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解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口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客观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存续力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非遗，是萌蘖于遥远的“过去”，并在当下活态“在场”的传统文化精髓，自然成为存续力最佳的解析切口。沿着此切口，首先解析出存续力是一种使其持续存活的能力，源于中华民族特别优化的文化基因。继而从非遗有序的传承性、有机的结构性、有方的流动性、有限的变异性与有效的价值性5种基本属性切入，解析出重复力、连贯力、扩增力、规范力、内聚力、外联力、吸纳力、弥散力、交互力、自愈力、创造力、耦合力12种存续参量。上述存续参量形成了一种自组织存续系统，它们同频共振，相涵互促，最终内生为一种非遗存续的宏伟“合力”持续发挥着维生效能。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等文明古国，或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唯有中华民族一直延续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客观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生发出具有维系其存续的力量。该力量虽隐而不彰但不显自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连续性”的密码与法则。
那这种存续力是什么?它的形成根源是什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它具体包含哪些力量元素?每一种力量元素在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又是什么?种种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力是何?由何?为何以及如何?只有解析出这一系列问题，才能系统地、完整地解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
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量巨大，指涉丰富，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作为解析切口。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对其进行存续力解析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一方面，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盛赞非遗，称非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等。另一方面，非遗的意蕴丰厚。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量巨大，但整体无外乎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字、开近代文明先河的科学技术、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完备自洽的哲学思想与承古烁今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非遗内容亦十分丰富，包括优秀的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技艺、医药、戏剧、体育、杂技、曲艺、游艺、民俗、民间文学等。上述非遗内容弥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角落，对非遗存续力的解析自然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的“具体的普遍性”回应。其次，非遗纵贯人类历史古今，如制陶、缫丝、钻木取火、针灸等都肇始于原始社会。最后，非遗遍布中华大地，囊括56个民族，横贯各个阶层，弥漫在生态、生活、生产、生命的方方面面。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的
基本意涵、形成根源与存在价值
何谓存续力?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何谓存续。存续作为一种极具解释性话语频繁出现于学术探讨与政策制定中，如存续机制、存续方式、存续生态等。但对“存续”这个概念本身的具体解析，目前尚处在“耳熟”但还“未详”的阶段。
在汉语词库中“存续”并不是古语，而是新的合成词，所以要理解它的深层含义，就有必要从字源学上进行厘清。《说文解字》:“存，恤问也。”初义为问候、省视。段玉裁解释为:“从子，在省。”并注云:“在，亦存也。”所以“存”有存在、生存的意思。如，《公羊传·风公三年》:“有天子存。”何休注:“存，在。”此义成为“存”的主体意思之一。如今“存”常表述为生存、保存等意思。回归到非遗语境中，“存”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的是有支撑非遗呈现的相关物质的客观实在，如传承者、工具、原料、实物、手工艺品、场所等，这些视为“存”之基。第二层意思是指可以进行讲述、表演、制作、参与等活动实践，这些视为“存”之本，这一层是判定非遗是否存活的根本。若只有“存”之基，而未有“存”之本，则是物质实体或物质遗产。所以存续力在非遗之“存”不仅是存在，更是存活，二者若缺一则不能称非遗为“存”。《说文解字》:“续，连也。”本义是连接，后引申为继续，如《庄子·骈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所以说，“续”字的核心意思之一是连接、继续。再回归到非遗语境中，“续”是一种上传下承、此传彼承、昔传今承的连续、持续过程。由此可见，“存”是一种静态与活态兼而有之的客观存活状态，“续”是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脉相承。前者观照“现实性”，后者观照“成长性”。二者关系为“存”是“续”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续”是“存”生生不息的保障。“存续”则是指非遗存活并持续发展，即存活的连续性。而“力”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力，而是指文化所具有的作用或具备的能力。所以，本文将“存续力”界定为一种使文化事象持续存活的能力或作用。
存续力形成的根源是什么?因为存续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的能力，回答这个根源问题就要从文化起源上面说，即文化是由谁形成的?从发生学角度说，是人形成了文化，文化也就是“人化”,它依人而生、向人而化，是人的世界的对象性存在,文化的存续力量自然也是由人赋予与加持。
物种的生命存续是受遗传的生物基因控制，这已在许多生命现象中得到映证。每种生物都有各自大致相同的最高寿命。如，人约为100—150年，龟为200年以上，虎豹为40年等。长寿者多有家族长寿史。如，学者对新疆近900名90岁以上长寿老人的调查结果表明，有家族长寿史的占73.5%，广西百岁老人有家族长寿史的占77.2%，湖北长寿者也有类似的结果。可见不同物种的自然生命存续长短，生物基因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基因是保持生命延续复制的密码。人的完成是由“质”与“文”两方面组成，“质”的长短仅是人在自然方面的体现，但人还有“文”，即文化方面。人的生命存续是由生物基因决定，那人的文化方面的存续也一定受某种类似于生物基因的因素支配。而这个因素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首先是一种“精神信息”，内置人的“精神遗传密码”。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特色，具有相对的、长期的稳定性和足够的生存力”。同时，这种精神遗传因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是决定文化特色的“内在力量”和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由上可知，文化基因是人持久支配各种精神过程运用的程度和方向的核心动力机制，是深刻影响文化性质的基本文化单位。而由人形成与创造的文化，都是在这一单位上“生长”起来的，也就势必将人的文化基因所具有的动力或作用，通过人外化设定注入了异己的对象(这里指文化)中，这种对象化存在也就具有了文化基因遗传的力量属性。这种力量属性会决定与影响后续非遗存续的硬度，控制非遗存续的久度，规制非遗存续的向度。所以，作为一种文化亚类的非遗为什么有着强大的文化存续力，那是因为形成它的主体有着具有存续作用的文化基因。这也回答了虽然非遗整体有着强大的存续力，但由于具体传承主体文化基因的存续力量不同，导致了具体非遗事象存续力的各异。
所以，人是形成非遗存续力根源的前提，文化基因是形成根源的基点。这从陈忠实《我的秦腔记忆》中的一段话可作为存续力形成源泉的逻辑印证:“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杯展示。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秦人”的存在是“秦腔”存续力形成的前提，特有的“襟怀”是独特的文化基因，秦人通过把特有的襟怀熔铸到秦腔中，秦腔就具有了永世不灭的存续力。所以，人的文化基因是形成文化存续力的根源。而就非遗而言，往小、往“脉”上说，非遗个项的存续力源于具体传承主体(个体或群体)的文化基因;往大、往“根”上说，非遗整体的存续力源于中华民族特别优化的文化基因。说它特别，这是从充满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传统武术、书法、昆曲、中医等典型文化现象中反推所得，培育它们的文化基因亦是独脉特种。说它优化，从上述典型文化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传世性价值，反推出孕育它们的文化基因是一种优质的因子。
这种存续力又为何存在?存续力赋予了“易逝的文化”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流传的、可再次接收的力量，使对生命世界具有重要的当世文化创举凝结成经典的意义叙事，让经典文化获得永世存留。后世并以此经典为参照进行生产与再生产，使得让拥有存续力的文化不仅能获得一世的力量，还能够在万世续航中获得受益;不仅实现一种永续，还是高质量的永续。而非遗又在高质量永续中不断积聚强大的超越与再超越能量，这种能量最终使得整个民族在文化反作用力下取得长足进步。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的
表现形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非遗，是萌蘖于遥远的“过去”，并在当下活态“在场”的传统文化精髓，自然成为存续力最佳的解析切口。而从非遗何处“切”才能切准与切透，使所获之力得以被全面而又精准地呈现就是接下来要探赜的问题。弹簧有弹力是因为其有伸缩性，磁铁有磁力是因为其有磁性。文化中的力虽然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力，但是物理世界中不同性质的物质形成不同性质的力这一现象逻辑，为本文非遗存续力的解析提供了思路。即非遗有存续力也是因为有使其存续的属性。因为“在非遗研究相关重要概念与基本范畴中，‘属性’是其元点性、本原性、本质性、核心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是深刻认知、科学研究、准确把握非遗的逻辑起点与认知视角”。故此本文从非遗的属性切入，去求解内存其中的未知存续力。诚然，非遗属性是复杂的，如传统舞蹈有着即兴性、自发性、体势性等属性，传统武术有着竞技性、健身性等属性，但无论传统技艺、武术、民俗，抑或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等，皆囊括于“非遗”这一共名下，自亦有着一般属性，笔者将其具体归纳为有序的传承性、有机的结构性、有方的流动性、有限的变异性与有效的价值性，正是这5种属性不断生发着非遗持续存活的力量，从而实现非遗的勃兴永续。
(一)有序的传承性内生出存续的重复力、连贯力与扩增力
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存续千年却丝毫未显疲态，这得益于非遗的传承性。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有序的，具有“传→承→传”的周期性规律。同时，这种“接力棒式”规律过程还体现出一种动力机制。所以，有序的传承性就具有了“传→承→传”的周期性动力的效能。笔者将这种动力释析为一种循环力。
循环力首先表现为一种镜像式重复机制。非遗无论是以口传形式抑或仪式形式周期性重温或重演，都是在无形中通过不断重复实现“曾有的东西”的复现化。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曾说过:“重复，尽管它没有半点逻辑——经验的价值，但比最好的逻辑——经验论证更为有效。”可见重复通过反复强化，幻化为文化存活的保鲜术，实现非遗不断重生的目的。并且这种循环的力量带来的重复既作用于表层，比如非遗某种行为、动作、章法、操作等精准重复;又作用于深层，比如观念、思想、知识、韵律、原型、母题等深度重复。所以重复远不止于具体文化局部的传统再造，更是特定文化的整体挪移与深度克隆。即使在彪炳个性的当下，重复的力量依然故我地呈现为一种现实普泛式的“惰性发展”。诚然，这种力量在后现代打上各种落后、机械、保守的价值标签，但这些并不能否定由传承生发出的重复带给非遗存在延续的事实。而且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证明，文化的丰厚和辉煌，很大程度受益于这种由重复所带来的“保守性”中。
其次，这种循环力也表现为一种连贯。这意味着非遗是自始至终的不间断，一贯到底的循环。正是因此作用才能弥补非遗展演、呈现稍纵即逝的瞬间性，克服个体生命周期相对短暂的客观性;正是其连贯，才将文化寿命在每个循环周期连缀起来，并以一种轮回的方式被无限地延伸，非遗才具有了属性维度上的永续。
最后，这种循环力量与绝对不变的循环又有着区别，它里面嵌入了“累积”。所以，上述有序传承性的完整表述应为一种“传→承→累积→传”的循环。累积是指每一代文化都会在继承既存的文化知识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在代际间的传承中不仅每一次具体的传承都把既有的文化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活态地汲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养分，经由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综合，而这种综合自身又被传递给他人。通过这种不间断的循环往复使得文化更具生命力，隐含着厚积薄发的潜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非遗当属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民间文学类非遗，如被称为三大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它们的世代累积型创作特征非常显著。此外，汉族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以及有关“八仙”的传说等亦属此类。可见有序的传承生发出的存续循环力是一种增量、一种丰富，不是一种“回归源头的循环”，而是“前行的循环”。所以这种有序的传承内生的循环力是一种螺旋式的循环力，即一种扩增力，在既有的基础上或快或慢地扩大，或多或少地递增，而并非一种“冷冻式”的保存、历史性的定格。
故此，通过上述解析可以探赜出循环力意味着重复、连贯和扩增的3种文化动力学倾向。它们以循环的姿态内存于非遗的有序传承中，整个力学机制可以表述为传承形成了循环，循环内置了重复，重复保障了连贯，连贯催生了扩增，扩增再次裹挟进了循环，从而实现了非遗维生的无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加利阿尼的一句箴言:“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
(二)有机的结构性内生出存续的规范力、内聚力与外联力
要知道非遗有序传承中内生的存续力量并不是在理论真空中进行的。但是在跨时空的周期性振荡中，非遗依然能够被识别出相似的“血型”或“基因”，在坎坷跌宕中一“脉”相承，不断进行固我的循环。可见这种循环的“软力量”有了某种“硬支撑”，这种硬支撑就是非遗的结构。结构指文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秩序、构架关系及主次地位。纵观那些框定在非遗范畴中的传统艺术、神话传说、戏曲歌舞、节日仪式等，还有知识理念，甚至某一方言土语、某种乡土味道，无不体现出某种抽象的结构性原则。如，孙志鸿将中国传统音乐(包含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4类)归纳为对应性结构、板腔体结构、三部性结构、起承转合式结构、变奏性结构5种结构，其中仅三部性结构作者又从音乐材料上将其归纳为头尾合式、层递式、对比再现式、并置式三部性结构。又如，无论何种形式的民间故事，它都有着一定的“故事法则”，钟敬文于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故事时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特点。他在《蛇郎故事试探》中将故事的结构形式区分为原形的、变态的和混合的3种，仅混合形态又归纳出与“老虎外婆式”混合、与“螺女式”混合、与“老虎外婆式及螺女式”混合、与“灰娘式及螺女式”混合4种典型结构。
而非遗的结构性并不是在文化萌芽期就形成了，因为结构并不是某个先行包含了所有预成因子的源头的程序性展开，它需要不断持续制作——也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或实践积累。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性”(梁漱溟)民族，中华文化肇始于5000多年前，这为非遗孕育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纵观存续当下的各种具体非遗，几乎生成于遥远的“过去”，如国家级非遗济公传说起源于南宋末年并传承至今，皮影戏产生于西汉等。而非遗正是在充足时间加持下，使得它们在有序的传承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朝向结构增强与加固的方向演化，不断走向成熟，甚至达到高度精细复杂的程度，从而在当下“社会世界”中形成某种固定的、具体的“客观结构”。如，传统节日总是置身基本固化的时空框架中，体现在一年之中节日体系的“大结构”、具体节日潜藏着“小结构”、节日内某形式与内容的“微结构”与节日“内结构”，四者互相嵌套，表里互助，形成节日结构系统。而传统文化一旦成熟到了形成结构，就会走向恒定，走向规矩，走向程式，此时结构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了使其持存的有机力量。
这种结构的力量首先以规范的效能发力。生物为了在复杂的外环境中生存，首先必须保持自己内环境的稳定性。文化亦然。非遗的有序传承以结构力展开，结构充当着非遗存续的引导、规制、矫正、免疫效能的一种路径依赖与程序惯性，使得在时空向度内的非遗在先在的观念框架和趣味尺度中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与保真度，保证循环的充分性，告示着它的持续存在。如，昆曲、新疆木卡姆、纳西古乐、西安鼓乐、冀中笙管乐、福建南音等等，依然存续着唐宋大曲、明清南北曲曲牌音调和乐曲形式，呈现出一种近乎不变的音乐结构(用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它们都“保留了音乐家可能叙之为‘旋律’的东西”)，并以其自身的方式顽强地向前行进。具体来说，它会以程式、图腾、禁忌、惯习等具有规则、准则性作用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规定着主体应当如何思维、如何行动、如何遵从等，甚至遵从或违背这些规则会有什么奖惩也在结构体制内，因为在结构的“束缚”下，若出现有悖结构的行为，则会使行为主体形成潜在的“不自在”或者“不适应”的“身份焦虑”或“结构性紧张”，正是这种结构力的发挥使得非遗即使以千年为单位审视变迁，依然能绵延不绝地进行翻版与回放，维持着一种动力学秩序。如，传统武术的种种行为方式无不受其所内置的结构的规制引导，传统武术的结构主要包括技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这就使得传统武术不仅要用“形神兼备”“整体劲力”等技击观来规范技术动作，同时还需运用“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等价值观关照武术人生。为此，在运气、聚气、养气功法练习中，要做到中正安舒，不偏不倚;动作变化中要求阴阳对立，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动作的编排上要求动作快慢相间，上下错落有致。复杂规制，交织发力，使得传统武术地位在时光荏苒中岿然不动。
其次，这种结构的力量以内聚的效能发力，结构力具有归属聚合的纽带效力。以祭祖习俗为例。中国社会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社会，而这种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表征则是祭祖仪式。祭祖仪式作为以集体历史记忆为中心，以共同的信俗和共奉神祇为标帜的结构化行为，它有着序宗族、慕家庭、聚人心、护稳定、造和谐的内聚力量。并且，结构力的内聚作用在诸多非遗有序传承中早已不囿于一地一隅之聚，而是逾越了政治、地域、意识、种族、民族，交织互渗，成为人类学家所言的“寓意丰富的纽带象征，它们将领袖与被领导者、高贵者与低贱者维系在一起，共同生活于这个社会世界之中”。非遗结构能把中华民族中的各个分子内聚起来，成为维特根斯坦式“纺绳共同体”。以妈祖信俗为例。它发源于我国大陆，其强大的结构内聚力使其不仅成为大陆与港、澳、台人民的共同信俗;而且远在美洲、澳洲、东南亚等地的海外侨胞，在信俗方面也固我地保持着拜天后的习俗。这种基于结构力表现出来的内聚效能能使非遗在面对各种离散性的内外冲击时不被撕裂。
最后，这种结构的力量以外联的效能发力。非遗的结构并不是机械地、孤立地存续，它一定是镶嵌于更为宏大的“大传统”中，这就使得其必然与“大传统”内各种大小结构缠绕在一起，形成紧密的多结构绑定连锁关系。这种连锁绑定既作用于文化间，又作用于文化外。如，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榆林的非遗，从作用于文化间来说，其与陕北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边塞文化间有着极强的结构关联;从作用于文化外来说，它不仅外联到国家、宗教、经济等宏大的集体意志，同时渗透到家庭、宗庙、集市等微观日常生活。具体非遗内生结构向外与各种结构捆绑联结，形成千丝万缕的“大结构链”，使得生存于此结构链中的非遗在常态存续中更为稳固，在应对冲击源时能够实现助力共担，转嫁风险，能更好地持存下去。
由上可知，结构类似于非遗存续所需的“钙质”与“筋骨”，锚固在文化各个层次，以柔性的“筋脉”抵抗撕裂，以结实的“钙质”缓冲风险，褪去“软力量”的稚弱，使文化不容易位移与断裂。即使在循环力失序的时期(如新冠疫情期)，非遗基于文化自身的结构机制所产生的惯性自发地将原有的运行模式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重新开始呈现时良性运转。可见，由有机结构性内生的规范、内聚与外联力不光能让文化“保命”还能“续命”。
(三)有方的流动性内生出存续的吸纳力、弥散力与交互力
正如世间万物的流动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流动(流播迁动)中，最初在中华腹地和周边区域流动，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山东泰安大汶口、河南渑池仰韶、四川三星堆等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玉文化、陶文化、青铜文化、金饰文化等，彼此都有相同与相异的成分。随后朝向更加辽远的地方流动，最著名实例当然是丝绸之路上的流动。而这种文化流动性一般会产生流入、流出与互流3种方向的力，即传统文化具有有方(向)的流动的属性。其中作为“活态文化”的非遗自然亦有流动性。即使其长久生存于一个变动不居、“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时代，非遗也并不是僵死不动的。只是相对于“流动加速化”(齐格蒙特·鲍曼)的时代流速较缓、流量较少而已。而流动性的非遗自然生发出非遗的流动力，因流入、流出与互流不同的作用方向，这些力学效能分别成为具有存续力量的吸纳力、弥散力与交互力，实现了文化间不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充沛流动，成为非遗存续不竭不涸的能源、伟大的动力所在。
有方的流动性流入生发出非遗存续的吸纳力。当代哲学家赵汀阳在《惠此中国》将中华文化的这种吸纳的力量比喻为“旋涡”，外来文化元素是不断向心卷入中华文化“旋涡”的“礼物”。非遗如同“旋涡”一样，吸百川之流，纳百家之萃，形成一种文化汇流之势，从而建构起自己更为先进、博深、开放的文化系统，使自己所属文化更加优化、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如，西安鼓乐中的俗派是由长期掌握在农民手中的部分僧派乐曲不断吸收民间音乐而形成的，其演奏夹杂了戏曲和秦腔的特点，音调高扬、粗犷、浑厚、热烈，最终成就大唐之音响彻千年。再如，起源于宋代、福建的妈祖文化，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之所以千年香火生生不息，主要得益于它以妈祖信俗为核心，吸收神话、传说、故事、音乐、舞蹈、戏曲、叙事歌谣、游戏、祭典、祭仪、民俗、艺术等形式，并接纳建筑、雕刻和其他手工艺等并肩而存。同时，非遗强大的存续力不仅得益于吸纳本族文化，还吸纳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纵观中国各个时代的陶瓷作品都不难发现外来文化的踪迹。正是这些异域元素被巧妙地吸收、接纳，才最终熔铸成富有中华特色的陶瓷艺术。如，随着佛教的东渐，西汉陶瓷艺术中注入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莲花、忍冬、卷草等佛教图案成为陶瓷艺术中的热门元素。元代异国的钴料(波斯一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钴土矿)流入我国，使元代的陶瓷技艺更为光彩夺目，开创了青花瓷新纪元。
有方的流动性流出生发出非遗存续的弥散力。季羡林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它是一种从微观世界转向宏观世界的“文化的社会辐射”(汤因比)，呈现了一种文化分流之态。向外流的非遗生发出存续的主动弥散力与被动弥散力。主动弥散力是指，随着某非遗在文化源地自我发展且日趋成熟，而周遭或其他地域因文化元素的“真空”或“缺位”，从而产生一定的文化势差，在大文化语境中因某契机主动发生空间溢出、外趋，从而在新次生域扎根开显，完成命运转型。如，秦腔文化流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有着不同的弥散路径，但向外弥散本身是不争的事实。在秦腔声腔系统确定之后，它很快就由“娘家”(陕甘地区)向外弥散。有研究者指出秦腔的“婆家”当下除了西北五省的广大区域外，还弥散至四川、江苏、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云南、贵州、福建等地。非遗在常态时弥漫四散，遍地开花，实现新区域进一步增生，表现为某一非遗弥散到新地域，而后又不断深塑与强化，生长为新的标志性非遗;而这一标志性非遗又经过相似的弥散机制，周而复始，存续发展。如，秦腔弥散至山西、河南，兼及山东、河北等地的路径又对我国北方梆子腔戏曲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像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在1952年正式定名前称为“秦腔大戏”)的形成就深受其影响，而河北梆子又在其成熟后以相似的机制继续发生着弥散，向中国东北三省、江淮地区以及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继续散发着或强或弱的弥散力。被动弥散力是指，由于文化原生地发生非常性事件，窒息了自己的生存，被动出现分流，发生弥散力。试想，如果没有河北木板大鼓为生计所迫流入北京、天津，哪有后来的京韵大鼓;如果没有200多年前的一批安徽戏被动流向京畿，哪有后来的京剧。如果没有1000年前影戏避靖康之乱西出潼关，也就没有了今天稳固的北方皮影、西部皮影与中南部皮影的文化矩阵。如果没有傈僳族因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长期的迁徙生活，也就无法形成多姿多彩的歌舞、服饰、婚俗、阔时节、口弦、葫芦笙、火草织布技艺、民间传说等傈僳生态。正是由于向外流的非遗生发出的弥散力使得非遗既能在面对非常态时“另谋出路”，存脉留种，又能在常态时带来“遍地开花”的存续效果。
有方的流动性还有双向度的互流，在“肥水互流自家田”中生发出存续的交互力。理念在比较中发展，智慧在碰撞中产生，方法在借鉴中升华。如，新疆各族(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等)在剪纸技术方面相互学习，形成了突出又别具一格的剪纸艺术特色。各种交互力的作用包括语言和语言交互、思想和思想交互、技巧与技巧交互、动作和动作交互甚至信仰和信仰交互。这里要说的是非遗的交互力并不是交融力，区别在于它既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也不是两种文化合为一种文化，这种力是一种进行时态，有着过程属性，它是既彼此独立，又彼此依靠、渗透;既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又彼此竞争、各展所长的过程。所以交互力所促成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别有风格、各放异彩的共生态势，也就是在交互力作用下往往促成了一种共生的情态，交互—共生，共生—交互，在有方流动性的非遗中持续作用，如新疆地区剪纸虽然不断交互，但绝非完全交融，而是共同生长并彼此认同，因此时至今日新疆区域内各民族剪纸依然有着清晰的文化边界和显示度。这种交互力既存在于上述同种非遗间，也有异种非遗间交互共生。如，武术吸收中医成分，促进了武术技法的合理化，完善了武术运动训练理论，促进了武术自身体系中药功、骨伤科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武术医疗体系;练武用武的实践又拓广了中医对人体活动规律的认识，武术内功法和健身拳术丰富了中医的保健手段。正是武术与中医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相互吸收、渗透，才成为二者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力量之一。
有方的流动性使浸渍其内的非遗或缓或急地流入、流出与互流，正是因为流动，产生了存续的吸纳力、弥散力与交互力，文化才不会断流，从而源远流长。
(四)有限的变异性内生出存续的自愈力与创造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变异性。变异性指的是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变化的属性。世界上没有完全不变的东西。传统文化的变异虽然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但只要一直生存于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不断运变中，它要获得存续就注定要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异之中。正如著名学者潘光旦所言:“纵观宇宙，上自星象的形成，下至人类的繁殖，自其动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变’，自其静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异’，自然历史家名此种现象曰:‘变异’。”故此，即使常以“不变应万变”为自称的非遗亦遵守此道。可以说，所有的非遗自萌蘖后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非遗的变异分为被动变异与主动变异。所谓被动变异是在外在环境变动下为了存续被迫进行应答的适变，主动变异是指非遗继承达到一定的增量后主动引起的突变。只不过非遗的变异是一种有限的变异。“某物之所以为某物，只是由于它的限度，只是在它的限度之内”，被动变异的有限体现为变是为不变服务的，是一种处在不变的立场去变，再以“万变”来成其不变。而主动变异的有限是指变的前提是有限定的条件，它是一种基于“传统”限域中的“发明”，一种继承创新的孕育关系。总之，无论被动抑或主动变异都是一种“万变不离其本宗”的“有限”之变。
而由被动变异与主动变异生发出两种非遗持续存活的力量为自愈力与创造力。其中，自愈力是一种存续“自愈机制”。该理念旨在解读传统文化为何赓续千年、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自愈力是在面临外力挑战时或受到损蚀时保持恢复的能力，或因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文化环境的位移、文化信息传播的急速演变等外在良性或恶性变化，出现了一种文化变异过程中的“阵痛”，通过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保护，达到一种自适、自渡的自我疗愈目的。首先，是自我更新。以传统节日为例。随着网络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特征日益凸显，许多节俗做出具体形式局部或表层更新。以过年来看，压岁钱更新为电子红包;电子鞭炮也通过“新瓶装旧酒”形式被大众所接受;除夕的主题也不再是燃烛守夜，看春晚、集五福、抢红包成了新节俗;拜年的数字形式更是花样翻新，古人有登门拜年、“飞帖”拜年等形式，如今短信拜年、语音拜年、邮件拜年、视频拜年等则成为新主流。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云过节”的现象也不断增多，出现了如“云上过清明”“云上过端午”“云上过中元”等新形势。其次，是自我调节。当外在生态发生变化时，尤其这种变化与非遗本体相抵牾，为了避免与外在变化持久冲突，文化本体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自我微调。如，社火作为遥远的传统文化事象，总是能召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中，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调整、平衡着“娱神”与“娱人”的比重。再次，是自我净化。在中国庞大的优秀文化体量下，免不了存在着微量糟粕。自净则是通过文化间的内部运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劣存优，稀释、消解、剔除掉本体中封建迷信、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等落后的、腌臜的因子。如，传统武术早期内含着一些“暴力残酷性”“神秘主义”因子，在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文化生态竞争与筛选中，逐渐将这些不利因子对冲、消解掉。最后，是自我保护。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下，非遗会避其锋芒，“冬眠”起来，降低自我损耗与外在损蚀，韬光养晦，等待“春暖花开时”，实现“春风吹又生”。“文革”十年，几乎所有非遗都以潜藏的形式蛰止起来，在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春风下，蛰伏起来的非遗又以饱满昂扬的姿态迎来了发展的“新春”，实现了再生长。自愈力通过与自然、历史、时代的外在愈合，最终实现了自我愈合。这种被动变异生发出的自愈力常常拯救非遗于非常之时，这也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非遗，虽屡遇危困，但却总能化险为夷，在危机后重新焕发生机，连绵不断的原因。这种自愈力暗合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规律，成为非遗千年顽强而执着的密码。
再谈创造力。文化没有创新的力量，是存不远，存不好的，传统文化亦然。它是一种主动进步、主动发展、主动发生跃迁的力量。在非遗语境内，创造力是由有限的变异而生发出来的。非遗在累积的基础上形成存量，在不断的累积中达到增量的峰值，在继续变异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突变，产生了创造的力量。相对于自愈力作用于过去，创造力更青睐于未来，代表着一种先进的力量，能与时代同步，甚至往往具有引导时代的力量。如，20世纪50年代，古筝演奏在继承单手演奏的基础上，创新了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法，这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而这种引导时代并维系文化存续的新生的创造“基因”又固化到各种传统文化实践中，在继续变异的文化过程中再次累积，从而实现了漫长历史演变与创造力累积的并行态势，使其创造力保持与时代的同步，永不枯竭，进而实现文化整体的生生不息。如，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是由古代人在漂絮中无意发明出絮纸的基础上，将絮纸所提供的纤维分散交结成膜的技术，与由纺织业积累起来的提纯植物纤维素的经验进行结合，之后在西汉人民的多次实验下，开拓出以植物纤维造纸的新技术，这种技术最终在东汉蔡伦所统辖的部门统一运作下获得升华与推广。造纸术的破“壳”成为轰动当时的“最前沿技术”，在继续变异中带给了书法、剪纸等传统文化的新动力，极大地拓宽了发展维度，并且在当世也带给世界其他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罗伯特·坎普尔所指出的:“‘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非遗在有限的变异中生发出的自愈力与创造力形成了一种双重变奏，使得非遗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张弛有度，演奏着不死不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变乃恒”的圣歌。
(五)有效的价值性内生出存续的耦合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价值性。“价值既是关系，也是属性”，是客体对主体的有效性，即客体以自己的属性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事象，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理性和生存智慧，自然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层文化意涵与价值质素。对于非遗的价值，《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手册》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叫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是人类通过民间口头形式传播下来的无形文化遗产，它蕴藏着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人类另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其内容、内涵比起物质类遗产更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它的价值性既体现为普泛性，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等;又体现为独特性，包括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健娱(“保健、娱乐”的简称)价值等，如美术、技艺、医药、民俗等非遗自始至终有着明显的经济价值;还体现在层次性，包括表层价值、中层价值与深层价值。
非遗的价值性生发出存续耦合力。耦合力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通过互相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物理学，当下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文化创意学等人文学科。本文的耦合力指的是作为非遗本体价值与主体需求这两个对立统一的系统，在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过程中，联合起来实现给予与授受的会合，产生一种对非遗存续的增力。这种使其存续的增力效度与强度生发于非遗具有的多样价值、独特价值与核心价值中。
首先，非遗的多样价值与主体多元化需求联合生发出的耦合力带来了存续的广度生长。非遗的价值含量与所生发的耦合力呈存续正相关性。非遗价值愈多样，层次愈丰富，体系愈完备，由此生发的耦合力量往往耦合着不同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多线交汇的耦合力。如，茶类非遗自产生伊始，就为各阶层、各时代所青睐，究其原因之一是它既具有营养、药用等生理性的基础价值，又源于“以茶为媒”文化基调而有的调和、稳健社会、民族、国家关系的衍生价值，还有着体现娱乐、审美等整合价值的茶艺、茶技、茶戏。正是茶丰富的价值，使其具有了价值可塑性。首先，能与不同时期主体需求耦合，既能耦合于物资、医疗匮乏的原始期，又能耦合于以工巧精美的唐宋期，还能耦合于闲适、优雅的明清期，更能耦合于多元化、国际化、科技化的当下新时期。其次，与不同地域主体需求耦合。我国茶区南自北纬18°海南岛，北至北纬38°山东蓬莱，西至东经95°西藏米林，东至东经122°台湾。价值多样与丰厚能很好地与各地需求耦合，几乎抵消掉了“水土不服”的生态定律。最后，与不同阶层的主体需求耦合。如君王、贵胄、文人、雅士、僧侣、商贾、百姓等不同身份，各有各的茶俗，各有各的茶艺。
其次，非遗的独特价值与地方性主体独特需求联合生发的耦合力带来了存续的精度生长。独特的场域孕育独特的非遗，独特的非遗具有独特的价值，独特的价值所生发的耦合力自然与场域形成高度紧密度，产生强大的“抓地力”，由此而生的存续力量自然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如，布洛陀等形象萌生于南方民族独特的文化土壤，在壮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萌生发展，成为有主体、有叙事、有圣地、有祭拜节会、有多种仪式和多种功能并影响到民族意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独特形态，成为南方民族以始祖神话为根基的文化中发展最齐全、延续最久远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形态。这种独特的价值负载着本民族祖先僚人久远的历史文化基因与高贵的独特品质，具备了壮族民众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浪漫文化因子。布洛陀与当地民众地方性需求紧密耦合，与本族本土血脉中的基因相耦合，由此而生发的存续力量，即使或隐或显地受到各种文化间戕害、濡化、稀释时，还会进一步呈现出加固与强化的张力，表现出强大的草根韧性。
最后，非遗的深层价值与民族核心价值观联合生发的耦合力带来了存续的深度生长。凡顽强地成长、广泛地传播、蓬勃地发展的非遗，其深层价值多是把握住了国家、民族文化价值之价值，即核心价值观。非遗深层价值并非与一时一事、一地一族的需求所耦合，它不仅超越个体生命的范畴，而且超越生活情境之大、超越社会范畴之上，与族类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相耦合，与人类生命本质追求、与人类整体发展基调的关注相耦合。以端午节为例。自秦汉以后，端午是围绕避疫和纪念两大主题的传统节日，一直延续至今。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两个主题蕴含着中华民族求安祈福的价值取向、孝亲尊祖的报本观念和忠君节义的爱国情怀。这些价值所带来的光晕不会因时过境迁所封印，即使进入新时代文化理性和生态社会的发展轨道，依然能够存续于新文化格局的设置中。非遗深层价值与民族核心价值观联合生发出来的耦合力量是存续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之一，让群体从中获得极大的震撼与冲击，有着很强的穿透性和感染力，成为对“沉睡的过去”最有力的招魂。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力的
解构与建构
面对存量如此繁冗、体量如此庞大的非遗，任何单一的存续力量都无法支撑其存续。本文沿着非遗有序的传承性、有机的结构性、有方的流动性、有限的变异性与有效的价值性5个切口，解构出存续的重复力、连贯力、扩增力、规范力、内聚力、外联力、吸纳力、弥散力、交互力、自愈力、创造力与耦合力12种存续力量。它们虽然表现形态不一，但皆汇聚于存续力系统内，形成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组织存续关系，推动着非遗的存续。从逻辑上看，这种自组织存续关系的12种力量在非遗存续力生成的全过程中既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非遗存续力的逻辑整体。基于价值与需求生成的耦合力是非遗存续力的核心力量与终端靶向，所有存续力量都围绕着该力而发生着或培育或匡正或调适或完备的作用力，向着非遗价值与主体需求不断耦合的靶向发力，以保障耦合力能持续发挥着耦合效应。由有序传承性生成的重复力、连贯力与扩增力充当着非遗存续力运行的原动力。一方面，它是存续力成熟的起始力，存续力只有在重复、连贯与扩增力的先行运作中，存续力才能够成立。但重复、连贯与扩增力并不在存续力步入成熟期就功成身退，而和其他存续力量一并继续在非遗存续中不断地深化着存续作用。非遗演化成熟后，规范、内聚与外联力发挥着非遗存续的稳定作用。非遗的存续力愈趋成熟，这种稳定作用也会愈强。由有限变异性生发的自愈力在常态时并不会被触发，只有在非常时期，即非遗遇到外力冲击，面临“生死存亡”时，存续力系统中就会形成以自愈力为轴心的存续主力，其他力量发挥着助力的辅助作用。而由有限变异性生发的另一种创造力，是驱动非遗存续的源动力;只要创造力存在，非遗的存续就不缺源源不竭的动力。它不仅能够保障非遗在每一个时代继续存续，而且能够保障它在每一个时代处在存续的前沿。而且创造力与其他所有存续力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会产生新的非遗事象存续，该事项会再次纳入自组织存续系统中，又在其他存续力量的作用下向着高序、高质维度中存续。吸纳、弥散与交互力是发生在非遗之间、非遗与其他事象间的存续力，对其他力量触发起到一种催化作用，使非遗加速生长，加快发展。如当非遗存于“热社会”(列维—斯特劳斯)时，吸纳、弥散与交互力会基于“热胀冷缩”规律下变得相对高频，从而会引起创造力催发几率的升高。
在上述存续力解构中耦合力固然是存续力的核心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正如存续力是一种力量体系，因此，非遗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存续力量是它形成了一个由重复力、连贯力、扩增力等构建的自洽的、成熟的存续力体系。尽管这一存续力体系内的各种具体力量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但皆内化于非遗本体，充当着“维生素”的作用，成为非遗存续的营养基。虽然这些力生发于四面八方，但皆向着使其本体存续的方向共同奔赴，最终建构为一种存续合力。所以，存续力是一种由非遗基本属性内生出的维系存续不同力量的宏伟合力。它们上下托举，前后相涵，同频共振，在非遗存续过程中强的推着弱的，当下携带着过去，共同铸牢非遗存续的态势，导引非遗存续的方向，熔铸为一种超稳定的存续力量。
五、结语
虽然非遗存续力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全力，但该理论解释力也针对同样包含着上述5种属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中肯綮。这些力并不会在非遗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中被压缩，只会呈现出更为磅礴、丰赡、强劲的力量。故此，如同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其存续力量也谙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主力。这种存续主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的关键答案，也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关键答案。这一关键答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立锻造了持久的文化能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奠基了饱满的文化实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提供了强劲的文化动力。
