对化。不过，当分类本身不是结果，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所考察现象的本质及其成因时，它还是有用的。没有分类法和类型学，很多归纳是无法完成的，而没有归纳，人类学理论以及其中有关游牧业的一般理论也不可能出现。
不同学者对牧业经济的分类所采用的标准均有所不同，均从区域和全球的层面进行了分类：地理分布，畜种构成，牧业迁徙的距离、方向、周期，居住特征，定居化程度、性质，农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作用等等。[12]单就所有这些情况作一学术史回顾，就会占去本书至少一章的篇幅。
原则上，不能把这些分类法的大多数看作是对还是错，问题的关键是它们如何满足具体研究中具体目标的需要。为了回避一个可能的指责即“分类法的制定者从来不解释他们为何选择某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13]，我提前申明，根据本书的主题，我所提出的分类法的基础是：牧业在传统社会食物生产经济总体平衡中的特殊意义在逐渐减弱。[14]
我对一个经济体系中牧业和农业比例的重视，甚于其流动程度，这是因为除了流动牧业，还有流动形式的农业，它们包括刀耕火种类型以及以耕作工具的使用和休耕轮作及农业三田制为基础的形式。后一种流动农业类型直到19世纪还存在于东斯拉夫民族中。[15]
牧民游牧业的具体形式不胜枚举，兹举其基本形式如下。
严格意义上的游牧业最纯粹的表现特征是没有农业，甚至起辅助作用的都没有。尽管仍存有相左的意见，有关纯粹游牧民的记载仅见于草原游牧的某些地区（欧亚大陆北部、内亚高原、欧亚草原、阿拉伯、撒哈拉），即使在这些地区，游牧一般也与其他形式的牧业并存。半游牧的牧业在全世界的分布相对更广些。
半游牧的牧业以粗放型牧业以及整年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内周期性地转换牧场为特征；不过虽然牧业占主导地位，尚有农业发挥着次要和辅助作用。但在欧亚大陆北部，半游牧的牧业是与其他种类的经济活动相关的。
即使半游牧牧民对农业的参与有限，其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畜种构成、牧业迁徙路线以及迁徙的季节分布等方面。[16]
半游牧业有多种不同变型，实际上所有形式均见诸于世间各地区。看来最重要的两种变型是：1.当特定社会（或子社会）中的同一群体兼营农业和牧业时；2.当在特定社会（或子社会）结构中除了以农业为主的群体外，还存在以牧业为主甚至专事牧业的群体时。
几乎在半游牧牧民居住的所有地区都可见到这两种变型。[17]
在埃及的利比亚沙漠，贾瓦比（Jawabis)部落全体都参与农业与牧业，还从事货物运输。但在同一沙漠，其他部落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另一部分人则完全过着游牧生活。不过，这两部分人都属于以一个酋长为首的统一体。[18]福井胜义[19]在研究了坦桑尼亚北部伊拉库尔族（Iraqw)之后，特别将“农牧经济”列为一种特殊形式，与混合农耕经济不同，“农牧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两种因素是彼此独立的。显然，这是半游牧业第二种变型的具体例证。在东非可观察到类似的情景，例如在帕阔特人(Pokot)中，不同之处是半游牧业的两种变型在他们之中均有所体现。[20]
半游牧业第一种变型的一个类型是，男子随家畜迁移活动，女子则留在一处务农。此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东非诸如杰人（Jie）与卡里莫均（Karimojong）人中，并体现在杰人的谚语上：“谷物乃妇人之家畜。”[21]还有，在索马里的某些群体中，男子从事牧业，女子务农。[22]从某种程度上说，富拉尼人（Fulani）[23]和泰达人（Teda）[24]以及撒哈拉牧民中的其他群体[25]情况也如此。
从经济角度看，全游牧和半游牧的牧业密切相关且往往互相依存，形成了许多取决于地方特殊性、具体历史情况以及生态条件的过渡状态。例如，在游牧业与半游牧业（农业在其中是次要但常态的工作）之间，存在着一些过渡形式。在这些过渡形式中，务农并非常态，也并非年年必须从事。这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部、摩洛哥南部、毛里塔尼和撒哈拉的贝扎人（Beja）中均有记载。[26]
在某些情况下，半游牧业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体系，并以几乎不变的方式运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以是游牧与某种混合经济之间的过渡阶段；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是从混合经济向游牧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欧亚草原上传统上且至今被称为游牧民的诸族中，例如斯基泰、匈奴、哈扎尔、金帐汗国的塔塔尔、特别是克里米亚塔塔尔还有土库曼及其他许多游牧民，都存在半游牧、有时十分稳定的群体。[27]在富拉尼人[28]和俾路支(Baluch)人[29]中，半游牧经济的转变可能是双向的，但在藏族人中，半游牧业只能发展成纯游牧的形式。[30]
然而，即使在半游牧牧民中，农业仅仅是经济的一种辅助形式。根据卡德尔的定义，[31]“生存的辅助形式”一般来说不能完全满足相应的需求。所以，从经济角度而言，半游牧的牧业也依赖于外部世界。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欧亚草原、近东和远东，从半游牧业中分离出半定居牧业，也许是一种额外的权益之计。毋庸陷入到分类的细微差异（在尝试提出一种总体分类时，这些差异毫无意义）之中，可以这样说，半定居牧业或多或少相当于福德所称的“有家畜的定居耕种者”[32]，甚或相当于有时所称的“混合农业”[33]。
半定居牧业与半游牧业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农业在半定居牧业的整体经济平衡中占主导地位。半定居牧业还意味着存在季节性的迁徙，并且在特定社会中牧业群体基本上和家庭是不相干的。但这些迁徙相较同一环境中的半游牧民的迁徙，在时间和距离上似乎要短些。另外，半定居牧民常常参与有限程度的饲料储备作业。
所以，住在农村的大多数卡拉卡尔帕克（Karakalpaks)人夏季常常迁到草场，住进毡房，这些草场一般离农村很近，只有几百米之遥。[34]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定居的吉尔吉斯人三个多月或三个半月多才会迁徙，而且，不是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迁徙，有些人终年定居，从事农业。[35]
牧民畜牧业或远距离牧场畜牧业的情形是，大多数人过定居生活并且以务农为主，家畜或更多情况是一部分家畜一年到头都在牧场上，有时离定居点很远，并由专门指定的牧人照看。每年有一段时间，牛往往是在备有饲料的栏、舍中圈养。在德国传统中，牧业的这种形式有时被称为“部分游牧”。[36]
远距离牧场畜牧业的具体特点，不仅仅在于人们不必再举部跟随家畜。的确，在一些游牧民和半游牧牧民中，事实上家畜和大多数人是按不同的路线迁移的。[37]最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牧业使得以此为生的大多数人都能过上持续的定居生活。
在存在牧民畜牧业的社会中，农业通常或多或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这些社会中牧业依旧是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支，有时如此重要以至经济几乎是一种混合经济。
自古牧民畜牧业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阿拉伯、北非和中东。在不很遥远的过去，许多乌兹别克人群体在春夏两季把羊群赶到牧场，冬季又把羊群圈在他们冬营地附近的围栏中。在某些家庭中，放牧技能是世代相传的。[38]哈桑·伊本·萨比特（HassanibnThabit），一位出生于麦地那地区某个定居部落的穆罕默德之赞颂者，是第一个无视古代阿拉伯诗歌传统的赞颂者，他没有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讲述自己部落的生活，其中就存在明显类似于牧民畜牧业的牧业。
我们的部落占据着群山环绕、乱石丛生之地，非凡的人们在此建屋生息。
棕榈树在此生长，砂石地上凿挖的沟渠蜿蜒其间，还有一道坚强壁垒……
来到这片多石之地，你会看到圈栏中供人乘骑的牲畜，还有一群自由放牧的家畜。[39]
19世纪内志（Najd)的一位编年史家伊本·比希尔（IbnBishr）留下了关于阿拉伯海岸第一瓦哈比国时期牧民畜牧业的记载：
春天，苏德里（Sudair）的居民把他们的骆驼、纯种马和（普通）马留在牧场上，并雇一个人，这个人给牲畜饮水，走访畜主，再返回到被放在同一处的牲畜旁。他查看牲畜是否拴好，然后才离去。[40]
在伊朗的村子里，有些特殊的放牧人群，他们每年要花三到四个月在荒漠草原地带照料牲畜。[41]
牧业的特殊意义一般在牧民畜牧业的独特山地变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变型在苏联人类学中常被称作夏季高原牧业（Yaylagpastoralism）（源自突厥语yaylag一词，意为夏季高原牧场）。
夏季高原牧业使人们能在特定生态区域内从事农业，而把其他地方在它们最富生产力的时候当做季节性牧场。[42]牲畜在每年的一部分时间待在高原牧场，其余时间则被赶到较低的地方。
在西方人类学中，夏季高原牧业大致相当于季节性迁徙这个概念。可以参见，比如，克拉德尔（Krader）提出的定义。[43]然而，正如约翰逊所指出，[44]许多学者常把季节性迁徙混同于游牧与半游牧业的垂直变型，他们这么做，一方面忽视了该词源于西班牙语，最早是用于描述比利牛斯、阿尔卑斯以及欧洲其他山区牧业的特定形式，[45]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牲畜的垂直移动本身并不表示它是牧业经济的一种形式，而仅仅是牧业经济的一些个别特征。[46]
有时这个词甚至宽泛有余而欠恰当地被用来描述牧业不同形式中所有类型的季节性迁徙，尤其是那些不纯粹是游牧的迁徙，或用之于描述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季节性利用。[47]
夏季高原牧业有不同变型，虽然大部分与牧人畜牧业相似，其中的一些与半游牧的牧业接近。[48]
然而，在欧亚草原、中东和北非，夏季高原牧业常常与半游牧和游牧业并存。[49]
定居畜牧业在原始和传统社会中一般来说并非经济的基本形式。它仅仅是农业的补充，并且与牧业及家畜饲养业的其他形式一样，存在不同变型。这些变型中的一种是家庭畜舍畜牧业（household-stableanimalhusbandry）。家畜饲养业的这一形式依赖于气候条件、时节、经济的专业化、技术水平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其特点是，一年中的部分时间牲畜是在毗邻定居点的牧场放养（牲畜一般每天都返回定居点），其他时间则在畜舍、圈栏里酌情喂养。
如果牧业的这一变型进一步细分为多个不同变型，则贮存饲料在牲畜饲养方面的具体作用，堪为细分的主要标准。因此，在一个层面上，这些变型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在另一个层面上，则为半集约型的，甚或主要是集约型的。
而定居畜牧业的另一个变型是自由放牧的定居家庭畜牧业或家畜饲养业。这是牧业最原始的形式之一，在这种牧业形式中，不存在把饲料和牲畜置于圈栏或畜舍中的情况，即使有，也很有限。
虽然自由放牧的定居家庭畜牧业从起源上看差不多是牧业最古老的形式，但它却能与其他更成熟的形式一起在农业社会中存续到相当晚近的时期。例如，在俄罗斯，定居家庭畜牧业甚至持续到14、15和16世纪。[50]这一形式的特点是，牲畜数量少，照看牲畜花费的时间也少。
总之，我必须指出，我提出的分类法并非仅是理论工作的成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依据的是牧人自身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和标准。16世纪末的布哈拉文献资料曾记载农村、冬营地和草原居民之间的区别，也即定居农民、半游牧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区别。[51]阿拉伯人就对纯游牧的牧驼人、有时半游牧的牧羊人、半定居的牧民和农民加以区别。[52]
以上探讨的牧业诸形式也是不同的经济适应方法，它们归根结底还是由极其多样化的因素的总和所决定的。同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形式在具体运作的社会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们仅意味着一个可转型的易变经济的各种指标。它们可以在同一地域上彼此接替，这种接替并非总是按相同的顺序发生。不过，在游牧和定居之间的对立中（牧业经济诸多形式的本质及其变化常常即根据这一对立而定义），涉及的农业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在它们的不同特性和特征中，游牧业以及（更为明显的）粗放牧业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在本书中，没有篇幅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们的所有特征和特性。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以它们为标准来建立以游牧业的地理分布为基础的类型学。
注释：
[1]本文节译自苏联阿纳托利·M.哈札诺夫《游牧民与外部世界》（NomadsandtheOutsideWorld，translatedbyJuliaCrookenden，secondedition，English：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4，lix+442pp.）第一章第一、二节。经作者授权，译为中文。
[2]例如，德普拉豪（dePlanhol)：《干旱地区小规模的工业和工艺》（见《干旱之地》，1966年，第277页）将澳大利亚土著称为游牧民；李（Lee）和德沃雷（DeVore)：《狩猎者和采集者研究中的问题》（见李和德沃雷编：《狩猎的男人》，芝加哥：欧尔丁出版公司，1968年，第11~12页）将所有的狩猎者和采集者通称为游牧民；阿韦尔斯基耶娃（Averkieva，Iu.P.)：《18~19世纪美国印第安游牧社会》（莫斯科，1970年，第3页及下页）将这个词汇用于表示野牛骑射者。此外，参阅默多克和威尔森（Murdock，GeorgeP.andWilson，SusanF)：《定居模式和社会团体组织：跨文化符号3》，《民族学》1972年第11卷第3期，第256～257页；西蒙森(Simonsen，Povl)：《北斯堪的纳维亚从食物采集到牧业的过渡及其对定居模式的影响》，见尤斯科（PeterJ.Ucko），鲁思·特林哈姆（RuthTringham），丁布尔比（G.W.Dimbleby）编：《人类、定居与都市化》，伦敦：达克沃斯，1972年，第190页。
[3]下文中与pastoralnomadic对应的pastoralnomadism一词的翻译，将根据上下文语境，译为“草原游牧”“游牧”或“游牧业”，主要指草原牧民的游牧或游牧经济——译者按。
[4]克罗伯（Kroeber，A.L.）：《亚洲文化团体》，载《西南人类学杂志》1947年第3卷第4期，第322~330页。
[5]例如，福德（Forde，C.Daryll)：《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伦敦，1963年，第33~34、406页；冯·威斯曼（VonWissman）和冯·库斯茂尔（VonKussmaul)：《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版），莱顿，1959年，第874页；克拉德尔（Karder，Lawrence）：《干旱地带之社会生活》，见《干旱之地》，第408~409页；斯普纳（Spooner，Brain)：《游牧民之文化生态学》，《人类学中的艾迪生—魏斯里模式》，1973年，第45期，第3页；哈札诺夫(Kazanov，A.M.)：《斯基泰人之奴隶制特征——古代经典作品中劳动剥削形式和社会关系》，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研究》，1975年，第84期，第5～6页；安德里亚诺夫（Andrianov，B.V.)：《世界非定居人口及其制图尝试》，见《民族地理和制图问题》，莫斯科，1978年，第120页。
[6]区分有规律的迁徙（例如，欧亚草原游牧民迁到季节性草场）和无规律的迁徙（例如，撒哈拉游牧民的迁徙）是必要的，但在牧民游牧中，迁移活动是难免的。
[7]例如，克罗伯：《亚洲文化团体》，第323页；马尔科夫（Markov，G.E.）：《亚洲游牧民》，见《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09页；马克斯（Marx，Emmanuel）：《部落作为生存的一个单元：近东游牧业》，《美国人类学》1977年第97卷第2期，第344~345页。
[8]例如，内维尔（Dyson-Hudson，Neville）：《游牧民研究》，载《亚非研究杂志》1972年第7卷第1～2期，第8页；雷达(Dyson-Hudson，Rada）：《牧业：自我形象及行为现实》，载《亚非研究杂志》1972年第7卷第1～2期，第31、47页。
[9]不过，请参见巴斯（Barth），1966：22.
[10]例如，伯纳德(Bernard，Augustin)和拉克鲁瓦（N.Lacroix)，1906；德普瓦(Despois，Jean）：《北非》，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217~325页；卡波·雷伊（Capot-Rey)：《法属撒哈拉》，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251~252页。
[11]Clarke，1959：95.
[12]除上文所引论著，还有阿伯斯(Arbos，Pilippe）：《牧业生活地理：以欧洲人为例》，《地理学评论》1923年第8卷第4期，第229~261页；帕塔(Patai，Raphael）：《游牧：中东和中亚》，载《西南人类学杂志》1951年第7卷第4期，第322～330、第401~414页；培根（Bacon，Elizabeth）：《中亚和西南亚草原游牧的类型》，载《西南人类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第55页；巴斯(Barth，Fredrik）：《西南亚山区和高原地带的游牧》（见《干旱地带问题》，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2年，第342～343页）、《作为土地试用方式的游牧业》（见《干旱地带问题》，第358页）；雅各布斯（Jacobs，AllanH.)：《非洲牧民：若干结论》，《人类学季刊》1965年第38卷第3期，第145~149页；怀特（Whyte，R.O.）：《干旱及半干旱土地的利用》，见《干旱之地》，第301～361页；保哈(Poucha，Pavel）：《古代中亚的农耕民与游牧民》，见《从历史来看农耕民与牧场主的关系》，柏林：科学出版社，1968年，第121～122页；拉特延斯（Rathjens，Carl）：《地理基础和游牧业的传播》，见《游牧作为一个发展问题》，1969年，第20～28页；约翰逊（Johnson，DouglasL）：《游牧的本质：西南亚和北非牧业迁徙的比较研究》，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系研究论文，1969年，第118期；鲁登科(Rudenko，S.I.）：《游牧研究》，见《畜牧业与牧人文化》，1969年，第15~26页；默多克和威尔森：《定居模式和社会团体组织：跨文化符号3》，《民族学》，第256～257页；巴克斯特(Baxter，P.T.W.)：《定居化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见《热带非洲牧业》，1975年，第207页；哈札诺夫：《斯基泰人之奴隶制特征——古代经典作品中劳动剥削形式和社会关系》，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研究》，第5～8页；哈札诺夫：《欧亚草原游牧团体的特征》，见《游牧抉择》，1978年，第119～126页；西马科夫(Simakov，G.N.)：《构建吉尔吉斯牧业经济类型的尝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苏联民族学》，1978年，第14～27页；安德里亚诺夫：《世界非定居人口及其制图尝试》，见《民族地理和制图问题》，第123页。
[13]Leach，1961：3.
[14]奇怪的是，一些对此标准的适用性表示怀疑的学者，在实际中也相当普遍地使用这一标准，虽然不是一贯如此。例如，约翰逊：《游牧的本质：西南亚和北非牧业迁徙的比较研究》，第118期，第17、94、97、106、148、164、170、174、175页。
[15]Shennikov，1971.
[16]例如，哈札诺夫《斯基泰人之奴隶制特征——古代经典作品中劳动剥削形式和社会关系》（第11页及下页)关于欧亚草原半游牧牧民；道蒂(Doughty，Charles，M.)《阿拉伯沙漠之旅》（第1～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888年，第1编，第234页）、佩尔希茨(Pershits，AbrahamI.)《贡奉关系》（见李西顿（S.LeeSeaton）和亨利（Henri，J.M.Claessen）编《政治人类学：艺术之国》，海牙：莫顿出版社，1961年，第37~39页)关于阿拉伯半游牧牧民；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徒》（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1949年，第35页）、克拉克(Clarke，J.I.)（Cunnison，Ian）《巴卡拉阿拉伯人》（《苏丹游牧部落的权利和世袭》，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1966年，第22页）关于胡莫尔巴卡拉人(theHumrBaggara)；巴斯《俾路支省东北的竞争与共生》（《民间》，1964年，第6卷，第1期，第15～22页）、斯威德勒（Swidler，Nina）《中东调节游牧民与定居互动的适应过程》（《沙漠与播种》，1973年，第33～37页）、斯普纳（Spooner，Brain)《俾路支省的游牧业》（《南亚之牧民与游牧民》，1975年，第176页）关于俾路支省；费尔南德（Ferdinand，Klaus）《阿富汗的游牧业——附奶产品目录》（《畜牧业与牧人文化》，1969年，第143页）、《阿富汗东部游牧业——论游牧民的适应能力》（《游牧作为发展问题》，第108页及下页）关于阿富汗半游牧牧民；库斯茂尔(Kussmaul，Friedrich)《西藏文化历史的地理学方面》（《赫尔曼·冯·威斯曼纪念文集》，图宾根，1962年，第223页）关于半游牧的藏族。
[17]例如，奥拉佐夫(Orazov，A.）《19世纪末20初阿克哈勒（Akhal）的牧业类型》（《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民族经济文化传统》，莫斯科：科学院，1975年，第215~216页）关于阿克哈勒的土库曼；卡波·雷伊《法属撒哈拉》（第220页）关于撒哈拉的半游牧牧民；埃文斯·普里查德《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徒》（第35页）关于昔兰尼加的半游牧牧民；法策尔（Fazel，G.Reza)《伊朗游牧社会概述》（《干旱与播种》，1973年，第131页）关于伊朗西南的博雅尔阿合迈德（theBoyrAhmad）；费尔南德《阿富汗的游牧业——附奶产品目录》（《畜牧业与牧人文化》，第147页）关于阿富汗的半游牧牧民；巴斯《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族群生态关系》（《美国人类学》，1956年，第58卷，第6期，第1082页)关于科希斯坦人（theKohistanis）。
[18]Awad，1962：334.
[19]福井胜义（Fukui，Katsuyoshi）：《哈南山地区人的迁徙与定居——关于农牧业部落的生态考察》，载梅棹忠夫（Umesao，Tadao)编：《京东大学非洲研究》，卷5，第101～124页。
[20]施奈德(Schneider，HaroldH.）：《牛在东非和帕阔特人生存中的角色》（《美国人类学》，1957年，第59卷，第2期，第279页）及其《东非土著社会的经济》［见梅尔威勒（MeilvilleJ.Herskovits）和米切尔（MitchellHarwitz）、埃文斯通（Evanston，II.）编《非洲经济的过渡》，西北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70页］；波特(Porter，Philip)：《环境的潜力和经济机遇——文化适应的背景》，《美国人类学》，1965年，第2期，第409～420页；科南特（Conant，Frank）：《帕阔特人祭祀行为的外部一致性》，《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1966年，第251卷，第772期，第505～507页。
[21]古利费（Gulliver，P.H.)：《家庭牧群：关于东非两个牧业部落的研究——杰人和图尔卡纳人》，伦敦：路特雷奇—基甘保罗出版社，1955年，第61页；内维尔，雷达：《乌干达维持生计的放牧业》，《科学美国人》，1969年，第220卷，第2期，第79页。
[22]刘易斯（Lewis，I.M.)：《非洲好望角人民》，《索马里、阿法尔和索豁》（非洲民族学调查，东北非，第一部分），伦敦：国际非洲研究所，1955年，第88页。
[23]斯腾宁（Stenning，DerrickJ.）：《关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西博努省富拉尼牧人分支沃达比人的研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7页。
[24]约翰逊：《游牧的本质：西南亚和北非牧业迁徙的比较研究》，第151~152页。
[25]卡波·雷伊：《法属撒哈拉》，第220页。
[26]保罗：《苏丹贝扎部落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13页。卡波·雷伊：《法属撒哈拉》（第220页）及《撒哈拉游牧业现状》（见《干旱地带问题》，第302页）；尼古莱森(Nicolaisen，Johannes)：《图阿雷格牧人的生态和文化：以阿哈加尔和艾尔的图阿雷格牧人为主（国家博物馆作品，民族学系列，9）》，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1963年，第184页。
[27]鲁登科：《游牧研究》，见《畜牧业与牧人文化》，第17页；哈札诺夫：《斯基泰人之奴隶制特征——古代经典作品中劳动剥削形式和社会关系》，第11~12页。
[28]斯腾宁：《富拉尼牧人》，见詹姆斯（JamesL）、吉布斯（Gibbs，Jr）编《非洲人民》，纽约：豁尔特，莱茵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65年，第366页。
[29]斯威德勒：《中东调节游牧民与定居互动的适应过程》，《沙漠与播种》，第37页。
[30]埃克瓦尔(Ekvall，Robert）：《活领域：西藏游牧之关系》，纽约：豁尔特，莱茵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68年，第223页。
[31]克拉德尔：《游牧业的生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59年第11卷第4期，第505页。
[32]福德：《栖息地、经济和社会》，第404页。
[33]巴斯：《牧场社会经济变化及社会问题：一些具体因素》，见《中东和西南亚自然资源利用的生态指导原则》，瑞士：莫尔日，1976年，第75页。
[34]《中亚及哈萨克民族》，1962年，第440~441页。
[35]西马科夫：《构建吉尔吉斯牧业经济类型的尝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苏联民族学》，第24页；参阅费尔南德《阿富汗的游牧业——附奶产品目录》（第129页）关于阿富汗的半定居牧民。
[36]参见，例如，Poucha，1968：121；Kussmaul，1969：32。
[37]古利费：《家庭牧群：关于东非两个牧业部落的研究——杰人和图尔卡纳人》（第125~126页）关于图尔卡纳或阿萨德人。
[38]《中亚及哈萨克民族》，第221~222页。
[39]引文出自菲利什京斯基（Filshtinsky，I.M.）《中世纪阿拉伯文学》（莫斯科：科学院，1977年）第147页。
[40]引自瓦西列夫《伊斯兰教的清教徒？瓦哈比派和第一沙特阿拉伯国（1744／45~1818年）》，莫斯科：科学院，1967年，第200~201页。
[41]见巴斯：《西南亚山区和高原地带的游牧业》，第342页。还有德普拉豪：《安纳托利亚和伊朗山区生活面面观》（载艾尔［S.R.Eyre］和琼斯［G.R.J.Jones］编《作为人类生态的地理学》，伦敦：爱德华·阿诺德有限公司，1966年，第303~304页）关于卢尔人和伊朗阿塞拜疆人；斯普纳：《在中东游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位》（《亚非研究杂志》，1976年，第7卷，第1～2期，第122～131页）关于桑萨里人(theSangsari)。
[42]巴斯：《西南亚山区和高原地带的游牧业》，第342页。
[43]例如，克拉德尔《干旱地带之社会生活》，《干旱之地》第409页提出的定义。（Krader，1966：409）
[44]约翰逊：《游牧的本质：西南亚和北非牧业迁徙的比较研究》，第18～19页。
[45]索尔（Sorre，Max.)：《人文地理学基础》，第2卷，第2部分，第647页。
[46]Bacon，1954：54.
[47]见克拉德尔：《中亚牧业的生态》（《西南亚人类学杂志》1955年第11卷第4期，第302页）、《游牧业的生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59年第11卷第4期，第500页）；古利费：《家庭牧群：关于东非两个牧业部落的研究——杰人和图尔卡纳人》（第18、29页）；布里莫（Bremaud，O）和帕戈（Pagot，J.）：《萨赫勒的牧场游牧业和季节性迁徙》（《干旱地带问题》，第320~324页）；巴斯：《西南亚山区和高原地带的游牧业》（第342页）；博安南（Bohannan，Paul）：《非洲大纲》（企鹅出版集团，哈蒙兹沃思，米德尔塞克斯郡，1966年，第48页）；拉铁摩尔（Lattimore，Owen）：《中国的内亚边疆》（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7年，初版1947年）；克利麻（Klima，GeorgeJ.）：《巴拉拜格人：东非牧牛者》，纽约：豁尔特，莱茵哈特—温斯顿出版社，1970年，第18页。
[48]参阅对欧洲山区和高加索牧业研究相对透彻的资料。阿伯斯：《牧业生活地理：以欧洲人为例》，《地理学评论》1923年第8卷第4期，第562~564页；霍伊夫勒（Haufler，Vlastislav）：《捷克斯洛伐克山区及其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中欧东部的养畜业与牧人生活》，1961年；克兰德扎洛夫(Krandzalov，D.)：《瓦拉几人在摩拉维亚》，布拉格：国立教育出版社，1963年；加姆克列利泽（Gamkrelidze，B.V.)：《印古什山区牧业史》，《高加索民族志汇编》（第二集），第比利斯，梅采聂尔巴（Metsniereba)，1968年，第237~247页；《畜牧业和牧人文化》，1969年；曼迪布拉（Mandybura，M.D.）：《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古特祖人（Gutzul）的牧业经济》，见《喀尔巴阡文集——国际委员会喀尔巴阡山脉及其邻近地区民族文化研究论文集》，莫斯科：科学院，1972年，第7～9页；伊斯梅洛夫(Ismailov，M.A）：《19世纪至20世纪初阿塞拜疆所谓游牧的本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报——史学系列：哲学与法》，1973年，第3期，第59页；曼别托夫(Mambetov，G.Kh.）：《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卡巴尔丁和巴尔卡尔人中共同维护牲畜的生产协会》，《考古学与民族学文集》第1期，纳尔奇克，厄尔布尔，1974年，第134页及下页。克列普科娃(Klepikova，G.P.)：《斯拉夫牧业专用名词（在喀尔巴阡地区的产生和分布）》，莫斯科：科学院，1974年，第5～36页。
[49]见雅纳塔(Janata，A.)：《古尔人口：察哈尔省区的人种及人种形成》，《民族学文库》第17／18卷，1962/1963年，第95～96页；舒曼（Schurmann，HerbertFranz.）《阿富汗的蒙古人》（海牙：莫顿有限公司，1962年，第68～70页，第277～278页）关于阿富汗泰马尼北部；盖尔纳(Gellner，Ernest)（《阿特拉斯的污渍》，伦敦：韦登菲尔德—尼科尔森，1963年，第31～32页，第207～208页）关于大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
[50]夏皮罗(Shapiro，A.L.)：《14～16世纪俄罗斯社会经济史问题》，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72页。
[51]巴托尔德（Barthold，V.V.）：《塔吉克人史纲》，文集，第2卷，上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第467页。
[52]见穆西尔（Musil，Alois)：《鲁瓦拉贝都因人的风俗习惯》，美国地理学会，东方探索与研究，1928年，第6期，第44～45页，纽约。迪克森(Dickson，H.R.P.)：《沙漠中的阿拉伯人：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人生活》，伦敦：乔治·艾仑和昂温有限公司，1951年，第108～111页；库恩（Coon，CarletonS.)：《穿越沙漠的商队（Caravan）：中东的故事》，纽约：罗伯特E.克里格出版公司，1976年（初版，1951年），第198～19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